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赫塔江是世界闻名的植物系统分类学家，教科书里必提的学者。他是亚美尼亚人，属于苏联少数民族，故姓氏不带“夫”字后缀。他来云南是对热带植物区系感兴趣，顺便与吴征镒院士会面交流，与学生接触不多，但他与吴征镒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晚年。

米开新任苏联莫斯科植物园主任，在勐养生物站为我们讲授植物引种栽培的原理与方法，正合我们需要。他不无骄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粒咖啡种子，说是自己在莫斯科种出来的。此人较为年轻，因澜沧江涨水无法摆渡（当时尚无大桥，全靠木船和傣式独木舟），去不了景洪，深感遗憾，执意要到江里游一次水才“不至于抱憾终身”。出于安全考虑，这个要求无法应允，我们只好破例多人下水围着他游了几米，以满足他“沾点儿异域灵气”的愿望。

琼巴诺夫是云大化学系的植物化学家，因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失去一条手臂，安着假肢。由此我们得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学术泰斗一律上前线拼命，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来西双版纳的主要目的是收集热带植物精油样本。化学系派谢金伦协助，我们也帮他们采集有香气的植物枝叶，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芳香油，详细抄录卡片资料。后来云南启动并建立起完备的植物芳香油开发研究队伍。

全国生态学青年教师培训班由教育部委托云南大学承办，学员从各大区有关高校抽调而来，共二十余人。主要师资由云大朱彦丞、曲仲湘和苏联专家沃伦诺夫组成，云大负责配备俄语翻译，并安排文印、生活及野外考察等事务。除系统讲授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外，还要进行野外实地实习。学员结业后回原单位开展生态学教学与研究，后来几乎都成为当地生态学专业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如聂绍荃誉满东北、赵松龄享誉西北，华东、华南的学员也成绩斐然，为我国生态学的学科建设与后续发展储备了精干的专业队伍。

云大生物系（曲仲湘教授等）率先提出在云南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一观念当时在全国确属领先，政府很快批准并将任务下达给生物系。系领导从我班抽调部分同学去考察景东无量山拟建的自然保护区。因教师人手不足无法派出领队，只派了刚毕业的本系同学刘伦辉和版纳植物园的青年技术员余采与我们作伴。大家充满热情却毫无经验，当时也没有任何关于自然保护区调查、规划、管理的规程、导则或程序可资遵循，只能凭读过的书和听过的报告从头做起：拟定范围、路线、考察内容与方法、驻点安排等，连野外与系领导的联络方式都未留下，便奔向目的地。

上山没有公路，靠牛驮行李，步行上山，于是我们有了跟随马（牛）帮赶路、野营、吃锣锅饭的经历。牛一天只能走十几公里，到哪儿住哪儿。在牛帮老大指导下，找一块平地卸下驮子，四个驮子头尾相连便构成一个低矮的洞穴，人钻进去睡，上面盖雨布；牛就在附近自由吃草。找三块石头支起锣锅，烧水煮饭。第二天用木质牛铃把牛赶拢，安上驮子启程。

为保存体力、多做调查少跑路，只好把营地尽可能搭在靠近样方林地的地方，却因此远离村寨，成了“无人区”。好在我们有过自建房屋的经历，就地砍树搭起简易帐篷和通铺床架，用大量箭竹垫成“沙发床”，附带还建起一间“厨房”，当天便解决了吃住问题。夜里劳累，大家很快入梦。一觉醒来，周围雾露嘀嗒、潮湿浓重，许多人手脚都不灵便了——患上了“晨僵”，好在都年轻，不久即恢复正常。

每天有一组人轮流下厨兼守卫，因为发现附近有许多老熊足迹，树干上也有大型动物蹭痒、抓爬、掏食野蜂蜜的痕迹。早上吃一顿干饭，再装满一饭盒饭菜、灌满一军用水壶，便是中午在工地的中餐。蔬菜难买，我们便学会了吃大锅茴香汤和烧烤马肉干巴。有一天因贪多做样方，下山时天已黑，迷了路，摸到悬崖上，听得到留守同学的呼喊声却无路可走，慌乱中攀爬崖壁，把罗盘也丢了，还好最终还是回了“家”。

