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彬

学生社团是大中学生以志趣为纽带、按自愿原则组成的群众组织。从东陆大学开始到云南大学，学校规模不断发展、扩大，学生社团也不断增多，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进步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发扬爱国精神、争取社会进步成为学生社团的主流，在抗日救亡、反内战、争民主等系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云大早期的“青年努力会”

1925 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了，一向闭门读书的东陆大学学子开始觉醒和思考时局问题，学生社团也应运而生。进入东陆大学第一个颇具影响的学生社团是“青年努力会”。1924年，云南省立一中毕业生李国柱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该会以孙中山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意命名，翻印了《孙中山先生奋斗史》、《孙中山先生演讲》发售。1925年春，青年努力会骨干吴澄、杨静珊（杨淑敏）考入东陆大学文科预科班，在大学学生中组织和发展青年努力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大学埋下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种。

青年努力会发挥了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该会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促成了东陆大学学生会的成立，并选出先进分子为代表，在1926年3月有12所学校代表参加的云南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上，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学生联合会。在以后各种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斗争中，都有青年努力会的积极参与，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努力会为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培养、锻炼和输送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李国柱，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云南第一个共产党员，先后担任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书记、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他组织成立了“云南书报合作社”，创办了《云南学生》杂志，在广大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引导艾思奇、聂耳等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云南省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吴澄，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云南省第一位女共青团员，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云南特别支委书记，创办了云南省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李国柱和吴澄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并结为革命伴侣。大革命失败后，云南政府动手清党，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李国柱、吴澄夫妇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工作，使一部分党团员组织和群众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30年1 0 月，李国柱、吴澄和另外两位地下党人王德三和张经辰4人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用，他们始终没有屈服。193 0 年12月31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地杀害，壮烈牺牲时吴澄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1926年至1930年，在吴澄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下，云南大学学生中先后有蒲光宗、李希白、李坤元、王正昌、程杲、张鹤、刘樾等人在校内或校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经各种斗争考验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校期间和毕业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参与云南省学生运动和红色济难会等社团工作，为推动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二、各具特色的众多壁报社

1940 年秋，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云南大学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特务横行，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舆论被严密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宣传窗口的壁报反而逐渐增多，壁报社纷纷涌现。

云南大学有多少壁报社团现已难以统计，毋庸置疑，爱国民主倾向成为当时壁报的主流。《冬月社》由经济系1943级学生刘燕桂、林乃祥、黄兆屏、杜迈之等组成，他们顶住白色恐怖的压力，表现了非凡的勇气。《芦笛社》由耿介、李艺群、文庄、蒋万华、赵鼎盛、张家驹、谭元坤、陈光魁、张道一等人组成，既有云南大学学生，也有云大附中学生参加。《芦笛社》是文艺性壁报，有诗歌、散文、杂文等形式，耿介的诗和杂文都很尖锐。报头由李艺群作画，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等内容颇有政治意义。由于壁报围绕共产党方针政策确定内容，又以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表现，在学校中影响甚大。他们还根据疏散情况，刊出了昆明（云大）版和路南（云大附中）版。《苦苗社》，由何庄（原名唐茵，1949年之后任北京文艺报副主编）、曹云植、汪国桢等几位颇有才华的进步学生组成。《子夜社》，学术性较强，政治倾向也较鲜明。此外，还有由学会主办的《文史壁报》，由同乡会主办的《河北壁报》、《广东壁报》。这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利用一切可供的壁报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一些云大学生社团，还与联大和云大附中学生社团相互联系，如联大的《群社》邀请卢义、范长江到联大演讲，云大的一些社团成员也参加听讲并作详细记录，连同马寅初重庆演讲的记录一并寄云大附中，由《舵洪前》壁报发表。

在众多的壁报中，也有一股反民主的逆流。坚持逆潮流而动和随声附和的壁报只有几家，其中，由三青团控制的《决斗社》和国民党控制的《浩瀚社》最为嚣张，后面支持的有中统、军统、蓝衣社等各种政治势力。他们在壁报上散布谣言、咒骂共产党、围攻进步壁报，他们又很低能，讲不出什么道理，就像泼妇骂街，不时还出现“弓在弦上”之类的洋相，表面上似乎他们控制了舆论，实际上并不能赢得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学生们把他们看作张牙舞爪的跳梁小丑。

