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轩(1913.12～1992.9),又名程崇轩，四川庐山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曾在村里读过几年私塾，后因父母相继去世，为安葬父母，欠下地主一百串铜钱的高利贷，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更谈不上继续读书。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经过庐山，饱受地主压迫的程明轩毅然投奔革命队伍，在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军二七四团三营八连当战士，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5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10月，所在部队与围追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过一次殊死博斗，他英勇奋战，身负重伤。1937年1月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当警卫，后又到中央外交部通讯班当通讯员，由于他机智勇敢、圆满完成任务，被任命为班长，不久调到十八集团军总部警卫排任班长。组织上看他勤学上进，又调到财务科当办事员。为培养我党一批懂财务知识的专业人才，1940年11月组织上派他到十八集团军后勤部供给学校学习财经管理。1942年9月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三边分区盐务局可风商店任会计兼三边贸易办公室业务主任。1946年3月调到山东省政府总务科任科长，1947年8月又任华东财办供给处处长，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他率领省属机关单位和部分华东分局所属单位的同志顺利突围，被授予三等功奖章。1949年1月任华东南下纵队供给处处长，同年6月调到西南服务团财经大队任大队长，随南下部队进入四川。1950年1月任川东行署财政厅财务处处长，1952年10月任西南财政部财政检查处专员，1953年5月任西南文教委员会计财处处长，同年10月任西南高教局办公室主任。为了加强重点高等院校的财务管理工作，1954年11月组织上调他到云南大学工作。
程明轩因工作需要多次调动，无论到哪里都服从分配，克尽职守忠诚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调到云大后就再没有离开过，将其毕生精力贡献给云大的发展建设。
1954年11月他到校后任副总务长，1959年任总务长，1975年任学校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月任副校长。从1956年8月3日成立第一届云大党委至1982年离休，一直担任历届党委常委。除此之外，还担任过校基建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校民兵师副政委。1979年后恢复学校工会，他兼任校工会第九届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程明轩主要从事财务、总务、基建等后勤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学校的后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云大虽然建校于1922年，由于国家经济落后、战争频繁，国民政府为教育投资非常有限。在1949年以前，学校仅有会泽院等二、三幢较为像样的建筑，其它均为低矮的瓦房甚至是茅草房。1953年学校计划新建校舍，其中最主要的建筑是化学、物理和生物三馆，为此学校曾多次向西南文教委员会申请经费，时任西南文教委员会计财处处长的程明轩为办成这笔经费出了不少力。初到学校，他分管师生的生活，但对建好这三个馆特别关心，主动协助总务处长张瑞纶抓三馆的工程进度和质量。为加快速度保证质量，他经常深入工地了解工程进度，协调关系，帮助解决调拨建筑材料中的困难。三馆从1954年8月7日开工，到1955年4月25日竣工历时十个月，完成的总面积为13358.36平方米，总投资为11416.13亿元(旧币)的浩大工程。该建筑为钢筋混泥土结构，其设计吸收了国外的建筑风格，共四层，有实验室、办公室等。三馆用天桥连接浑为一体，一度统称为科学馆。整栋楼气势雄伟，很有特色，成为云南大学一大景观。随后，他又负责建筑为三馆配套的水塔，即今天的钟楼。该塔身高为20公尺，容量是20吨水，面积为265.3平方米，造价3.86亿元(旧币),也是学校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
在他的领导下，学生宿舍到1956年增加到2500多个床位，基本能满足学生住校的需要，还建成了工农速成中学教室和宿舍。为使教师安心教学，又专门为教授、副教授盖了北院小平房，在当时条件下，这些住房属于舒适宽敞的住宅。随着学校的发展，1959年新建了图书馆大楼，购置若干件教学仪器。
作为后勤的主要负责人，他十分重视师生的伙食问题，狠抓食堂建设和管理，到1956年全校的食堂从一个增加到四个，设有回族食堂、员工食堂、学生食堂及专门为教授开设的小灶食堂，4个食堂可满足三千余人的同时进餐。为使师生饭桌上的食物丰富，1958年他带领师生员工在麦雨、龙潭开垦荒地三百多亩，种植土豆、包谷、小麦，饲养牲畜，还办工厂，自制教学仪器并对外加工。校办农场、工厂，又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了劳动锻炼的场所和实践基地。