为查清顶峰背娃娃山的情况，派出一组男生（刘伦辉、余采、童绍全、郑光植等）执行这项艰巨任务。背娃娃山是无量山最高峰，海拔近三千米，无人居住，补给困难，但必须查明现场环境与植被，才能获得保护区的完整资料。他们克服了交通、食宿、调查各方面的困难，在山上打拼近一个月，吃冷饭、喝凉水、住窝棚，天天爬大山、出一身汗，最后圆满完成任务，不仅无人伤病，体重还普遍增加了不少。回昆明后赶紧汇总资料、拟写考察报告，使我们完整地历练了从规划到总结的生态调查全过程。其间，生物系副主任潘清华到景东视察工作时竟无法找到我们，事后领队的同学被狠狠批评了一顿。

野生大象标本 都说西双版纳有野象，但生物学规矩是凭物证说话——没有标本免谈。当时还没有濒危物种保护的观念，更没有相关法律，于是云大、勐养生物站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制作标本的任务。这是中国第一个产地凭据完整的野象标本，至今仍保存在云大生物系动物标本室。生物站新来的青年职工石兆龙原是当地年轻猎手，枪法很准，担任负责调查采集动物标本的专业实验员，有许多追踪野象的惊险经历。

路遇老虎 生物站的人晚饭后无事，常沿小路散步。一天傍晚，大榕树下夜色昏暗，胡志浩和邱莲卿两位老师从生物站往乡政府的林中小路散步，经过猪圈时，身边草丛突然发出一声恶狠狠的咆哮。两人惊得头发直立、冷汗淋漓，拼命奔跑到有灯光的乡政府院子里躲避。旁人也听到了那种声音，推测是老虎来了。等了一会儿路灯亮起，我们手持棍棒大呼小叫壮着胆子回站。次日请乡政府干部一同察看猪圈，发现少了一只猪。木栏上有血迹和毛，圈外有拖痕，不远处的灌丛下有被啃去部分皮肉的死猪，浅浅埋在一个洼坑里。熟悉打猎的人还看出了梅花形爪印。可以断定是老虎（一说金钱豹）来偷吃圈里的猪，先咬死，拖着死猪翻过木栏，在附近吃了一些，一顿吃不完便草草埋掉；因被散步的人惊动，它发出怒吼愤然离去，估计次日晚上还会回来继续吃。天呐！我们离它不到十米！经研究，人们决定不动死猪、远离现场，找来猎枪、大直径铅弹和猎手，确定埋伏位置打算伏击。那猛兽果然如期而至，但光线昏暗，埋伏的人过于紧张不慎发出了声音，它迅即逃离；枪手开了一枪未中要害，追了一段路无功而返。原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景洪还没有公路，马帮是主要交通工具，马到站后卸下驮子任其自行吃草，老虎（金钱豹）会跑到街上来偷吃马匹，因此我们这一次遇险并非罕见。

中苏合拍彩色纪录片《在西双版纳密林里》 当时彩色电影还很稀罕，中国刚刚起步，需要苏联帮助，于是中苏合作拍摄了首部彩色电影纪录片《在西双版纳密林里》。云大生物站是当地唯一人员、动物“演员”、房舍、场地等条件齐备的地方。联合摄制组开着标志鲜明的专车，拿着昆明军区盖章的介绍信到站里来，要求“全力配合”。

一只猕猴是我们长期饲养、人见人爱的宠物，他们“借去用一用”，最后就不还了。蟒蛇是来偷鸡蛋时被活捉的，养在铁丝笼里，每天喂肉时它就以为“敌人”来了，蜷身鼓气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突然张开大嘴猛冲过来咬，结果撞在铁丝网上；但它“不长记性”，鼻子虽疼仍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碰得“鼻青脸肿”，引人怜爱，也被入选“演员”，借去不还。巨蜥凶猛无比，除满嘴尖牙利齿外，狂扫尾巴打人是其绝技，长而紫蓝色的分叉舌头频频伸出，挺吓人，也被选入“演员”队伍一去不回。双角犀鸟是最稀有的大鸟，嗜食无花果、香蕉，羽色黑白相间，头顶有黄红色大型骨质冠及巨大弯曲的喙，喂它香蕉时必须十分小心，别被咬着手指——非常痛。犀鸟夫妻是令人敬佩的爱情模范：终身不离不弃。母鸟在大树洞里孵雏，雄鸟用嘴衔泥把洞口封闭禁闭保护起来，仅留一小孔；雄鸟叼来香蕉经小孔递给母鸟吃，直至幼鸟长大，才啄开封泥让配偶恢复自由，重新比翼双飞。犀鸟也是傣族崇敬的神鸟，人们从不伤害它们。