为掌控学生社团，反动当局向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学校严格控制爱国学生社团活动，出台各种政策和办法阻止进步学生的壁报刊出。1948年1月7日，云南大学训导处就曾贴出一则布告，内容如下：查学生于课外组织关于学术修养、健康游艺及社会服务、劳动服务等团体，应遵照本校训育委员会制定的指导学生团体或壁报办法，也应请教授或副教授一人负责指导，由发起人代表申请。名称、宗旨及办法呈请训导长核准后送交训育委员会备案始得成立。学生社团成立后应将章程、职员、会员名称及指导员姓名送训导处课外活动组备案。校方曾经抄办法全文一再布告，乃近日未经训导处登记之“实学”、“子夜”等十个团体发行联合壁报诋毁他人，此嚣张若不加取缔何以维校风校规而儆效尤。

由此看来，云南大学的壁报遭到控制和诋毁，但各种民主思想、爱国思潮仍在校园内外涌动不止。

三、秘密的和公开的读书社及各类学会

为了团结同学、提高思想觉悟，云大学生中自发地组织了许多读书小组或读书社。以读书为名义的组织大多是秘密的，也没有名称，他们默默无闻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当时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些新书往往成为他们争先抢购的书源。1941年3月中旬，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了。这些神秘的读书社（组）断绝了新书来源，但仍然甘冒违禁的风险，寻觅新信息，学习新知识，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都成为争相秘密阅读的书报。当时有一个名为《南星社》的秘密读书社，成员有王志诚、马愚、文庄、余维晋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还主动与其他读书社（组）串联，经组织同意，共产党员耿介也加入到《南星社》。

除了秘密的读书社、读书会、读书小组外，还有公开的读书组织，这些有正式的名称，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经学校批准成为合法的社团。这些公开的读书社（会）为数不少，但有哪些名称档案中难以查寻。有一个称为“刀丛诗社”的读书社，社名取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入社的有段家陵、何丽芳、牛琨等十几个学生。后来，他们先后参加了“民青”和共产党。还有一个超出云大范围的读书社，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它就是《五九读书社》。《五九读书社》的成员有云大学生赵玉康、李继昌、张家驹等，有云大附中高三班学生赵寿先，有联大学生段亚华、云大毕业已参加工作的岳世华、舒守训（文庄）、郤有谟等，还有耀龙公司职员李培伦。这个读书社联系面较广，不断有新成员参加，后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此外，各类学会也十分普遍，每一个系都有学生组织的学会，如文史系的“文史学会”，外语系的“外语学会”，社会学系的“社会学会”等，这些公开的社团在团结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鼓舞斗志的合唱团与宣传队

在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云南大学出现了两个颇有名气的合唱团：“哈哈合唱团”和“南风合唱团”。两个合唱团各有成员七、八十人，是两个队伍最为庞大的社团，荟集了全校的音乐人才。“哈哈合唱团”由史尧典、段家鹄、曹世藩担任指挥，“南风合唱团”由尹宜公等人负责。在经常由爱国学生组织的各种晚会上，都能听到合唱团高唱的革命歌曲。他们还根据斗争的需要自编自谱歌曲，如《送葬歌》、《我们不要这个》、《茶馆小调》等，这些歌曲很快就在爱国学生中传唱。在“一二·一”运动中，当大批特务打手向云大进攻时，云大数千名学生居高临下对峙，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以高昂的气势迫使他们知难而退。在三万多人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大游行时，《送葬歌》歌声此起彼伏：“······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势把那反动势力消灭！”当云大师生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校庆时，两个合唱团同台演唱，还把解放区流行的《朱大嫂送鸡蛋》等节目公开演出。当数千学生聚集云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篝火晚会时，学生们高唱嘲讽反动派的《古怪歌》、《茶馆小调》，“哈哈合唱团”还演出了风行陕甘宁边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惊呼：“今晚连《兄妹开荒》也演出了，昆明这不成了解放区啦！”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面最广的社团应属宣传队。“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云大和云大附中学生组成了四、五个宣传队，每队三、四十人，走上大街，作演讲、发传单，揭露“一二·一”惨案的真相，控诉反动派发动内战、屠杀革命学生的暴行，演唱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歌曲，演出了《如意街76号》、《凯旋》、《匪警》、《潘琰传》、《审判前夜》等一批反映现实、揭露反动派的街头活报剧。昆明市大、中学校纷纷组织宣传队，在那些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日子里，每天一百多支宣传队、最高达150多支宣传队浩浩荡荡走向街头，护国路上、胜利堂前甚至大街小巷，围观群众水泄不通，出现了万人空港的盛况。

