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的原因,我有幸接触了很多有关云大的珍贵历史资料,这其间包括熊庆来校长的亲笔信函,费孝通教授的时事评论,以及楚图南先生的治学思想等等,每当亲手翻开一册册尘封的历史见证,抖落岁月附在上面的沧桑,拜读那一行行发黄的字迹时,都不可自抑地激动起来,忽觉得好似进入另一个尘世中,那时的民生,那时的疾苦,那时的动荡…,一下子离我们是那么的近,近得仿佛触手可及;而当时云大学者们对于日寇侵略的怒发冲冠,对于国家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局面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于民族如何能够自强的精辟见解,无不使人感到犹如醍醐灌顶,震撼之至。
解放战争时期,内战连连,国民政府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增收赋税,加重徭役,造成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弃尸街头者更是到了让人惨不忍睹的地步。对此李广田写下了一首讽喻诗《生死之间》,把民众的凄惨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只要你活着,你的脊梁骨还能驮,你一双跨子还能供驱使,而你的两只手爪也还能在泥土中挖掘,你当然还有用,也就有人管!管你,不让你休息。”“只要你真的死了,有人管你,把你用绳索捆起来,像捆一段木头,然后把你抬到郊外,去喂乌鸦野狗。”“只有在生死之间的人最无办法,于是你只好倒在路边,树下,石上,垃圾地上,让太阳晒你,风吹你,雨打你,苍蝇吃你,试想,在这多风雨的季节,这时代,你虽然不能动了,却还能知觉,你觉得饿,觉得冷,你浸水裹泥度过日过夜,然而无可如何,你只好让一切自然的力量把你从生拖到死。”[1]只是几段话,便让读此诗之人顿觉寒意裹身,战栗不已,同时也让现在的我们掩口惊呼,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暗无天日,悲惨之至,不觉便岑然泪下。
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学者们长叹之余,深以为痛。他们虽不能亲身上阵杀敌,却运用他们的所学所思,或口诛笔伐,或奔走疾呼,以求能够在思想上解民,在舆论上强国,以圆我中华民族民众独立自主之宏愿。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的铁蹄大肆践踏神州大地,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但是偏偏有人置民族安危于不顾,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得自身荣华,投敌卖国,这人便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向日本政府发出“艳电”之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谴责之声汹涌而至。当时,王赣愚作《汪逆绝不配称政治家——为云大同仁讨汪而作》一文,代表云大学者声讨汪贼。他厉声指出:“当国难严重的时候,往往有人假借外力,逼异己屈膝;勾结敌人,与政府为难,求荣逐利之心切,而不惜供人玩弄”,更进一步指出“汪逆诱和的目的,实为求荣,求荣未成,乃不惜在敌阀的指使之下,进行卖国的勾当,直欲将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概拱手让人。为了私欲熏心,自弃人格,自毁历史,真是可恨又可笑。”对于汪精卫政府粉饰其卖国行为、愚弄民众的行为,徐嘉瑞一针见血的指出“汪精卫二十余年来,演出一套又一套的把戏,所求的是什么,谁也瞒不住。他在得志时,自己身居中央,唯恐他人不附己;一到失意之时,便东奔西跑,挑拨离间,有唯恐叛变不成功”,“汪逆太自负了,竟误认为全国皆愚,唯己独智,所以滥发谬论,粗糙名词,专以蒙欺国人”,“他貌似善良,而心实冷酷,一方讲主义,谈是非,对人和蔼可亲;一方却玩手段,设陷阱,不知多少人暗中上当。”[2]王赣愚的寥寥数语,就撕下了汪精卫温情脉脉的外衣,而把一个山蹿下跳、卖国求富贵的小人嘴脸呈现于世人面前,使得民众对于汪逆及其政府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不再受其愚弄而不自知。
抗日战争结束后,联合国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粉饰得冠冕堂皇,以“实因满洲具有许多特点,非世界其他各地所可确切比拟者也”为结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云大教授姜亮夫对此怒斥道:“试问盈天地间,有此等论证法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言无异:‘因为中国有满洲所以才引起日本的侵略,更转进一层当即为——欲解决中日问题,惟有把这个具有许多特点的满洲交与国联共管’于是而诸公之心得意满,而调查团团使命不辱矣。…”[3]寥寥数语,便极其深刻地勾画出国联与日本勾结、妄图吞并我东三省的丑陋嘴脸,也让世人猛然觉醒,不再任人摆布,姜先生此语真乃警钟一座响彻云霄也。
