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治国（1914.10—1998.10），山西五台人。1960.1－1964.12先后任云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党委书记。

高治国（1914.10~1998.10）字衡臣、建卿，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歇马口村一个农民家庭。就读山西代县师范时，接受革命思想，于1936年12月参加山西牺盟会。1937年1月考入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被派遣到山西寿阳国民军军官教导第十一团一连任政治指导员。8月被上级组织指定为中共教导十团工作委员会书记，成功组建中国共产党教导十团工作委员会。9月，教导十团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高治国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决死队第三纵队游击第十团组织干事、代理政治处主任。1939年6月任山西第五专区保安政治部组织科长（秘密党委书记），其后相继任山西决死队第三纵队新七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第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八路军太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

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二十六团政委，后任九旅副政委、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政委，先后参加上党、平汉、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重大战役。

1949年4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三十二师政委、中共四川大竹地委书记，其后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西南电管局局长、中央电力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58年7月任云南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厅长、中共云南省委员会委员。他参与指挥重庆九龙坡发电厂、云南以礼河发电厂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省的电力工业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1960年2月任中共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4年1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65年11月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治国即受到残酷打击，身体与精神倍受折磨与摧残。他坚贞不渝，与错误路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

1972年12月任云南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其后任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7年2月，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常委。1979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他认真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胆拨乱反正，积极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云南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云南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云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会长、云南省老年大学校长等职务。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多次深入边疆、山区检查指导地方病防治工作，足迹遍及全省各种地方病高发地区。

高治国自幼喜爱书法，工作之余时常挥毫临帖、泼墨书写。离休后，被聘为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云南省老干部书画协会名誉理事长。他的书法刚劲凝重、气势恢宏、飘逸俊秀，云南各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的刻石、匾额、碑版。他的书法作品为毛泽东纪念堂等重要纪念馆、博物馆、碑林收藏，出版有《高治国书法选集》。

1960年2月，高治国任云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时，云南大学刚刚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由于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片面理解，学校劳动大量增加。1957年10月开始试办勤工俭学，先由3个系、7个年级参加。1958年开始，云大师生下乡参加大炼钢铁，在校园内外又大办工厂和农场，增加师生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代替教学。这年夏提出办162个工厂，要在三年内达到生产自给，要学生定出时间放弃助学金自食其力。

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的现象，当时在全国普遍地存在。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学校工作应当以教育为主。但是，在全国大跃进不断高涨的浪潮中，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很难认真地贯彻执行下去。就在这时，高治国受命来到云南大学。开始，他面对“教育大跃进”的汹涌潮流，也是认识不清的，曾一度说过一些过头的话，有过一些过头的做法。然而他注重实践，敢于从实际出发。他深入师生员工中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中，他没有什么日程安排，也没有预定受访对象或范围，而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进教室听课，到学生宿舍察看，到教师家中聊天，与师生打球唱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很快成为师生的知心朋友，大家对他无话不说。就这样，高治国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到云大的真实情况，弄清了云大师生最关心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认识逐渐得到提高，便甘冒风险，着手逐一解决问题。

他首先支持被错误处理的李广田大胆工作。李广田反对“教育大跃进”，针对劳动过多，指出“这样下去云南大学要办成云南小学了”，强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批判教师。学生编讲义不是解放思想，而是误人子弟。李因此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和打击，被撤消党委常委和校长职务，不再让他负责教学，而分配他去管伙食。高治国认为李广田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又是文学家、诗人，他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且在云大师生中富有声望。正确对待和发挥李广田的才干，是办好云南大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他冒着被扣上“右倾”帽子的风险，请李广田全面负责教学行政工作，发挥其教学特长，整顿教学秩序。他对李广田说，你大胆工作，出了问题我负责。李广田在落难时遇到了知音，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认真抓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总结三年工作成绩的基础上，高治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直面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怕犯“右倾”错误，不怕丢官，尖锐地指出1958年以来云南大学存在违反教育规律的失当做法。主要问题是：学生社会活动与生产劳动的时间过多，学习时间不够，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削弱；数量发展太快，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受到影响；不注意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高治国鼓励和支持李广田、赵季等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主”的思路，强调办好大学要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高治国的意见犹如春风迅速吹遍云大校园。学生的社会活动与生产劳动明显减少，学习时间有一定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一些被错误批判的教师得到甄别，尊重教师的风气有所恢复。

