彭元士(1891～1962),字恺丞，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市),安徽高等学堂毕业，曾任道尹公署科长、中学校长、省督学。1935年7月应聘到云南大学任职，先任校长秘书，不久即被任命为云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即馆长)直到1956年。1958年在云大退休，1962年在苏州逝世，终年71岁。
彭元士任云大图书馆主任时，云南大学尚属初创阶段，图书资料不多，而管理十分混乱，极不规范。当时的云南，交通闭塞，各方面都相对落后。他到任后，认识到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办大学必须有与其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相适应的图书馆。而要让有限的图书资料发挥作用，就必须对现有的图书实行规范化的管理。他参照国内外先进图书馆工作经验，在云大图书馆建立了一套图书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多方收集藏书充实馆藏。
他坚持对原有及新购进的图书进行逐册财产登记。彭元士从上海买来永久保存的“图书登记簿”,登录每一本书的序号、书名、著者、出版社(者)、出版日期、页数、书价等项目，实行一书一个号。云大的藏书从1936年的第1号起，至今已达120多万号延续不断。在其任职期间，图书馆的中西文图书绝大部分均系他亲自登录。一本书一个号码的作用在于：从登录簿上可以了解馆藏图书的数量及财产价值；便于记录图书流通过程中损毁、遗失、调拨增减等情节；便于图书出借、归还记录(只需登记或注销一个号)。
他建立了统一的卡片式目录，一套三种：书名目录、分类目录、著作者目录，读者从其中任何一种目录中都可以找到所需要图书。云大藏书的分类编目也是在彭元士手上才走向正轨的。分类法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美国杜威(John.Dewey,1885～1952)图书分类法，按十大类分类。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一度聘请著名学者顾颉刚到云大兼职图书分类编目工作，1947年又聘尹华中任西文编目。期刊、报纸则要每期、每天记录在卡片目录上，并盖上馆藏章。这样一来，云大的图书、报纸、期刊就有了一套完备的目录，对书刊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师生查阅检索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千方百计收集图书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办学经费奇缺，给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更是少得可怜，但彭元士还是用很有限的购书经费从国外、国内购置了一所大学所必备的一些重要典籍，如《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大英百科全书》、《万有文库》、《鲁迅全集》及各类中英文辞典等各种工具书，以及当时云大所设的文法、理、工、医、农五个学院必备的教学参考用书。他又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图书，当时著名的社会人士柏西文(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中国人)、郑一斋就曾各捐购图书数千册。到1949年底，云大图书馆藏书已达9万余册，报刊一千多种。这些报刊多数保存完整、连续不断，尤其珍贵。1995年，云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林超民教授为云大图书馆出版的《云大馆藏旧期刊目录》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许多地方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许多图书馆被破坏，逃难尚且来不及，购书籍、订期刊就无从谈起。此时的云南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昆明成为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云大图书馆也就成为保存抗战时期报刊资料最为丰富齐备的少数图书馆之一，其中数种期刊为全国、全世界仅存的孤本。
云南大学馆藏期刊不仅种类多，且大都连续不断。这些期刊是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相当难得、十分珍贵的资料，为各方面专家、学者所关注。”
林超民教授对云大馆藏报刊的珍贵价值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但人们对这些珍贵报刊收集保存的历程则鲜有知者。先说期刊，多数均不定期，也不能像现在可以预订。内地期刊如上海《东方杂志》等期刊，须从上海——香港——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运抵昆明。一旦得知某种期刊市面有零售时，彭元士即派人或亲自去买回。那么多的期刊，要多年一期不漏地买来供师生阅读、保存确属不易。再说报纸，有些是预订的，有的则是报馆赠阅，但每种仅有一份。报刊都要先陈列于阅览室供师生阅读，过一段时间才收回装订保存。要把一种报纸一张不缺地保存下来，更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云大所存藏的一些报纸，几乎都一张不缺。如《云南日报》(1935～1947)、《云南民国日报》(1930～1946)、重庆《中央日报》(1939～1945)、《正义报》(1943～1949)、昆明《朝报》(1938.10～1949.10)。其他如重庆《新华日报》、上海、香港的《大公报》等等则因战争影响时断时续，不大齐全。
一张报纸如果是在出版的当天，则满街都是，但过了一段时间要去找某一天的报，就很难寻觅了，时间隔得越久则越是千金难求。彭元士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如果发现当月缺了哪一天的报，总要想方设法及时补齐，才让装订入库。一种期刊、一份报纸，其使用价值在于齐全，如果残缺不全，其价值就必然大大降低，或者无保藏价值。所以彭元士非常重视报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经过他执着地不懈努力，才使得云大馆藏的一些报刊保存得比较完整。有些报刊在昆明地区乃至全国找不到第二份，说它是“举世无双”也不算夸张。
彭元士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在工作中作风严谨、爱书如命，责任心很强，对图书馆工作真是殚精竭虑。馆内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如登记书刊、编制目录、为读者找书、办理图书借还手续等都是他做，其他工作人员则只做一些辅助工作。订立的规章制度他带头遵守，身体力行，对师生服务他要求做到“有问必答，百拿不厌”。他经常讲“在图书馆工作要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珍爱图书馆的一书一刊，工作认真、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成了图书馆的传统风气。彭元士主管云大图书馆工作长达二十余年，他对云大藏书的建设功不可没，值得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