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松(1893～1959),出生于贵阳市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祖父白兰岩是晚清知名翰林，曾有机会在官场高升，因不耻权相穆彰阿为人风格，不愿攀附而投身文艺，书画颇有成就。这种家庭传统，是造成他一生品格清高与自学成材的基础。他从一个中师学生自学成为大学知名教授，当然不是偶然的。
他生性仁孝，中学毕业就担负起寡母和弟妹的生活，一边工作一边努力自学。他年十九，适逢唐继尧率滇军入黔招聘人员，遂应试录取为录事，分配作译电工作。由于天资过人，很快就能背诵全部电码，并不时对文稿提出修改建议，获得唐的青睐。1915年蔡锷来滇，商量发动讨袁义举，唐继尧把年仅22岁的白小松引荐给蔡介绍说：“这就是能背诵密电码的那位任二爷(任可澄)的学生”。蔡锷对他说：“久仰!刚才商量要分三路打皇帝，翻电翻得快，可以抵一团兵，听说你不喜欢译电喜欢作文章，这就不对了，你这样的年龄，还怕没有机会吗?”从此，白小松以译电员身份参予护国起义机密，大部分重要电文都由他翻译，有一些重要电稿是由他起草的。他年轻热情，为了护国义举，数月中几乎终日伏于案头，只能在困极时打盹片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虮虱满身，眼如烂桃”。
由于白小松的贡献突出，很快被提拔为科长、处长直至都督府秘书长，成为护国军中最有成绩的年轻人之一，现在已被列为护国元勋。
唐继尧倒台后，白小松已经深知官场黑幕，不愿再从政，遂以书写诗文为乐。为养家糊口，也不得不常常卖文，为富有之家写作寿文或祭文。滇中文章泰斗、清末状元袁嘉谷去世，云南全省文士竞相创作诗文挽联为悼，气氛热烈，有如文采大赛。他所作诗联被各报推为第一，声名大噪。一段时期，在云南名门贵族之家，竟形成没有白小松所写寿(祭)文即是不孝之论。他卖文十分辛苦，因为买主多要求骈文、对仗有创意，出价虽高条件苛刻，他为了一篇文章往往数夜不眠，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这是他为家人作出的重大牺牲。
东陆大学建立后，校长熊庆来全力聚集云南人才，白遂应聘到大学执教。他在学校教授文学和历史，深受学生爱戴。批改的学生作文，但见满纸朱红，批改的意见或建议竟常达数百字乃至千余字。那时，学生个别或集体到家里来找他谈话的为数众多，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云南大学的知名教授。
那时云大学生不是很多，毕业学生常请他为毕业纪念册题辞或书写诗文。一次，他曾为毕业学生书写了上万字的赠言，云南主要报纸纷纷连载。他勉励学生：“……利他之心愈强，则自私之心愈少，精神的享受愈大，则物质的欲望愈减……国民之对公共事业，是义务亦是权力，随时随地都有贡献自己的机会”。对社会问题，他以辩证的观点提出：
“道与魔并未隔一张纸……如手掌与手背一样，这面是道，那面就是魔……故为道为魔，全看人的运用及其趋向而定。有时由道入魔，有时从魔亦可入道……学无常师，人贵自立，见仁见智，义非一端。好的固然要效法，坏的亦可为借镜，盖必有多面之锻炼，如能了解整个之人生也。”他临别赋诗赠学生：“四年游处一朝分，危难临歧意倍亲。家国已拼孤注掷，文章真欲祖龙焚。蚕伤春去丝将尽，凤喜雏新调渐清。涤却巢污博六合，好凭健翮战风云。”深刻表达了自己对新一代的无限希望和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
早在30年代，白小松已对中新文学和欧美进步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文坛杂诗》中表达了对鲁迅等人的尊崇。下面是几个例子：
《热风》吹冷满庭芳，抬得朝华赞夕阳。
《呐喊》一声天下白，《彷徨》至竟不彷徨。
投枪匕首不虚发，杂感雄文旷世豪。
谁说《莽原》翁独战，试看来者正如潮。
(以上写鲁迅)
古史青铜窥奥秘，十年批判得新诠。
同时侪辈多游艺，乙部精勤谁后先。
(写郭沫若)
子夜歌声大可思，拜金幕后鬼牵丝。
曲成三部猿鸣峡，入蜀诗篇应更奇。
(写茅盾)
谢苑繁星思昨夜，丁零大野射黄狼。
乾坤百战莺花在，伫待琼梳为理妆。
(写冰心、丁玲)
当时白小松的诗在云南影响之大，可从现代云南作家张昆华所写《画意诗情入文来》一文中窥其一斑。张文称他有幸看到画家宋吟可一幅称为《画梅》的画，描写一个丫环模样的古装少女，捧着一个插有一枝梅花的瓷瓶—“画家由贵州越乌蒙到滇池之滨昆明举办画展时，一位当过威名显赫的唐继尧的秘书长，并任过云南最高学府云南大学教授的滇中才子白小松在画前留连观赏，当场泼墨挥毫在画上又写下了一首七绝：‘罗帷匝地护兰房，小婢红衣斗艳装，手浣花瓶安砚北，教他诗笔也生香’。—画家宋吟可、诗人白小松、收藏家杨卓越三位先生如若活着，当是百岁老人—唯有人与人通过画、诗、文，通过艺术和文学创造的缘分的凝聚，展现的人生意义才能是永恒的。”