我们还能从另一个侧面窥见宣传队、合唱团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影响力，那就是1949年5月9日和10日，昆明市警察局向云南省主席卢汉呈送的两份电文。一份电文写到：“据报五月四日下午一时，昆明市各大中学生为纪念五四青年节于师范学院集体举行（聚会），共到达学生2800余人，其纪念方式一为球赛（系云大与联大作篮球比赛）；一为舞踊赛，由全市各大中学均行参加，以校为单位排列表演竞赛，该项舞踊纯系解放区学习而来，其中有团结就是力量节目，含有示威之意······本日晚八时学生于云大操场举行纪念晚会，······举行戏剧表演，剧情多为表演五四学生被害情况及对政治不满之讽刺剧。”而在另一份电文中还提到，五四晚上各大中学生聚集云大升旗场，参加人数约万余人，参加学校有云大、师院、南英、昆中、天祥等12所学校，表演的节目有青春舞曲、团结就是力量、原形毕露、五四、好地方、哑剧、青春战斗曲等18个节目，晚会持续到12点20分才陆续散场。可见，宣传队、合唱团的活动给反动当局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五、从“学生自治会”到“昆明学联”

云南大学众多的学生社团奠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基础，但由于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1943年，面对当时三青团控制各系学生会，以开跳舞晚会、介绍女友、毕业后介绍职业为诱饵，拉拢学生入团，以此破坏爱国民主运动。云南大学爱国进步学生在地下党员张家驹、耿介等支持下，以举办学生福利、互勉读书的正当理由得到校方同意，选举产生了以杨维骏为总干事、由11名学生组成的干事会，学生自治会以合法形式公开成立了。

干事会成员都是品学兼优、在学生中有较高威望的学生，他们办起储金会以解决贫困学生的生活困难，举办演讲会以提高学生学术思想水平，开展各种活动，把广大学生引上爱国民主运动的正轨。1944年6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出现的西南危局，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大字报形式提出团结抗日、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等十项主张，在全校师生及外校爱国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西南联大爱国民主力量甩开尚被三青团控制的学生自治会，与云大联合举办纪念“七·七事变”七周年的时事座谈晚会，邀请两校二十多位专家、教授就国内外形势、财经、文教等方面检讨七年抗战的得失，揭露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上千大、中学校师生汇聚在云大至公堂前，成为昆明爱国民主青年联合的开始。此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动爱国学生参加了民主党派举办的“保卫大西南”群众集会，主持了在至公堂草坪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参加了云南“护国运动”29周年上万人的群众集会及会后两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云大、联大和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逐步为爱国学生社团控制。1939年至1945年初，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两校成立了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后发展成为昆明二十多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骨干。为抵制国民党取消“五·四”青年节的反动举措，昆明四所高校联合举办了所有大中学校学生参加、当地盛况空前的“五·四”纪念周活动，二十多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代表，齐聚云南大学泽清堂，联合宣布成立“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使爱国民主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1945年8月，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贺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却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迫离开云南。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所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上联合举办了反内战时事晚会，围墙外反动军警层层包围，机枪、冲锋枪、流弹炮呼啸而过，台上教授们的演讲慷概激昂，特务头目查宗藩冒充“老百姓”上台发言被哄赶下台，草坪上六千多学生反内战的歌声响彻夜空。次日，昆明三万学生抗议军警暴行宣布罢课，掀起了争民主、反内战运动。12月1日那天，反动军警、宪特大出动，疯狂镇压学生运动，他们冲向云大，学生们齐聚会泽院楼前，居高临下手执棍棒、石头相对抗，军警看学生太多，不敢贸然开枪、扔手榴弹，转而向西南联大等学校进攻，打伤学生数人，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联大师院学生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在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面对国民党的暴行，云大学生自治会率先组织“学生纠察队”，爱国学生踊跃报名参加，选举中共地下党董志安和毕谟为负责人，选定会泽院一间南向教室为队部，先后参加过纠察队的有数百人。学生纠察队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保卫学校的安全。编了20多个小组，分三班守护云大前后门，流动组巡查各处以防国民党从内部捣乱。住在校内的几位老师及家属给守夜队员送来红糖稀饭，队员们十分感动，保证守护好学校。二是保护外出活动同学的安全。当特务围攻宣传队时，他们装作老百姓出面劝阻，当宣传队员被打伤时，他们及时送往医院，当得知敌人从外地运来数千特务、打手准备大肆抓捕时，他们建议暂停三天外出活动与敌人巧妙周旋。“一二·一”运动迫使国民党反动派答应“罢联”严惩凶手、抚恤烈士的要求，代省长李宗黄、警备司令关麟徵被撤了职，学生也及时复了课。1946年3月12日，昆明学联组织了三万多人的“四烈士”出殡大游行，沿途近十万群众参加了大路祭。云南大学学生纠察队员戴上“总指挥”、“纠察员”、“联络员”的袖标维持秩序，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学生运动必须以舆论为先导。众多的壁报对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还需要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在昆明学生罢课期间，“昆明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撰写了《罢委会通讯》，共刊出了15期，报道罢课斗争的动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复课以后，昆明学联机关报《学生报》于1946年1月19日创刊，创刊词宣告：“人民不应该再被蒙在鼓里，人民的声音不应该再被窒息，人民要听，人民要说，人民要做主！”《学生报》的任务是：“报告你真实的消息，说你要说的话。”云大学生段家陵（段必贵）、杨知勇、张霞、何丽芳（余丹）等先后担任《学生报》编辑，学生纠察队负责人董志安为总发行人，爱国学生冒着被特务殴打抓捕的危险，沿街叫卖，要听真话的群众争相抢购，学生报销量大增，最高时一期的印数就达到八、九万份，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声日报》被群众称为“梅毒报”，虽靠政府之力发行也不过一、二千份。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杀害，《学生报》的编辑们彻夜不眠，连续编写揭露真相的号外，最早传播震惊春城的消息。

