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原(1912.11～1996.8),原名阎世臣、阎方昕，化名阎丁南、阎戈南，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浮山区元家庄。1933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193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10月～1959年12月，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978年1月～1980年9月，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条约，勾结日寇镇压华北的抗日救亡力量，先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汉奸政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从东北踏进了华北，爱国民众忧心如焚，热血青年义愤填膺。1935年12月杨黎原等进步学生发起组织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杨黎原任执行委员，联合北平其他高校学生发动、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冲破反动军警封锁，带领数千学生上街游行请愿。他主持了12月16日在正阳门举行的市民大会，站在用自行车临时搭成的讲台上发表演讲，愤怒声讨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当局，高喊：“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936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先后担任北师大分队长、北平市副总队长，领导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1937年1月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到陕北的榆林女师、榆林中学任教，并继续从事抗日学运活动。1938年1月，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军86师驻延安办事处做统一战线工作。同年11月～1942年4月，任我党开办的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负责人。该学院遭敌人破坏后，又到新化县上梅中学、广西女师、中山中学等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曾任中共新化县县委书记。
1942年5月，调任重庆《新华日报》报委委员.办公厅秘书、主任，营业部主任、党总支常委等职。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这张报纸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建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1946年2月22日上午，他们胁迫部分青年学生，纠集大批特务、流氓、打手进行反苏游行，妄图乘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先得到情报的营业部主任杨黎原，把老弱和女同志疏散后，带领图书课主任徐君曼等四人坚守岗位，对来犯的特务、打手从说理斗争到顽强抵抗。暴徒人多势众不由分说，从一楼砸到四楼，石块横飞、棍棒狂舞，四人均被打伤，杨黎原头部重伤当场昏迷。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一片狼藉惨状。即日，周恩来等领导赶往现场视察，并到医院看望了杨黎原、徐君曼、管佑民三位重伤员。1946年10月，杨黎原奉命回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底前往山西吕梁地区任中阳县土改工作团团长，领导当地土地改革斗争。1947年调中央城工部，被派往石家庄市从事城市经济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黎原随军入城，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财委秘书长、财经党委书记、市计委副主任兼统计局局长、市委候补委员等职。当时天津经济形势十分混乱，中央高度重视，曾由刘少奇副主席前往指导工作。杨黎原多次聆听了刘少奇关于恢复和发展天津经济的指示，贯彻团结、利用和改造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市场，为天津市经济建设的恢复和三大改造的完成奠定了基础。1955年8月，杨黎原调中央电机制造工业部任计划司司长，为促进和发展我国的机械工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57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任命杨黎原为云南大学副校长。11月到任后，云南省委决定他为云南大学党委常委。这一时期校党委未设副书记，书记不在校时，由他主持党委工作，日常的党委会议也多由他主持。在学习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中，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学校曾掀起科学研究大跃进、大办工厂、大编讲义、教材的热潮。同时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向党交心等运动。杨黎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地多次在党委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1957年12月4日他在反右派的整改总结讨论会上说：“学校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心里害怕，怕犯错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的辩证法是，既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要与他们搞好团结。”对1958年的大跃进，他说：“有些事须要积累多年的经验，不可能苦战几昼夜就能解决，如编讲义用几天时间去做，我思想上不敢相信。”“物理系要搞回旋粒子加速器，从技术、设备、资金讲，都是难以想象的。”讨论1959年学校工作计划时，他说：“1959年的总目标是要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要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中心环节是教学，所以要把提高教学质量和调动教师积极性作为重点提到前边。”1959年3月24日，讨论上一学年度学校工作总结时，他说：“交心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低了头的，又来了一棍，这是不恰当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有余地，不是一棍子打死，要使人有希望、有前途。有的属于争取对象不要不教而诛。不同意见不许说，宁左勿右实际上是存在的。”
杨黎原的上述正确意见，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12月16日，校党委书记宣布：“经校党委讨论、文教部通过、省委决定、中央批准，撤销杨黎原同志的副校长、党委常委、党委委员职务。”由省里安排他到昆明钢铁轧钢厂挂副厂长职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近三年。
1962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督促下，云南省委对杨黎原的错误处理进行了甄别平反，省委书记于一川到云大宣布了平反决定，向本人道歉，安排他到昆明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后又调任省财办副主任、省供销社主任等职，为云南省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杨黎原受到冲击，被审查和批判数年，但他对党始终忠贞不渝。从1972年起先后担任云南省商业局革委会主任、省财办主任、党组成员，在混乱时期尽力完成了民众的生活保障。
1978年1月，杨黎原任中共云南大学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5月云大取消革委会，核心小组改为党委，杨黎原改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是时，党委书记兼校长已年逾古稀、身体欠佳，许多日常工作都由杨黎原主持。“文革”后的学校工作百废待兴，在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学校教育工作中造成的灾难性损失基础上，首先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用非所学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并调整了工作岗位；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抽调大批干部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复查审理；他担任教授、副教授评审委员会主任，主持恢复和评定教师业务技术职称；恢复和重组业余函授、夜大学；开设经济、法律等新系新专业；新建或重建一批研究所、研究室、研究中心；重建和恢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活动。他带领全校师生职工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新建立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新秩序，把学校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这两个中心上来。
1979年7月6～8日，召开了中共云南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杨黎原代表上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回顾了两年来学校的主要工作。仅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就复查“文革”期间立案审查过的369人，全部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为大批受迫害的同志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被错误遣送、开除公职的人员复了职；对被打伤致残的同志发了《伤残证明书》和自理医疗费补助；为被迫害致死的副校长李广田，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戴钟珩，中文系主任刘尧民，人事处副处长苏宝光，归侨学生苏尧宗五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公开宣布为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戴上“严重右倾”帽子的同志平反；对1957、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的159人进行复查，除因涉及其他问题的17人外，142人都予以平反改正，妥善作了复职、分配和安置。报告还讲了实现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搞上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党风建设等问题。
1980年2月，杨黎原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调天津市，先后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市财贸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当选为市顾问委员会常委，1985年离职休养后，仍十分关心天津的建设和发展，主动出谋献策、撰写革命回忆录教育后代。
1996年8月3日，杨黎原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4岁。他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以及天津市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派人或亲临追悼会。
1.《“新华人”的深切怀念》,《思想战线》双月刊，1978年2月。
2.《反动派的暴行，孤立了反动派自己》,载于《新华日报的回忆》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3.《从解放那天起就面向城市生产》,《天津日报》1981年7月10日发表。
4.《在湖南新化从事地下工作一年的回忆》,1985件5月收入湖南省新化县党史资料。
5.《在北师大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载于《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6.《我在广西贯彻地下党工作方针的片断回忆》,1986年2月收入广西三江县党史资料。
7.《孤帆破浪到延安》,载于《朝华拾零集》一书，1997年内部出版。
8.参编《新华日报》营业部史稿，载于《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会刊》(季刊)1996年第4期。
杨黎原的子女阎沐新等及云南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和部分老知情人，提供重要的参阅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