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仲伯
作者:杨知勇时间:2022-03-01

 

方仲伯(1910-1996),四川万县人。1953.3—1955.6 先后任中共云南大学支部书记、总支书记。

方仲伯(1910~1996),四川万县人。他在青年时代,怀着爱国热情和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强烈意识,投身于革命洪流。1932年在北平参加北方左联,1933年参加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一带与日军作战。1933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同盟军战斗失利,队伍被打散,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北平寻找党组织也没有找到。以后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参加了文化界救国会,并在沈钧儒任董事长的正行女子中学教书。上海沦陷后,他随上海救国会的同仁到达武汉。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陈家康对他的情况详细了解之后,把他介绍给李公朴做秘书。1938年经李克农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直属队学习。1938年10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曾于1939年秋天去山西敌后从事游击战争。1940年党组织派他返回四川,以救国会秘书身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动向,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其组织关系仍留在党中央,具体联系人是李克农介绍的王凯。从这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担负着党组织交待的重任,在成都、重庆等地独立工作。

皖南事变后,他随李公朴先生前往缅甸仰光,但因滇缅公路被封锁,国民党外交部驻昆办事处又不签发护照无法去缅甸,便在昆明停留。在昆明,他结识了很多进步人士,也结识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去个旧参观时,与建水师范学校校长刘宝煊相识,乃与刘宝煊一起回建水,参观其办的师范学校,并了解在个旧办矿的建水老板的情况。他看到刘宝煊具有献身教育、艰苦办学的精神,而当时师范学校处于经费匮乏、十分困难的境地,很难维持长久。他与刘商量,不如将学校改为一所私立中学,争取地方人士支持。这样,刘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对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方仲伯还表示,他愿意全力协助刘办学。就这样,他们在建水建立了“建民中学”。建民中学的教师,主要由刘、方二人聘请,教师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如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马胜之(又名马谦和,现名马识途)、《红岩》作者罗广斌都在建民中学当过教师。地下党在建民中学建立党的组织,建民中学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成为云南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屹立滇南的红色堡垒。在这当中,方仲伯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期间,他的组织关系由南方局的徐冰联系,皖南事变后转由陈家康联系,随后又由南方局派到云南做龙云工作的华岗联系,组织决定他做民盟工作之后,改由周新民联系。抗日战争之后,他曾到香港向华南分局书记方方汇报工作,方方决定他回云南搞武装斗争。

1948年,地下党云南省工委决定他和廖必均、刘宝煊等到元江开办武装工作训练班。训练班在元江小柏木村秘密举办,这是利用哈尼族首领、人们称之为“咪喱王”的李和才的关系进行的。小柏木就在咪喱附近。开办这个训练班是为开展滇南武装斗争作干部准备和组织准备。参加训练班的70多个男女青年,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第九、十支队的骨干。滇南革命武装斗争开展之后,方仲伯直接参加了领导工作,任九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42团团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进入云南之前,九支队基本解放了思普区和西双版纳地区。四兵团十三军追歼国民党第八军及第二十六军残部的战争中,九支队配合狙击,粉碎了国民党军逃窜境外的阴谋。

建国后,方仲伯曾任思普地区专员、省文教厅秘书长。1953年初,他被调到云南大学工作。到云大后,他立即筹办了一所工农速成中学。为此专程去中国人民大学了解他们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经验,约请常丕义担任速成中学校长。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考进云大。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袁勃给他交代了两项主要任务,一是筹备成立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二是成立政治辅导处。当时云大的党员因被调出较多,留在学校的只有十多人,只能组织一个支部,方仲伯先担任了两个月的支部书记。1953年5月因党员增多,成立中共云大总支委员会,他任总支书记,李广田、周玺、和平、苏克、杨绍珠任委员。1954年云大设置政治辅导处,他任主任。1955年6月,成立中共昆明市学校党委云南大学分党委,但未任命分党委负责人,原总支书记实际履行了分党委书记的职责。在这之前,省委决定成立云大党组,李广田任党组书记,方仲伯是党组成员之一。

从1953~1956年,方仲伯在党的建设、教学改革、院系调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重抓了发展党员和院系建立支部的工作。1953年成立中共云大总支委员会时,只有党员21人,到1955年4月全校已有党员343人,党支部由原来的3个增加为21个(其中有6个临时支部)。他很强调各系建立支部的重要性,认为这与工农红军把支部建在连队上相似,具有同样的作用。成立总支时,教师中只有几个助教是党员,方重视在教师中发展党员。1956年上半年新发展的党员中,有学术地位较高的附属医院院长梁家椿、物理系主任杨桂宫、农学院教授肖常斐等人。

方仲伯曾任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经云南省委统战部决定,由他负责以云大作为在大学开展民主党派工作的试点。他在云大建立了民主同盟支部,并发展了一批学术威望较高、思想要求进步的盟员,使云大的民盟组织生活搞得很活跃,曾得到西南局通报表扬。