他不仅重视新建教学楼、师生宿舍，还为保护学校财产不被流失做了许多工作。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学校附近的群众四处收集破铜烂铁。为创造收集破铜烂铁的“高指标”,不少地方出现把建筑物上完好的铜铁器都撬下来送到炼钢厂，云大的建筑也遭到破坏。这些人抬走会泽院门前的一座小钢炮后，又要来砸会泽院的几扇铁大门。为阻止这些人，程明轩组织师生昼夜值班保护大门。一次一群拿着榔头、斧子的人与保护大门的师生发生对峙。他们开始还气势汹汹和师生争吵，程明轩赶到现场怒不可遏，大声斥责砸门的人，得知骂他们的人是位老红军也就撤走了，大铁门才免遭破坏。1968年春的一个上午，三辆高级黑色轿车驶入云大，几个身穿军装的省革委生产领导小组的人，神气十足地走进程明轩的办公室。开口就说我们是某副司令派来的，要求学校将物理馆、化学馆、生物馆借给省革委办电子管厂。程明轩反问：你们有没有学过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我是党派来云大办学的，你们要云大这三个馆，就必须有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没有这个东西，云大的一块砖你也别想拿走，谁来我都是这个态度。由于程明轩敢于顶住上面的压力，才保住了三个馆不被占用。
程明轩一生十分勤俭节约，这种精神也带到了工作中。他经常向大家宣传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为国家分忧解难的道理，并严格管理食堂的开支，为此云大食堂在1959年被评为昆明市的八好食堂、节约粮食的模范食堂。但也有人借此打云大的主意。1960年有位领导想平调云大的三万多斤大米，程明轩斩钉截铁地对来调粮的人说：“云大的余粮，是师生几年来一两一两攒起来的，是他们的口粮，谁都没有权调走，谁要硬调，我就抓他到毛主席那里讲理。”由于他据理力争，学校的粮食没被平调。后来学校用这些粮食，补充全校师生伙食(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油水又少),使师生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水肿病。
程明轩秉性直爽，敢说敢做，坚持党的原则，为此曾受过打击和报复。1959年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反对给李广田、杨黎原、苏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批评那些借运动整人的领导。但他的意见不仅未使整人的领导认识到错误，反而遭到这些人的报复，被扣上“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批判。
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加紧对老干部的迫害。为进一步迫害省委副书记、原云大党委书记、校长高治国，云南成立所谓“高治国专案调查组”。一天专案组驱车到云大，找到程明轩，对他说：“我们奉上面指示来找你写一份高治国的反革命材料”。程明轩以轻蔑的口吻对他们说：“高治国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要拿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来我才能接待，这是组织原则问题。至于说反革命问题，高治国是原云大党委书记、校长，我是党委常委，在与他工作的几年时间中，只知道他所干的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没有发现他的反革命言行。”由于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专案组未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材料。
程明轩对群众生活处处关心，经常深入到基层，走访教职员工家庭，了解他们的疾苦，谁家经济有困难，谁家住房拥挤，他都了如指掌。为帮助教职员工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有时他还亲自把钱送到困难的教职工家中。他对教职员工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而对自己一贯要求严格，处处为国家着想。他在校任职的二十多年里，学校多次调整工资，但每次调工资，他都把机会让给别人，直到离休后才增加过一级工资。1992年程明轩因癌症晚期住院，在医院他几次要求出院，他说：“在这里花钱太多，住长了，学校的医药费又要超支”。尽管他是个资历长的老干部，但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不搞特权，与师生员工打成一片。他当“官”不象“官”,教职工有事喜欢找他商量帮忙。师生亲昵地称呼他“程老总”,就是后来当了副校长也是这样。他乐意接受这种称呼，时间长了人们只知道云大有个“程老总”,而忘了他的真实姓名。
1982年7月经中央批准，程明轩离职休养，但仍保持着一个老红军的本色。1985年2月，他在党员登记表上写道：“人老了离休了，但思想不能离休，要随时随地地想到自己是一个老党员，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只要对学校有利的事，自己就尽量去做。”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离休后仍忧国忧民，关心学校的建设，向学校提合理化建议，反映群众的呼声，直到去世前还惦记着学校的发展。1992年9月24日程明轩因病去世，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和校行政在悼词中这样写道：“程明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从事革命工作近六十年，战争期间程明轩同志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解放区从事财经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时，他全力为前方输送物资和给养。在和平建设时期，程明轩同志服从党的安排，积极热情地投身财经管理和后勤工作。他一贯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生对党忠诚，克己奉公，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时刻注意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程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
5.陶李：《云南大学志·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