摄制组还要拍野象活动镜头，但根本无法接近野象，也找不到饲养的活大象，缺此场景则名不符实，只得用苏联在非洲拍摄的模糊远景充数。飞鼯是林中滑翔高手，毛色艳丽、姿势优美，有此镜头会增色添彩，摄制组出高价从老乡手里买得一只活体，但它怕人，始终蜷缩在笼子里不肯出演，不吃不喝，几天就死掉了。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很快就发臭了。摄制组急匆匆来到生物站，要求想办法让“僵尸演员”表演。我们是植物专业，对动物不熟悉，好在看剥制标本看多了，所需工具、防腐药品、材料也都齐全，正好一试。付锦云等同学自告奋勇剥制标本，填充饱满，装上假眼、撑开翼膜、竖起尾巴，栩栩如生；再在院子里斜拉一根长铁丝，把标本穿在上面从高端向低端滑移，让摄影机抓拍镜头。铁丝很细，镜头中不明显，权当“现场实拍”，终于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摄制组也就可以交差了。后来大家看到《在西双版纳密林里》的成片，都会心一笑。从此看电影时知道有“猫腻”，眼光就有点儿刁钻，提防被糊弄，产生了不信任的心理。

生物站除了一院房子，周围土地也被用于引种热带作物：橡胶、香蕉、杧果、油棕、番木瓜、咖啡、腰果、木豆、香茅、罗勒、番石榴、番荔枝等。我们试验了如何改变番木瓜雄株的性别；发现油棕幼树最初几年只开雄花而无雌花；发现杧果和腰果树的漆汁同样会致人过敏；肥胖可爱的腰果梨（肥大的果柄）也很好吃；香（芭）蕉花序顶端紫色的花苞是很不错的蔬菜；咖啡的白色花朵芳香袭人；木豆的种子磨“豆腐”作凉粉十分可口……这些实践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知识，能琢磨出许多巧妙的技术，创造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

西双版纳的棉花栽培 在郭文明老师指导下，温学忠等一组同学留在小勐养，调查研究当地的棉花栽培生产。云南很多地方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很早就引种了原产中亚的棉花以解决居民衣着问题，云南南部的版纳、德宏等地少数民族人民均熟悉棉花栽培。大面积分散栽培的是草棉（矮小、短绒的老品种），也有少量海岛棉（优质长绒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怒江坝设立了棉花栽培研究所，但因规模小、产品质量差而逐渐被淘汰。作为研究我国棉花引种历史、品种变异及种质资源的样本，云南自有其研究价值。

水稻乡土品种调查 作为傣族人民世代主食来源的西双版纳水稻乡土品种群，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热带地理特性、气候特性、民族特性、农耕特性，是我国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它作为调查研究课题无疑意义重大。在郭文明老师指导下，我班一组同学留在小勐养调查研究西双版纳的水稻乡土品种，发现了一大群糯稻乡土品种、专门适用于做米线和米干的乡土品种、能适应山地刀耕火种的旱地乡土品种、本田期极短或极长的早稻与晚稻乡土品种、谷粒极长或极短的乡土品种、谷粒及（或）茎叶带紫色的乡土品种……育种及耕作制度、品种变更都不应单纯追求产量，而应全面照顾居民的饮食习惯、耕作技术、水热条件、田土性质；可惜许多特殊乡土品种仅仅因为产量低而惨遭淘汰。这些知识只能在紧密联系实践、联系群众、联系生产的过程中获得，是我们学习专业知识时更加重要的收获。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当时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班有机会和傣族农民一起干活，这是难得的经历，有利于了解边疆民俗民情。

傣族种稻传统是不施肥的，尤其禁用人粪尿，这叫“种清水田”。一般男人犁耙，女人插秧。每一户有一个独立院落，用篱笆围起，院中种杧果、柚子、槟榔、香茅草、罗勒、鲜花等。一座干栏式吊脚楼，有钱人家盖瓦顶、装木地板，钱少的盖茅草、铺竹笆地板，既通风凉快，又防蚊蝇蛇蝎。楼下储放农具，还有养猪、牛、鸡的圈窝；楼上住人，堂屋有火塘，一侧有并排三间卧室，分别住爷爷奶奶、父母、子女，均睡地铺，床垫类似日本榻榻米，十分清静整齐。如有客人可住堂屋，全家吃饭也在堂屋。二楼外侧有露天梳洗兼淋浴处，还有带遮雨棚的“会客厅”。人们的生活习惯、妇女的装束发型近唐朝模式，难怪有日本人觉得与他们古代祖先似曾相识，跑来“寻根”。

