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骢(1886～1961),字伯安，云南昆明人，回族。幼年勤奋苦读，治学谨严。清光绪26年(1900年)考入云南武备学堂，1905年毕业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
云南“重九起义”时，他任新军七十四标督队官(副营长),由北校场发兵，冲破北门进入城内，占领了五华山(今省政府驻地),又带兵围攻总督府(今胜利堂),为云南光复立下战功。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国内形势紧迫。12月22日云南举义前夕，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马骢等39位将领歃血为盟，举行宣誓仪式。25日通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马骢时任第三军第六梯团第十一支队长，为护国作出了贡献，后被授为陆军少将、三等嘉禾章获得者。滇军组织北伐编成靖国军，任靖国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并兼任自贡井卫戍司令，回滇后任督军署参谋长。顾品珍主滇时代理云南督军，主持军政事务。唐继尧再次打回昆明任督军，马改任云南省军政司司长。胡若愚、龙云、李选廷、张汝骥四军长于1927年“倒唐”后，马骢任省务委员、军政厅厅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支持抗日民主运动，拥护云南起义。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顾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等职，1961年因病逝世，享年75岁。
1928年9月24日东陆大学新学期伊始，第三届校董事会成立。马骢是龙云为董事长的六人董事会成员之一。
马骢等参加的这第三届董事会，提出本着认真办学原则，诸事俭约的原则，每月开支控制在7000元。全校除校舍、仪器、图书、器具及工场机械之属外，尚有锡务公司股票14万元，东川矿业公司股票10万元，个旧房产10余万元等等，但仍须坚持勤俭。董事会赞扬本校教职工和部分兼职教员，以地方大学教育为重，未尝计及报酬，使大学越办越好!以后，每年校长均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听取意见。可以说，在东陆大学创业维艰时期，校董事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省立东陆大学更改校名为省立云南大学，董事会的作用才略见减低。
马骢是云南回族杰出人物之一。他把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长驱直入，我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他目睹山河破碎，痛心疾首，壮怀激烈，挥毫写下“还我河山”巍巍四个大字，悬于昆明市中心近日楼城墙上，激励全省各族人民抗战的斗志。抗战期间，目睹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地方势力各存戒心，以致抗战节节败退，大片河山落入敌手，感慨愤激不已，写下了许多为事而作，痛砭时弊的诗篇，其中四首云：
抗战期间，马骢任云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时，不遗余力地运用民族、宗教社会团体的力量和影响来为抗战救国服务。如清理清真公产，筹措经费，振兴回民教育，培养人才，倡议创办明德中学、小学，设立阿文专科学校，先于全国分批资送留埃及学生等。这些留埃学生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学成回国，服务桑梓，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如纳忠、马坚、纳训、林仲明、林兴华等。解放以后，他们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他们的著作、译作和教学，为国际国内学术文化交流和为祖国培养外事人才、学术研究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抗战胜利后，马骢积极地参加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昆明各界民主人士、著名教授每双周举行一次座谈会，地点就在东寺街花椒巷马氏寓所。其中有他的亲戚和故交杨杰将军、著名教授、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吴晗、杨春洲、张天放和地下党员唐用九、杨青田、马曜等，其次子马继武担任联络警戒。座谈会上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提出患难与共，共同奋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但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退守西南及华南，在云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负隅顽抗。4月15日云南省参议会邀请在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其他各界人士举行座谈。马骢代表昆明绅耆和回协滇分会在会上发言：(1)坚决反对中央军入境把云南变为最后战场；(2)坚决反对五十三兵工厂迁台湾；(3)反对在云南征兵征粮。至此，马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必杀之而后快。国民党特务在“九九整肃”中逮捕了马骢、杨青田、张天放以及部分参议员。特务头子毛人凤、沈醉亲设军事法庭，判处马骢死刑，正准备解送重庆执行，旋因云南起义在即而获营救。出狱后积极参加了云南起义，迎接昆明解放。他在狱中，作诗数十首痛斥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慷慨陈词，怒斥敌人，其英勇形象，至今当事者仍记忆鲜明，深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