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瀛(1895.2～1969.7),湖南长沙人。他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幼年聪明过人，看书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青年时曾师承杨昌济教授，于1915年进入北洋大学堂工学院学习。1919年即将毕业之际，由于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在北洋大学堂金湘生教授的资助下，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矿科大学深造。在美国留学期间成绩优异，受到师生的称赞。1922年学成回国后，任湖南矿产化验所所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及湖南省广雅中学校长。还在长沙楚怡工业学校、省一中、明德、周南等学校任过教，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有一定知名度。1929年湖南军阀逮捕了杨开慧，黄国瀛曾同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出面保释。

1940年春～1944年，他被聘为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系主任。1944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河南省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李毓尧为湖南大学校长，遭到学校进步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爆发了“驱李护校”的运动。由于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师生一边，被学校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其他七名教授一起被解聘而失业[1]。

黄国瀛早年留美同学、西南联大教授兼云大矿冶系系主任的冯景兰(著名学者冯友兰的弟弟)得知他失业后，就向熊庆来推荐黄国瀛到云大矿冶系任教授，黄国瀛受聘后即携家眷于1944年秋迁至昆明。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冯景兰随校离开了昆明，系主任一职由黄国瀛接替。

云南矿产丰富，历届政府一直重视开发矿产。为此云大成立矿冶系后，政府在矿冶系的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学校迁到昆明，矿冶系利用其优势，聘请不少校外著名学者教授到系兼课，使教学水平超过一般院校，矿冶系随之也名声大振，生源不断，人才辈出。但抗战胜利后，这些教授随校迁离昆明。黄国瀛担任系主任后，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聘请优秀人才到校任教，保持所创下的良好声誉。他聘请的原则是：宁缺毋滥，着重聘任曾留过学、回国后在事业上有成就的学者。为此，他通过各种关系四处奔波，寻找留在昆明各单位有作为的人才。由于他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不少学者到校任教。在他的劝说下，先后聘请了当时在昆明师院任教的谭锡畴、在海口一家工厂搞技术的王源璋、昆明炼铜厂搞技术的张文奇、昆钢任总工程师的杨尚灼、筹备禄丰钢铁厂的靳树梁和与黄国瀛同期留美的周则岳等到系任教。他们都是在地质、采矿、冶金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具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和职称，他们到校后出色地完成了所开课程。1948～1949年间，他还争取到一批留美预科班毕业归来的学者到系任教，如谭庆麟、李光浦等。由于有这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使原有的课程能延续下去，矿冶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年他引进的人才，后来都是国家在矿冶方面极有成就的专家，不少人还担任了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领导。

黄国瀛为把自己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一直在矿冶系讲授“采矿学”。在教学中注重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当时云大学术活动和学术会议较少，而由西南联大组织的学术活动和召开的学术会议较多，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他宁肯放弃其他工作，也要带着青年教师去参加校内外的学术会。40年代国内有关矿冶的学术刊物少得可怜，为了给从事矿冶方面的学者提供一个论坛，他从校友中筹集了一些经费，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矿冶工程》。该刊物作为云南大学矿冶工程学会会刊于1946年出版了第一期，并于刊首登出了他的文章“对于培植矿冶人才之我见”,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如何培养矿冶工程人才的独到见解。

由于资金问题，《矿冶工程》杂志纸质极差，但刊出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如许杰著的“会泽铅锌矿床成因之我见”、杨尚灼著的“柏士麦炼钢法之发展及其将来之发展”等。这份刊物也成为全系师生一份学习参考资料，积极推动了矿冶研究的发展。他还以矿冶系的名义在云大编辑出版的《工学院院刊》刊登广告，声明：矿冶系愿利用自己的先进设备为公私团体及个人鉴定矿物。这不仅促进了矿业的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应。他主持落成了矿冶学馆(1990～2002年间为云大公安处所在地，2003年初拆除),并请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为该馆题写馆名。

他到云大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当天，他同进步教职员联名发表了“为昆明市学生罢课而遭枪击致伤亡之事告各界书”,他们的声明有力地支持了进步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欲再杀害费孝通等进步教授。他与费孝通是邻居，得到消息之后，立即通过在美国驻昆领事馆当会计的侄儿黄荫怀，通知美国领事馆用吉普车把费孝通接至领事馆予以保护，使得以幸免于难。

临近解放，昆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经常派特务、宪兵到学校进行骚扰、破坏，抓捕进步师生，人心惶惶。在这动乱之际，他被任命为云大训导长。在当时，任训导长的人大多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他的任职自然遭到要求进步的子女坚决反对。他理解子女的心情，但不好向子女表明苦衷，就委婉地说：“你们不知我的苦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在处理进步学生活动时，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得到镇压进步师生的一些情报后，就及时通知他们，使其安全转移。他还利用训导长的身份，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宪兵抓捕的进步师生。

1949年4月20日，云南大学26周年校庆之际，黄国瀛在纪念特刊上发表的“一年来训导工作简述”中，针对国民党当局对学校的批评指责和对学生采取的镇压措施，直言不讳地予以反驳。他说：“许多人常常焦虑学生思想的复杂，在学校做着政治性的活动，责备学校为何不防范制止，这种责备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如此，那就形成了师生的鸿沟、师生间的隔离。这样的损失，不论在学生学业上、师生感情上，毕竟是重大的。”“由于这种错误的指责，反而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心，就是大学是神圣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绝不能勉强压制。”

1949年9月9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昆明戒严，特务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进步人士，实行“整肃”。13日又宣布解散云大，由宪兵进驻学校。宪兵进驻当晚查封学校的有些办公地点，抓捕进步师生。宪兵进驻学校后，进步学生发现存放在会泽院一间办公室内的理学院民青成员名册、理学院学生联合会印的几百本革命歌剧《白毛女》,一张20寸的理学院师生跳“金圆券”舞的照片还未及时转移，特别是照片又大，成像清晰，如被宪兵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这急坏了与此有牵连的进步学生。当时会泽院大门已被宪兵把守，难以进入。黄国瀛的女儿请父亲出面。黄以训导长身份找借口多次进入会泽院，将书刊和照片全部带走，后把照片藏在家中炉子下的砖缝内。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矿冶系任系主任。1952年4月，教育部为了加速培养工科人才，决定以云大矿冶系、机械系为基础与贵州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生合并组成昆明工学院。1953年，为保证新建工学院院舍的建筑质量，成立了以云大副校长李广田为主任的昆明工学院建筑工程计划委员会，黄国瀛担任该委员会委员，为工学院筹建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黄国瀛一生追求真理，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造就我国矿冶方面的人才呕心沥血。但因他在解放前曾担任过训导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调离矿冶系到院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1969年7月15日因病在武汉去世，1986年11月12日昆明工学院为他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资料来源

1.黄国瀛子女写的回忆文章，《云大校友通讯》,1996年第3期。

2.采访昆明工学院教授杨德森、蔡乔方。

3.杨德森、刘邦瑞、李星龄提供的书面材料。

(刘兴育 张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