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近代学者，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入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师从日本人藤田十八、田冈佐代学习西洋哲学、文学、美学，而于叔本华、尼采之说，钻研尤深。其后留学日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南通、苏州等地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后到北京，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而于宋词、元曲致力尤多。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员教授，晚年从事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主张以出土文物参订古籍记载，对史学界影响较深。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是一位既列入《清史稿》，又是近代文化学术史与文艺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人物。被称为“史学大师”的王国维蜚声世界、饮誉中外，其学术不限于史，举凡文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与卓越的建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王氏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可寻。”（《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袁嘉谷在《卧雪堂文集》卷九中写的《王静安国维别传》一文中，曾非常感叹地说：“各传中叙静安事，独于在局日略焉。”难道这段经历对他一生不重要吗？回答是否定的。文史知识编辑部的文史知识丛书《中华人物志》中有一篇任伊临写的《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其中写道：“回国后，……，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类似今天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后来又到京师图书馆和名词馆等文化学术机构工作，从此王国维抛弃了青年时代改革的政治热情，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因有如此重大变化，就有必要对他这段工作进行详细研究。
王国维在编译局的任职期间，袁嘉谷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良师益友。袁嘉谷少年时伴随诸兄学习，深受志趣、功名思想的熏陶，立志“要读尽天下有志书”。12岁入学好学不倦，置身书斋，便觉其乐无穷。由于“恒于勤苦”，所以应试屡夺冠军。从小声名渐增，后被选入省会经正书院学习，是书院的高材生。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举亚元。癸卯（1903年）科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云南自元设置行省，六百余年间科第名魁天下者，惟袁嘉谷一人。随即受朝林院编修，次年（1904年）奉派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回国后，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各使馆协修等职，负责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科教科书。袁嘉谷成长的经历使他更爱惜人才，重视培养有志青年。
1907年春调罗振玉到学部学制调研局，王国维随他到京。罗振玉在调研局集议处任行走，后又任参事，参事喜欢推荐人才。这年10月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学部，被喜嘉谷聘为编译局职员，负责编译哲学类教科书。王国维初进编译局还是一个没有学术地位的普通青年，也就未引起袁嘉谷的重视。一次袁喜谷到办公室，见一个年轻人正埋头专心看书。见局长进来年轻人显得很紧张，赶快将书藏到办公桌下。袁嘉谷走过去将书拿起来翻了翻，见是一本用外文写的康德哲学书，对这个不能读外文却能看懂极为高深的外文名人专著的年轻人感到很吃惊。就询问了他对这本书的认识及个人一些情况，这次谈话让袁嘉谷意识到王国维是一个有学问、而又踏实本分的人。有这样的下属他很高兴，便鼓励王国维：“你不必把书藏起来，每天只要把该办的事做完就可以看书。”有局长的这个态度，作为小职员的王国维更加发奋读书。他每天早早到办公室抓紧办公，一有空就看书做学问，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如他翻译的《心理学概学》被商务印书馆《哲学丛书》出版，至1935年再版过10次。该书被学者誉为“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他亦因而被推尊为“中国现代心理学之父”（《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12版第350页）。所译《辩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1959年由三联书店作为《逻辑丛书》之一，重新排印出版。王国维在编译局除翻译了哲学、心理学著作书籍外，还从事文学研究。他辑校唐五代两宋词，辑《词录》、《曲录》，撰定《人间词话》、《戏曲考源》等。其《词录》收集的词目自宋迄于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对考索宋、金元词，不无参酌价值。《曲录》是王国维从事戏曲研究的奠基之作。在这段时间发表了很多文学、戏曲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陈鸿祥在所著《王国维年谱》中称：“在北京学部任事。由哲学转向文学，尤以戏曲史为研究重点。”他有这些转变除自身刻苦学习外，与袁嘉谷的热心帮助、大力栽培也有关系的。袁嘉谷爱惜人才和宽广胸怀，使编译局为王国维搭起一座向世人展现智慧和创造力的平台。