在教学改革方面,他把制定教学计划作为主要环节来抓,强调下述几条基本原则: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际运用相结合;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主导作用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相结合。这方面的工作,收到一定成效。

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时进行的。这一工作的得失现在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院系调整即将云大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调整出去,成为独立的高等学府,却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云大的院系调整首先是工学院独立,工学院的校址是他选定的。当时他曾同昆明市市长薛汉鼎、省工会主席刘林元(后为副省长)对昆明的市政规划有个设想,即以云南大学为主体,民族学院、师范学院为两翼,加之前后有工学院、冶金工校,形成一个高等教育的教学区。这一规划,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赴万隆会议之前在昆明,他通知省委统战部要方仲伯带杨堃夫妇到震庄看他。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们如约前往震庄。杨堃夫妇与周总理是在法国同学,彼此很熟。十多年前,方仲伯也曾在延安、重庆、汉口等地与周总理见过面,他曾担心总理不一定记得他,但总理一见面就说出他的名字,并提起他曾在“全民通讯社”工作的事。总理与杨堃夫妇谈了一些在法国留学的往事,对云大的科系专业、教师情况也询问得很详细,还留他们共进午餐。

下午二时,周总理同他的一些随从人员来到云大,方仲伯陪总理看了会泽院、至公堂、数理馆、学生食堂、历史系办公室和教授宿舍,历时三个多小时。云大60周年校庆时,他曾写过《忆敬爱的周总理来云大视察的时刻》一文以作纪念,还写了一首诗:漫步会泽院,一步一留连。巍巍大学府,“九五”何尊严。岁月如梭去,山河换新颜。五十年代事,历历在眼前。是非有公论,成败早断言。…

1956年省委决定他到党校学习,开始说是到中央党校,后又说中央党校人满了,就在省委党校高级班学习,云大党组织的工作由李书成接替。

同年他从党校回云大,云大党委确定他任图书馆馆长。1958年反“右派”进入深挖党内“右派”阶段,谢富治、于一川等提出:要把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和右派一锅端,实际上是要把地下党、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一些党员一锅端。他们无中生有地搞了个“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然后挖他们的“各路诸候”和拔掉他们安插在各地的“钉子”,许多地下党干部被打成“右派”,方仲伯的爱人郭瑷莹就是在这时期被打成“右派”。此后不久,他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才从档案中看到把他打成“右派”的罪名是三条:(一)支持费孝通;(二)包庇杨维骏(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曾任省政协副主席);(三)利用向科学进军,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这三条“罪状”正好说明他是思想比较解放,敢于讲真话的人。在广大大学教师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划为异类打入另册的时候,他敢于抗拒极“左”路线的压力,为他们鸣冤叫屈实在难能可贵。划成右派后,他被遣送到元江红光农场监督劳动。在这之前,他的爱人郭瑗莹已被遣送到市二农场监督劳动。当时他们的孩子,老大八岁、老二六岁、最小的一个才一岁只好留在昆明,请保姆代管。

1961年秋,他被调到玉溪中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历史教员。十年浩劫期间他饱受折磨,多次被毒打。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右派”冤案得到平反,省委组织部根据他本人的意见调省政协任常委兼副秘书长,并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遭受迫害二十多年,他因精神和肉体饱受折磨,内心的创伤太多,体弱多病,晚年几乎是在医院和疗养院交替进出。但他并不愿向疾病低头,不愿虚度晚年。他曾在1987年春节写下这样的诗句:虎奔兔驰跨新年,岂容虚生白发添,晚霞赤辉烧不尽,山重水复又一川。他先后编辑出版了《李公朴纪念文集》、《李公朴的故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从第七期至十四期,由他负责编辑;他成立了工业经济管理刊授联大分校;他倡议并组建了世界语协会、陶行知研究会;他为恢复“北门书屋”做了很多工作。有人说他爱管闲事,不能很好的安度晚年,他却愿意在“以教治国”、“以文安邦”方面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方仲伯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危而不惧”、“苦而不怨”、“曲而能伸”、“病有所为”、“老有所事”,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崇高品格。原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人唐登岷写的《祝方仲伯鹤寿》(调寄[天仙子])对他的一生作了很好的概括:

走北闯南奔革命,六十三年歌未尽。风霜雨雪过来人,有血性,步矫劲,落落大方心似镜。

桃李天涯蒙仰敬,倜傥交谊诚接应。壕中战友老愈亲,斜辉映,苍松挺,岁岁端阳增寿庆。

资料来源:

1.方仲伯:《风雨履痕》,德宏民族出版社,1995年。

2.《云南大学志·党群卷》,云大出版社,2003年。

(杨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