早在20年代后期，白小松已看透当时政治的腐败，有意效仿古人淡泊人生。抗日战争时期，他虽任大学教授，工资仍然不够养活人口众多的家人。他写这样的诗：“乞米真卿犹有帖，唱筹道济已无声，而今白粲成珠玉，始信黄金决生死。”40年代中期，他卖文有了困难，不得不把心爱的文物变卖。拍卖自己心爱的文物，对他有如与爱人诀别，无比伤心。从下面的诗句，可以看出他的为人风格：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别是暗杀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激起有正义感的白小松极大忿怒。闻李两先生与他是诗文至交，得知惨案发生，他在悲痛中提笔疾书了下面的悼辞：
当时一方面，云南地下党派袁达夫等同志以朋友身份作白小松的工作，一方面，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北京和云南参加共产党。这些因素与整个形势结合在一起，对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开始改变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态度，对以“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相号召的中国共产党愈有好感和信任。
白小松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他一旦重新对政治有了兴趣，就绝不袖手旁观。1948年，昆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一五”学生运动，大批师生被捕，他义无反顾，以大无畏的精神参加营救工作。
云南地下党主要领导人郑伯克派袁达夫、李勃生、韩进之等人与他商量营救办法。由白小松亲自起草文稿，联络云南社会知名人士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师生，造成很大声势。在报社刊载文稿时，白小松坚决不让袁、李等地下党同志在报社留名，而把自己的印章留下，承担一切责任。
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得知此事，出面约白小松去司令部谈话。地下党为他担心，劝他暂躲藏，但他不听，毅然前往，与何绍周理直气壮进行辩论，弄得原本很尊重白小松的何绍周非常尴尬，鉴于白的声望，只得下了逐客令。
云南地下党高度评价白小松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郑伯克在80年代回顾云南地下革命斗争时，称白小松的表现为“大义凛然!”这是云南党外人士中获得这样高评价的唯一事例。
解放后，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令白小松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党和政府对他很尊重，陈赓、宋任穷将军率军进入云南后，第一位拜会的民主人士就是白小松。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并被推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时，与毛泽东见面握手，对中共领导人深感钦佩。曾赋词《沁园春》和毛泽东，表达了对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欣慰。
白小松积极参加克服经济困难发行公债的工作。他和张冲将军参加云南省推销人民公债委员会，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当时，一些富有之人曾不择手段散布流言蜚语对他进行攻击，甚至公然书写匿名信威胁要用“卫生丸”(枪弹)对付他。白小松对这些都一笑置之，不为所动。
50年代初，他眼看自明清以来走下坡路的中华民族出现了复兴的希望，不胜喜悦。这种心情反映在所写的词中：
水调歌头
东海升红日，照海缚鲸鱼，拔开千古云雾，大地气为舒。几载披荆斩棘，沃以春风化雨，挟纩不遗余。建国新猷远。经始费功夫。
广耕复，兴宝藏，万年图。交邻有道，坦怀各自奋前途。指顾黄河清了，更辟江淮水力，利济博川湖，享此和平福，智者竞技殊。
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和做法日愈明显，白小松深为忧虑。他曾在一次联欢会上出谜：“武王伐纣”,打一人名(周恩来)。被指斥为政治上不严肃。这类事情虽小，却令他感到困惑不安。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兴亡教训，深以为从领导角度讲，骄傲是万恶之首。正当他怀着困惑与希望展望未来时，不幸因病于1959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