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披云（1905.1—1983.5），四川岳池人。1978年1月—1979年9月任云南大学校长。

刘披云（1905.1—1983.5），原名荣简，别名方策（澈），四川岳池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父母宠爱，母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到五岁就送去读私塾。1915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受长辈、老师的喜爱。1919年春考入顺庆联合中学。在学校受吴玉章等人的影响，阅读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对当时提倡的新学极感兴趣。他思想开朗，好打不平，1921年带头组织同学反对封建腐朽思想，被勒令退学。1923年考入上海私立南强专科学校（即上海南方大学）。在校不仅刻苦学习，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探讨国家前途命运。由于他成绩优异，思想敏锐,会写文章，擅长宣传鼓动，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

1923年冬，他被选为南方大学四川同乡会总务主任、淞沪四川学会委员长。1925年4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年7月被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大学学习。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等先后在这所大学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刘披云在党的教育培育下，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担任了上海南方大学团支部书记、共青团上海大学特别支委书记、团江浙区委委员、上海学生联合会党组书记。1926年4月担任团江浙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2月被选为上海区委特别市民公会党团秘书。1927年，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准备在上海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广泛发动群众，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刘披云被选为秘书股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临战慰劳和救护伤员等项工作。4月下旬，他参加全国学联第八届代表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川省委在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主要领导人被杀害。这年8月，刘披云奉党中央之命，同傅烈等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川西特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并被选为党的六大代表。他主持川西特委工作时亲自发动大规模反劣币斗争，这次斗争迫使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作出一些让步。1929年8月，省委派他护送旷继勋到上海找党中央。任务完成后，留在上海。1930年2月，党中央代理秘书长余泽鸿通知刘披云夫妇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由他扮成阔老板偕夫人搬进英租界浦江路45号，负责掩护中央在此处开会。1933年9月，刘披云应胡秋原之约去福建参加十九路军，筹备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宣传处秘书。

1935年1月日本留学。在东京留学一年半期间，翻译了《唯物史观日本经济》、《细菌的猎人》、《唯物辩证论》等书，还参加东京文化革命活动，在纪念聂耳的会上，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说。1936年从东京回到上海，参加了钱亦石组织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会，担任四川日报驻沪记者，写了很多抗日救国通讯报道。1937年回到成都，担任成都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塔斯社驻蓉记者。

1940年5月根据南方局的安排，随董必武去延安，任行政学院教务处长、延安大学教育处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延安大学代理副校长。1946年6月，派到哈尔滨任市政府秘书长。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秘书长。为支援解放战争，承担了许多艰巨的军事运输任务。1949年7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1949年底四川解放，川南行署成立，他任行署副主任兼川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川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川南行署并省后，调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司长。1953年10~1958年8月，担任中共南开大学党组书记、天津市高校党组组长、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南开大学第二副校长、副校长等职务。在南开大学工作的5年中，他始终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南开大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重视依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为南开大学的重建做出显著成绩。1958年，刘披云任云南省副省长兼文教办主任、中共中央云南省委常委，分管文教工作。他忠诚党的文教事业，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针对云南省是个多民族地区，交通又十分不便的特点，提倡多种形式办学。云南农业大学的创办、各专州市普通中学和专业学校及基层文化馆站的发展，都凝聚着刘披云的心血。

“文革”中，刘披云被康生诬陷为“老叛徒”而遭监护审查，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身心长期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坚持斗争，经受住严峻考验。

他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前，到昆明市协助工作期间，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投入到四化建设中。为使昆明地区用上煤气和地下热水而日益操劳，还带领技术人员到我国使用煤气、地下热水技术处在领先的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上，刘披云被选为副主席。任职期间他注意调查研究，就党的建设、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向省委提出过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云大的教学、科研有了生机，然而学校是“文革”中的重灾区，要全面恢复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还面临诸多的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刘披云调到云南大学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8年1月26日，年过七旬、疾病缠身的刘披云一到学校就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据省委的布置，他及时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就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搞好清查、定案和解脱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学校进行恢复教师职务、职称和文革后第一批提升教师职称的工作。刘披云认为这是一个调动教师积极性，搞好教学、科研的极好机会，为此他多次深入到各系听取意见，召集部、处、系领导开会，希望他们要认真抓紧做好评审。5月，他要求各个部门根据省委有关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的会议精神，抓紧做好落实政策和审干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为被迫害致死的师生进行昭雪和抚恤；对因身体条件不能继续工作的要妥善安置；对受牵连的家属和子女，要按党的政策做好工作。

1979年1月4日省委撤消云大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改为党委会，批准刘披云为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学校新的党委成立后，及时组建校务委员会，1月12日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会上宣布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系一级采取由总支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2月底~3月初，学校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及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工作会议纪要，着重讨论如何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3月2日，刘披云在会上代表党委作了题为：“抓纲治校、整顿提高，为把我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而奋斗”的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讲到：从现在起，工作重点要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努力把云大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为多出人才、多出科研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他要求教职工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按试行的《工作量暂行条例》进行管理。依照高教60条的规定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安排好干部、老师的生产劳动。机关和系一级的行政人员要充实，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狠抓师资培养提高，重点是中年教师的培养。认真提高教学质量，文理科都要制定教学大纲，基础课安排有经验的教师去讲。大力加强科学研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后勤工作要为教学、科研服务。3月10日，刘披云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校务会议。他听取了大家就如何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的发言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次会议，就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做好师资培养工作等，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贯彻落实三干会议精神起到很好的作用。1979年初，学校进行第二次评定教师职称工作。刘披云在全校教职工动员大会上，一再强调：要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反对徇私舞弊。对于提名或其他有争论的问题，须经党委讨论。

1979年9月20日，刘披云调离云大到省政协任职。他在云大任职近两年中，不但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揭批“四人帮”、落实政策，进行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还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他在学校做的一些看似小事的事，却给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家住在校外，学校有关领导考虑到他年纪大，行动不便，按级别可以派专车供他使用。他知道后说：“我们学校车少，不要为我配专车，我要用车会打电话。”他的行动亦影响其他领导，缓解了学校用车供需矛盾；当他了解到学校食堂早点品种单一，供应困难后，责成有关部门在食堂附近建一个面包房，并从校外调进一个专门做面包的工人；当年，教职工做饭要到离校较远的龙翔街煤厂去拉煤，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向市里提出在云大附近建煤厂。云大煤厂建成后，不仅方便了云大教职工，也使周围住户受益；听到学生反映晒衣服困难，就要总务处在学生宿舍周围拉起铁丝供学生晒衣服用；当时很多农副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为改善师生生活，他要求校农场多生产农副产品，多养猪。到栽种、收割季节，还去校农场的田间地头了解栽种、收成情况。他不仅要求大家多生产,还要求加强管理,不要浪费粮食。一次，刘披云看到一些学生从晒包谷的球场上走过，不但踩坏包谷，还抓起包谷相互抛撒，非常疼心，朝他们大喊：“那是粮食，不要踩，不能乱甩”。事后再三叮嘱总务处，要加强晒场的管理，做到随时有人看管。

资料来源：

1．中共岳池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史通讯》第2期，1987年5月。

2．《刘披云同志在南开》，1998年6月，南开大学档案馆。

3．刘披云同志治丧委员会：《刘披云同志悼词》，1983年7月29日。

4．陶李：《云南大学志·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采访云大杨绍珠等。

（刘兴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