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光宗出生在昭通，年少时目睹了故乡的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生灵涂炭的状况，痛感社会之亟待变革，胸怀大志刻苦学习。于1923年考入当年初建的东陆大学（我校前身）预科，成为我校第一批学生。学校初办时只设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和土木工程学系，师生仅有一百余人。经浦光宗一再要求，被分到土木工程学系，师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段炜、李炽昌。他品学兼优，享誉校园。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又经常聆听时任东大国文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讲学，其文章常常得到袁先生的褒奖，被同学公认为袁氏之得意门生。浦老毕业时，袁先生曾书写对联赠与以示勉励，至今这幅对联仍悬挂在他的客厅。

大学毕业后，浦光宗即投身于云南的公路建设并一度在浙江从事交通技术工作。段纬创办云南公路工程学校后，他即受聘任教员，还兼任我校土木工程系教师。1934年由云南省教育厅、云南大学等发起在云大建点复测天文数字。浦光宗负责建天文观测点的台基及观测记录工作。这是我国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原测昆明经纬度的确切地点，也是我国第一次用新法测绘昆明经纬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为纪念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云大校长何瑶书写“云南天文第一观测点”镶刻在天文观测点的台基上。1991年浦光宗站在这个台基上向校友介绍当年复测的情况。

浦光宗曾积极参与中共云南地下党早期活动，与我国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王德三、吴澄、李国柱等有着亲密的战斗情谊。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浪潮，昆明几所主要的中学和东大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学联的号召，声援上海反帝运动。东大学生会推荐浦光宗等参加省学联工作。他们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抗英、抵制劣货，参加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7年4月浦光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校在校生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1928年云南地下党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吴澄主持会议，浦光宗被指定出席并被选为省委委员，负责学联工作，还参加共青团省委、党在中东区的领导工作。

浦光宗曾一度与党失去联系，1938年3月重新入党。解放前，他曾以云南旧政府公路局领导人、工程技术专家的合法身份冒险保护了不少的地下党员，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浦光宗更以满腔的革命热情为云南的交通事业勤奋工作。解放初期，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碧和公路公委委员兼工程处处长。正当他大展鸿图为云南交通建设事业发挥更大才智时，50年代中期却遭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受冤屈20余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浦光宗仍然在为改变我省落后交通运输而勤奋工作。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我省一些路桥工程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已步入古稀，却从不怨天由人，始终对云南交通事业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积极参加或指导公路交通的史志编撰工作，先后任云南省公路史志编委会副主任、顾问等，以余热挥笔写春秋，对许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记述与评价起到了验证与引导、求实存真、严格把关的作用。

他一贯勤俭朴素，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用了20多年也不愿更新，对编审的经费开支总是精打细算。在81岁时不顾年迈参加交通部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编史工作会议，按年龄、职位住高档宾馆，回单位报销不成问题，但他坚持要住由狭小库房改造的小旅店。与他同去的交通厅黄恒蛟（校友）说：“浦老，‘斯是陋室’啊”，他回答：“何陋之有！比起以前修公路时，歇帐篷、睡窝棚，好到哪里去了！”。

对国家和人民的困难总是慷慨解囊，每次向灾区或希望工程捐款，所捐款数目常居全厅职工前列。《云南公路史》第一册出版后，将所得到的稿费交了党费。

2003年3月20日，交通厅为他举行百岁寿诞祝贺会，云南大学校友会和党史校史办派员参加并赠寿匾，向这位得高望重的老学长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