当然,在国难当头之时,有学者以自身之所长,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解析,或针砭时弊,或献计献策,以求能够为国家的富强和独立尽绵薄之力。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国的国力更是急遽下降。对此,梅远谋通过分透彻的分析,认为当前经济之危机,“原因在于经济基础之薄弱,而经济基础之薄弱又由于帝国资本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与经济割据……,使我民族经济长期停滞于农业经济阶段。”并在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和市场流通的基础上,指出“更有一般投机者流利用游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妨碍建设。近一年来更变本加厉转而从事于黄金外币之投机,结果提高黄金外币之价值以压低国币”,最终使得“社会货币所得剩余之资金不能灌溉到正当生产事业,而流入不独无益而且有害于国民经济之歧路。”[4]国家的经济不能得以充分的发展,再加上战乱不止,使得当时的物价飞涨,法币的购买力一落千丈,梅远谋对此表示担忧,并极力提倡稳定币值。在如何稳定一途上,梅远谋提出:“稳定币值,平抑物价,应先从外汇着手,……换言之,向国外借一定金额(约三亿美元),充作外汇资金,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平准基金委会员国。依平准基金条例,会员国得享受其基金三倍之透支。如此,我国在外汇市场可运用之资金约有十亿美元,以此向资金专作平衡因经济关系而发生的国际收支之用,至于军需品之输入,则宜另商借款,切不可侵蚀此项基金。”按照此办法实施,则“一方面,投机外汇者咸具戒心而资金亦无向外逃避之必要;他方面,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外汇供求渐相适应,再辅以合理而严密之输入管制”,“则国内物价自然平抑,币值自然稳定。”梅远谋的见解及建议,无一不是在对国情的犀利洞察的基础上,带着对民族经济的最真切诉求和最深刻的切肤之痛,希望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尽绵薄之力。
独坐窗前,遥想当年,一幕幕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画面似乎快要超越了我们的承受范围,让人不忍思之;而旁观今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衣食富足的社会里,冷有暖衣裹体,饥有美食给之,病有良药医治,甚至还有能力坐在维也纳的大厅中聆听交响乐的美妙,乘着威尼斯的小船享受异国的情调。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国家曾经所受的屈辱是不真实的,自己民族的血泪史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模糊,我们只要安心享受现在的锦衣玉食就好,不必去理会过往的种种。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老子曾经说过,人要“活在当下”,但是,这种当下是指世人可以忘记自己国家的过往,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只顾当下的享乐即可吗?当然不是,这种当下应该是对历史经验总结后而明晰了自己前进方向的当下,应当是把自己民族屈辱史牢记在心从而奋发图强的当下!我们可以不逢人就诉自己的伤痛以乞求别人的同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伤痛装在心里,使之成为整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就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人是历史的动物,那就是说我们要纪念历史上重要日子的原因。”我想,中国人民若能牢记历史,不忘却过往的种种屈辱,并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那么中华民族就绝不会失败,而且复兴之日指日可待。
[1]李广田,生死之间[N].正义报,46-11-24(6).
[2]摘自云南省档案馆16-1-8/P31-37.
[3]姜亮夫.“七七”的历史意义[N].正义报,1946-7-7(2).
[4]梅远谋,我国现阶段经济之剖视[N].正义报,194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