西南联大复原北迁之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成为昆明学联的主心骨。为巩固学生自治会地位，1946年4月，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干事，由社团壁报提名并介绍候选人，候选人发表“施政大纲”，全校学生直接投票选举，选出干事达数十人之多，绝大多数是“一二·一”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自治会为学生服务，开办了优惠的茶馆供学生自习和休息，设置了理发室方便学生生活，为新生提供周到的咨询代办服务，引导广大学生成就爱国民主运动。以云大学生自治会为支柱的昆明学联，组织了以下几项斗争：

1 、反对国民党军统镇压民主运动的斗争。李、闻相继被暗杀后，特务活动更甚嚣张，爱国学生被盯梢、绑架的时有发生，警备司令一手策划了暗杀行动却贼喊捉贼，嫁祸龙云的三儿子龙绳真，龙三闻讯逃回昭通老家，龙云前副官杨竹菴被捕。在那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日子里，昆明学联以云大为活动中心，坚持斗争，散发传单，出街头墙报，揭露反动派借刀杀人的阴谋，在全国各地声援下，蒋介石政府迫于各方压力，霍揆章被撤职查办。将两个死刑犯冒充凶手汤时亮、李文山枪决，以欺舆论。

2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2月30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万人“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消息传来，昆明学生纷纷响应，云大学生自治会行动最快，声讨美军罪行的壁报贴满全校，哈哈合唱团、实学社、刀丛诗社、云大剧社等社团积极参与，在至公堂举办了控诉美军暴行的演讲文艺晚会。其他学校学生也相继被发动起来了。1947年1月初，昆明三万大中学生云集云南大学操场，宣读《抗议美军暴行宣言》，随即进行了示威游行，高呼“美军滚出去”、“停止内战”等口号，学联代表还向美国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

3 、“六·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自1947年5月始，全国各地爆发了抢米、抢粮风潮，反饥饿、反内战呼声遍及城乡。5月21日，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五天，发表《为争取生活保障罢课宣言》，提出增加公费（即全体专科以上同学均享有全公费待遇和每月按生活指数调整或增加副食费）、改善教职工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废除国府“维持治安秩序办法”四项要求。罢课五天中，云大学生代表到教育厅请愿、组织宣传队上街，张贴壁报传单，还在云大广场组织篝火晚会，演出揭露国民党罪行的独幕剧《饥饿》和《兽国春秋》。北大学生建议将“六·二”定为全国反内战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五月，发生了南京大学请愿学生惨遭特务毒打的“五·二〇”血案。昆明学联响应北大建议和支援中大抗暴斗争，不顾反动派的恫吓阻挠，6月2日晨，昆明40所大中学校学生齐聚云大民主广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大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学生们高呼“反对内战”、“反对滥发钞票”、“取消特务组织”、“严惩‘五·二〇’凶手”等口号，高唱歌曲《要吃饭的站拢来》，歌中唱到：“内战的炮火轰隆隆地响，百姓的肚肠咕噜噜地叫，钞票比不上黄泉纸，物价天天驾着飞机跑······”示威游行在春城产生了深远影响。

