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的原因，我有幸接触了很多有关云大的珍贵历史资料，这其间包括熊庆来校长的亲笔信函，费孝通教授的时事评论，以及楚图南先生的治学思想等等，每当亲手翻开一册册尘封的历史见证，抖落岁月附在上面的沧桑，拜读那一行行发黄的字迹时，都不可自抑地激动起来，忽觉得好似进入另一个尘世中，那时的民生，那时的疾苦，那时的动荡…，一下子离我们是那么的近，近得仿佛触手可及；而当时云大学者们对于日寇侵略的怒发冲冠，对于国家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局面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于民族如何能够自强的精辟见解，无不使人感到犹如醍醐灌顶，震撼之至。

解放战争时期，内战连连，国民政府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增收赋税，加重徭役，造成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弃尸街头者更是到了让人惨不忍睹的地步。对此李广田写下了一首讽喻诗《生死之间》，把民众的凄惨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只要你活着，你的脊梁骨还能驮，你一双跨子还能供驱使，而你的两只手爪也还能在泥土中挖掘，你当然还有用，也就有人管！管你，不让你休息。”“只要你真的死了，有人管你，把你用绳索捆起来，像捆一段木头，然后把你抬到郊外，去喂乌鸦野狗。”“只有在生死之间的人最无办法，于是你只好倒在路边，树下，石上，垃圾地上，让太阳晒你，风吹你，雨打你，苍蝇吃你，试想，在这多风雨的季节，这时代，你虽然不能动了，却还能知觉，你觉得饿，觉得冷，你浸水裹泥度过日过夜，然而无可如何，你只好让一切自然的力量把你从生拖到死。”[1]只是几段话，便让读此诗之人顿觉寒意裹身，战栗不已，同时也让现在的我们掩口惊呼，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暗无天日，悲惨之至，不觉便岑然泪下。

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学者们长叹之余，深以为痛。他们虽不能亲身上阵杀敌，却运用他们的所学所思，或口诛笔伐，或奔走疾呼，以求能够在思想上解民，在舆论上强国，以圆我中华民族民众独立自主之宏愿。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的铁蹄大肆践踏神州大地，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但是偏偏有人置民族安危于不顾，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得自身荣华，投敌卖国，这人便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向日本政府发出“艳电”之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谴责之声汹涌而至。当时，王赣愚作《汪逆绝不配称政治家——为云大同仁讨汪而作》一文，代表云大学者声讨汪贼。他厉声指出：“当国难严重的时候，往往有人假借外力，逼异己屈膝；勾结敌人，与政府为难，求荣逐利之心切，而不惜供人玩弄”，更进一步指出“汪逆诱和的目的，实为求荣，求荣未成，乃不惜在敌阀的指使之下，进行卖国的勾当，直欲将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概拱手让人。为了私欲熏心，自弃人格，自毁历史，真是可恨又可笑。”对于汪精卫政府粉饰其卖国行为、愚弄民众的行为，徐嘉瑞一针见血的指出“汪精卫二十余年来，演出一套又一套的把戏，所求的是什么，谁也瞒不住。他在得志时，自己身居中央，唯恐他人不附己；一到失意之时，便东奔西跑，挑拨离间，有唯恐叛变不成功”，“汪逆太自负了，竟误认为全国皆愚，唯己独智，所以滥发谬论，粗糙名词，专以蒙欺国人”，“他貌似善良，而心实冷酷，一方讲主义，谈是非，对人和蔼可亲；一方却玩手段，设陷阱，不知多少人暗中上当。”[2]王赣愚的寥寥数语，就撕下了汪精卫温情脉脉的外衣，而把一个山蹿下跳、卖国求富贵的小人嘴脸呈现于世人面前，使得民众对于汪逆及其政府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不再受其愚弄而不自知。

抗日战争结束后，联合国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粉饰得冠冕堂皇，以“实因满洲具有许多特点，非世界其他各地所可确切比拟者也”为结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云大教授姜亮夫对此怒斥道：“试问盈天地间，有此等论证法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言无异：‘因为中国有满洲所以才引起日本的侵略，更转进一层当即为——欲解决中日问题，惟有把这个具有许多特点的满洲交与国联共管’于是而诸公之心得意满，而调查团团使命不辱矣。…”[3]寥寥数语，便极其深刻地勾画出国联与日本勾结、妄图吞并我东三省的丑陋嘴脸，也让世人猛然觉醒，不再任人摆布，姜先生此语真乃警钟一座响彻云霄也。

当然，在国难当头之时，有学者以自身之所长，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解析，或针砭时弊，或献计献策，以求能够为国家的富强和独立尽绵薄之力。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国的国力更是急遽下降。对此，梅远谋通过分透彻的分析，认为当前经济之危机，“原因在于经济基础之薄弱，而经济基础之薄弱又由于帝国资本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与经济割据……，使我民族经济长期停滞于农业经济阶段。”并在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和市场流通的基础上，指出“更有一般投机者流利用游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妨碍建设。近一年来更变本加厉转而从事于黄金外币之投机，结果提高黄金外币之价值以压低国币”，最终使得“社会货币所得剩余之资金不能灌溉到正当生产事业，而流入不独无益而且有害于国民经济之歧路。”[4]国家的经济不能得以充分的发展，再加上战乱不止，使得当时的物价飞涨，法币的购买力一落千丈，梅远谋对此表示担忧，并极力提倡稳定币值。在如何稳定一途上，梅远谋提出：“稳定币值，平抑物价，应先从外汇着手，……换言之，向国外借一定金额（约三亿美元），充作外汇资金，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平准基金委会员国。依平准基金条例，会员国得享受其基金三倍之透支。如此，我国在外汇市场可运用之资金约有十亿美元，以此向资金专作平衡因经济关系而发生的国际收支之用，至于军需品之输入，则宜另商借款，切不可侵蚀此项基金。”按照此办法实施，则“一方面，投机外汇者咸具戒心而资金亦无向外逃避之必要；他方面，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外汇供求渐相适应，再辅以合理而严密之输入管制”，“则国内物价自然平抑，币值自然稳定。”梅远谋的见解及建议，无一不是在对国情的犀利洞察的基础上，带着对民族经济的最真切诉求和最深刻的切肤之痛，希望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尽绵薄之力。

独坐窗前，遥想当年，一幕幕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画面似乎快要超越了我们的承受范围，让人不忍思之；而旁观今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衣食富足的社会里，冷有暖衣裹体，饥有美食给之，病有良药医治，甚至还有能力坐在维也纳的大厅中聆听交响乐的美妙，乘着威尼斯的小船享受异国的情调。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国家曾经所受的屈辱是不真实的，自己民族的血泪史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模糊，我们只要安心享受现在的锦衣玉食就好，不必去理会过往的种种。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老子曾经说过，人要“活在当下”，但是，这种当下是指世人可以忘记自己国家的过往，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只顾当下的享乐即可吗？当然不是，这种当下应该是对历史经验总结后而明晰了自己前进方向的当下，应当是把自己民族屈辱史牢记在心从而奋发图强的当下！我们可以不逢人就诉自己的伤痛以乞求别人的同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伤痛装在心里，使之成为整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就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人是历史的动物，那就是说我们要纪念历史上重要日子的原因。”我想，中国人民若能牢记历史，不忘却过往的种种屈辱，并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那么中华民族就绝不会失败，而且复兴之日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