1962年4月李广田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山色》、《花潮》等五篇优美的抒情散文。他从高治国同志对他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中深感党的温暖、祖国的美好，放声高歌：“春光似海，盛世如花”！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高治国深感“教育大跃进”给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和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不仅是云大一所学校的局部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办大学必须以教学为主，以教师为主的原则，就不可能从宁“左”勿右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把大学办好。

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回答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原则问题，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规律，高治国于1961年4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一文。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这句话在极“左”思潮迷雾中重现了教育的本质特征。文章指出“要牢固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并不是没有思想障碍的。”障碍就是，认为以教学为中心会否定党的领导，会否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会使学生轻视劳动、忽视政治等。对这些貌似正确的“大道理”，文章有理有据地予以分析说明，用云南大学贯彻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实践，证明只有以教学为中心才能培养合格的人才。文章最后说，为贯彻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原则，领导必须改变作风，深入教学第一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一篇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解放思想、力挽狂澜的好文章。因此文章发表一个星期，《人民日报》便在4月14日全文转载，受到全国教育界的重视和好评。

同年8月2日，高治国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一文。这是前一篇文章的深化与提高，针对把老教师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打击老教师来显示“革命”精神的错误作法，他毫无顾忌地指出，办好学校，提高质量，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充分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老教师的积极性。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特别是教学科研工作，要注意听取教师的意见，有事同教师商量。学校决定重大问题，事先与他们通气，在要作出决定时同他们讨论研究，决定后依靠大家来贯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有关讲课、实验、考试等教学问题，应由主讲教师做主。领导要尊重教师，不要任意干涉具体业务问题。这些意见至今仍是我们办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已成为高等学校办学的基本常识；而在当时确实是发聋振聩，使不少人从极“左”的模糊认识中清醒过来。

高治国的这两篇文章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纠正极“左”思潮，恢复、整顿、建立学校正常秩序的序幕。

高治国的两篇文章发表时，教育部正在研究制订《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文件的起草小组看了高治国的文章，特别邀请他到北京参加该文件的有关讨论会。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实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高教六十条的颁布，证明高治国同志的观点和意见是正确的。

本来，高教六十条只在教育部直属院校试行，由于高治国的两篇文章，云南大学也被列为试行学校。全校师生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尊师重教，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共同谱写了云南高等教育的新篇章。高治国在云大担任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时期被人们赞誉为云南大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高治国强调并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当时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影响。不少大学慕名前来云大取经。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于1963年千里迢迢奔赴昆明，向高治国请教。匡亚明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教育家，询问高治国：“请谈谈您成功的思想源出？”高谦恭又诙谐地说：“上山砍柴，我要先问一问樵夫；下海网鱼，我得向渔夫请教；进入教育文化阵地，就要拜知识分子为师了。”匡再问“您治校的‘战略方针’又是什么？”高说“先是良知和胆识，然后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不断总结、改革提高，持续上进。”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高治国的领导艺术。

当云南大学在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努力开创教学科研新局面之时，“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席卷云南，高治国同志惨遭迫害，主要罪状就是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他的正确主张被歪曲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污蔑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李广田副校长是最先揪出来的“黑线人物”，高治国就成了李的黑后台。

高治国在“文革”遭到残酷无情的批判与打击，受到长时间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面对打击迫害，高治国不改初衷，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面对无理批判，他反问学校是干什么的？不以教学为中心，还要大学干什么？学必有师，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怎么办学？他深信历史终将证明：办大学要以教学为中心，要依靠教师，是不可否定的真理。

粉碎“四人帮”后，高治国以教学为中心和尊重老师、依靠教师的两个办学原则在云南大学得到贯彻落实。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焕发了青春，中年教师成为学校的骨干与中坚，青年教师以崭新的风貌和可喜的锐气崭露头角，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云南大学已成为中国21世纪重点建设的一百所大学之一。当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奋勇前进时，不会忘记高书记在“左”浪翻腾、邪雾迷漫的时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拼死维护的真理：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学必须依靠教师，尊重教师。

（林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