4 、抢救失学危机的助学运动。助学运动是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延续，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广大家境贫寒的学生面临饥饿和失学的危机。1947年10月20日，昆明学联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作出从5月25日起开展助学运动的决议。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校内开展互助活动，宣传内战带给人们的苦难，是许多贫困家庭学生面临失学危机，发动学生相互救助，到10月底，募捐总额达到1亿多元。第二阶段从10月30日起，助学运动转向社会。宣传队走上街头，用演讲、花灯、活报剧等多种形式，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宣传贫苦学生求学的艰辛，恳请社会各界为挽救失学危机踊跃捐款。学联常委尹宜公创作的《助学花灯》反复演出，十分生动感人。群众捐助热情高涨，连挑担作苦力的人也慷慨解囊，三天内捐款超过二亿伍仟万。募捐结束后，将全部社会捐款分配到各大中学校的贫困学生中，并在昆明各报刊刊登明细账目。事实证明学联是真正为学生谋福利的组织。

5 、人权保障运动。在助学运动顺利开展的同时，云南反动当局变本加厉实施大批抓捕学生（包括老师）的计划，昆明广大爱国学生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人权保障运动。1947年7月中旬，省政府公布了一批闹学潮的“职业学生”黑名单，强迫学校通知这些学生自首，否则逮捕。列入黑名单的都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其中云南大学学生有31人。11月5日、6日，特务机关决定大规模抓人，英专和黔灵中学教师四人、云大女生何丽芳及天祥、长城等中学学生多人被捕。学联连夜召开了高校学生代表会。7日下午，昆明39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大营门口，派出杨远基等四位学生代表与卢汉谈判，但并无结果。反动当局还威胁，要在北教场设置集中营，并下令向集中营拨粮。学联改变了斗争策略，孤立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派，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派，做家长工作，对卢汉施加影响。卢汉在下手前，于11月15日在胜利堂召开学生家长会，昆明学联连夜赶印《告家长书》在会前散发到家长手中。学联还欢迎家长到学生云集的云大、师院参观，学生们列队恭迎，高呼“请三迤父老主持正义”、“制止摧残教育的暴行”等口号，学联负责人向家长哭诉学生无辜被害的情形，使家长们深受感动，愿意作当局与学生之间的调解人。学联提出的复课条件亦有降低：一是被捕师生确有犯罪证据者交法庭审判；二是无犯罪证据者一律释放；三是停止非法捕人。经家长调停，反动当局答应了学联三个条件，何绍周被迫释放了何丽芳等人，学联决定于11月27日复课。在复课前两天，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学生全部撤走。复课后第二天，省高等法院向云大、师院等校百余学生发出传票时扑了一个空，发动当局借所谓“合法手续”抓捕学生的阴谋也以破产而告终。

6 、反美扶日的“七·一五”运动。 1948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昆明学联继续发挥 “民主堡垒”的作用，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高潮。 5 月 4 日，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契机，云大和昆明其他大中学校刊出墙报、召开座谈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 16 日，云大学生自治会在至公堂举行时事晚会，云大一些知名教授如秦瓒、朱驭欧、范琦等发表了演讲。 17 日，昆明 40 所大中学校 2 万人云集云南大学召开反美扶日大会，宣读《反美扶日宣言》，宣布总罢课。会后 2.5 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高呼“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的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漫画，还向美国驻昆领事馆递交了昆明学生致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抗议信。反动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包围了学生开会地点，并在游行队伍所经路口架设机枪，抓捕了部分学生和老师。一部分进步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分别集中到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 7 月 15 日凌晨 4 点， 2000 多名反动派围攻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南菁中学 400 余徒手空拳的学生被抓捕。云南大学学生在会泽院与军警展开搏斗，坚守了两天一夜，也有 400 多名学生也被捕。其中 76 人被投进监狱， 428 人被送进“夏令营”，进行所谓的“进行感化”和“训练思想”。 10 月 16 日，在昆明市公安局长王巍呈报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电文中写道：“据报：云南大学于 9 月 10 日召开校务会议经议决惩办此次参加学潮之学生计：（ 1 ）开除学籍者 14 人；（ 2 ）勒令退学者 7 人；（ 3 ）记大过两次停学一年者 22 人；（ 4 ）记大过两次留学察看者 17 人；（ 5 ）记大过两次者 3 人；（ 6 ）四年级扣发证书者 4 人。”由此可见，迫于当局的压力，学校对参与此次学生运动的学生给予了较重的惩处。

参考文献：

1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总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

版.

2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英烈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

1 版.

3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附属中学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存云大学生运动资料。

5 、云南大学民国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