王国维在编译局给袁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而富于感情的智者，他在局里三年多不曾说上一百句话。从进局那天起，选定一个座位日后就总坐在这个位上。别人找机会与袁嘉谷亲近、高谈雄辩，而王国维不愿介入对上司阿庾奉承，一心做自己的学问。那种在上司面前沉默寡言其他人所不及。袁喜谷认为王真象庄子所说的“木鸡”一样，他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袁嘉谷喜欢具有这样性格的人，认为这样的人办事踏实可信。因而在编译哲学之外还参加编年谱、修订魏译的《亚洲地志》这部巨著。他还和王国维合译了《诗经古谱》。王国维到编译局时正逢正在编音乐教科书，但所采用的音乐大多数是翻译外国的，编译局的同仁认为殃殃中国没有自己的乐谱很可耻，都希望编出中国自己的歌。袁嘉谷与王国维经常在一起唱和诗稿，使袁嘉谷了解到王国维的词学很好，便把编歌词的任务交给他。一天他对王国维说：“这些歌中各体已备，惟尚阙一首暑假歌，烦你作一首。”王国维领命后很快作出一首，后来在学生中流传。歌中唱道：“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圆。朝朝挟策学堂还，如今又半年。从此日，得休闲，迢迢一月间，北窗且自理，陈编清风入几筵。”除此外，他还让王国维作了其他几首歌。当时中国用北洋练海军所创的歌名为亿万斯年歌作为国歌，这首歌用的是天津一带流传的曲调，歌词很简单，编译局认为把它作为国歌很勉强。恰逢一邻国派人来要中国的国歌，外交部将此事转到学部。学部尚书张文襄令大家拟作国歌，王国维也参加了。袁嘉谷见他所作歌词太长，就将另一人作的歌词送给张文襄，但未被采用。
1908年初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窜至我国西北，窃取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千佛洞内大批卷轴文物，于8月初途经北京住在苏州胡同。袁嘉谷等人闻讯后，就与罗振玉、董康、王仁俊、王国维等人相约去看。伯希和将所窃的部分拿给大家看时，罗振玉影印了伯希和出示的卷轴，连同后来从法国寄来的敦煌写本胶卷，辑为《鸣沙石室佚书》，王国维协助罗振玉校理。张维在《袁嘉谷传》中说到这件事时写道：“王国维的考古研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深入的，后来王国维做学问渐入佳境，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
学部荣尚书和严侍郎亦很器重王国维，任命他兼总司行走。总务司日行公事、接触要人，这个职务可谓是走仕途的一条要路。编译书局里的许多人都指望有这种机会，可王国维与众不同，才去了一天就回到编译局。他对袁嘉谷说：“别样不能，到部以来，得先生优待薪水百两，足敷应用。至于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只愿与先生编书，不愿再到总务司去。”袁嘉谷认为他不愿做官，只喜欢编书实在难得。袁嘉谷允许他留在编译局，并将此事告知荣尚书和严侍郎。对这样一个不想做官而一心做学问的青年，袁嘉谷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不少照顾。每当王国维请假，袁嘉谷不仅允许而且照发薪水。有一次王国维向他请假回浙江老家，他顺便就问浙江的学风如何。王国维说：“简默过甚”。1909年袁嘉谷奉调出京赴浙江时再次问这事，王国维仍是简默。编译图书局的职员饯行，并一起照相，王国维站在最后一排。
袁嘉谷回云南后到东陆大学任教，仍不忘王国维，曾与董泽校长商协去请他来云南讲学。但他“以为哈同对于静安一定很优待，况且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书籍易求，他如何肯来云南，这是人情之常。我们也不过是一种过分的希望，加之我只居于推荐的地位，不能完全主持。”而最终未使他到云南。他又说到“中国近代的学者，吾推崇的有三人，静安就是其中一人。静安的学术，可谓是由旧学中能得到新发明的，人人钦佩，故今日人人痛惜。”（袁嘉谷在东陆大学的演讲所言）
对于王国维之死因，更多的说法是王国维在自身和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中，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便跳入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就连他的好友吴宓也是这样认为的。吴宓在1927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而袁嘉谷在给东大学生的演讲中很痛心地说：“到死的时候，坐车的钱还是向人借的。因此我才有点懊悔，可惜我们不曾去请他。假使去请，修金足用，他未必就不肯来。”袁嘉谷认为王国维是穷愁潦倒而自杀，他提出的这一说法值得研究王国维的学者考证。
王维在编译局三年多的时间里，袁嘉谷为他创造了宽松的学习研究环境，在他一生著译的62种书（据《辞海》）中，大部分都是在编译局或之后发表的。无疑编译局是他迈向成功的重要阶梯。在这其间袁嘉谷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袁嘉谷一直珍藏着王国维的书稿和在离京赴浙江时的合影。王国维死后，还特意为其作了《王国维别传》并收入卧雪堂文集，他在别传中伤心地说：“静安死矣，静安不得其死矣，愚悲之。”这样一段重要历史，为何后来一些介绍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学术、专著和文章中很少谈及此事？袁嘉谷在东大演讲时这样讲：“去年王静安死于北京，……然述其生平者，多属静安晚年所遇之人，详于今而忽于昔，甚且有小误的。”王国维去世之初，除罗振玉著的一部有关王国维传记外，还有其门生赵万里编的《王静安先生年谱》，这为后人研究王氏生平、学业提供了基本的史实性材料。不过其年谱既编写于王氏去世之初，难免有认识上的偏见与史料上的局限，介绍他在编译图书局工作、生活、学习的文章很少，特别是未介绍他与袁嘉谷交往情况就不奇怪了。袁嘉谷在演讲中提醒研究王国维的学者，他说：“若欲搜罗他的遗墨，我想这种机会尚不可少。如到北京图书局去搜，一定有一小部分，此在好事者去做了。”
在纪念袁嘉谷诞辰130周年之际，重提袁嘉谷与王国维在编译局的这段交往，既是怀念袁嘉谷爱惜人才、打破世俗成见重用和大力培养后起之秀的品德，同时也为研究王国维的学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