女同学与傣族姑娘一起插秧，一边学一边聊天。傣族姑娘开朗活泼，问女生多大年龄，答曰二十岁，竟引起她们的惊讶，说“太老了！嫁不出去了！”原来傣族一般结婚较早，小姑娘十五六岁就出嫁了。男童要出家当几年小和尚，实际上是学习基本文字、贝叶经和简单算术，会算豆腐账即可。十几岁还俗前，就带着短笛（傣语称“筚”）到各村“串姑娘”找对象了。傣族“小卜哨”（姑娘）通常很漂亮，穿五彩缤纷的筒裙和白色窄袖短褂，身材婀娜、颜值颇高。婚恋十分自由开放，但傣族是女人娶男人、女婿上门；如果分歧很大也好说好散，不存在家暴。人们和睦相处，极少吵架打架，鲜有偷盗；农忙时全家出工，仅用一根扁担穿在门上的绳圈里横于门上，不用锁，真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由于气候炎热，一年中可种收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但他们只栽一季，用秧龄长的老秧苗。收获时使用锯镰，比汉族的轻而且快，但不肯弯腰近地面割，站直微弯腰在穗子下一点就割，留下很高的稻茬，然后放火烧掉。一般吃糯米饭，故普遍栽糯稻，特别是紫糯，秆、叶、谷粒都有深深的紫色花青素，割稻时手也染成紫色了。傣族妇女十分勤劳，天不亮就起床，踩碓舂谷、筛米、蒸糯米饭，整个村子一片鸡鸣碓响，热闹起来。白天全家带一小竹箩糯米饭和“喃咪”（番茄、辣椒、盐、葱、姜混合捣碎的酱），用手捏成饭团蘸酱吃。中午下河洗澡，女人只需一边走进水一边逐渐把筒裙向上卷起顶在头上，不需要在岸上换衣服、避男人。她们还经常带小网兜顺便捞螺蛳、蚌壳、藻类（一种丝状藻）作菜。

收稻谷时，仅用一片大竹席垫底和一个木槽，单人摔打脱粒，然后把穗子丢在旁边，再用带弯头的竹棍敲打使其彻底脱粒。没有内地汉族的风车过筛，用一把大蒲扇左右扇除瘪壳，同时用自己的脚翻动谷堆，把下面的瘪壳也扇去。此种动作极富韵律和美感，以致我们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艺术。回昆明后，罗季杰竟然仿照其动作编成一种舞蹈，配以音乐上台表演。

我们到西双版纳热带作物研究所实习时，该所尚处初创阶段，仅有一幢砖瓦结构的两层小楼用于办公。党委书记是石明辉，业务所长是戴渊、吴维松，技术员有王科、潘华孙等。我们在此学习巴西橡胶的播种、育苗、嫁接、割胶、制胶，油棕的播种、育苗及移栽定植，咖啡的育苗及移栽定植修剪，以及其他许多热带经济作物的引种栽培。恰逢“大跃进”，我们被卷入了“放卫星”“大密植”的争论和劳动热潮中。学自然科学的人多数不赞成浮夸的高指标，但也害怕被戴上“右倾”帽子，公开争论不休。

为尽可能提高橡胶单株产量，打算从根部增强营养吸收能力入手，把定植穴从四十厘米见方扩大到一立方米，大量施入有机肥，连头发也剪下来混进肥料。一个人在山坡上挖如此大的坑，几乎要挥汗如雨地干一整天；背上衣服被汗水湿透又干，反复如此，画出白色的汗渍“等高线”。我们把油棕苗从苗圃移栽到研究所大门内笔直的车路两侧，很快形成了热带氛围极其显著的林荫大道。有一片橡胶幼树林，当年周恩来总理和缅甸吴努总理谈判、讨论中缅两国边界划分，就是在这橡胶林下的一张桌子上进行的。后来这一片橡胶树林被完整保存下来，并建了纪念碑。

时任国家农垦部长的何康年轻时留学美国，当时主管全国农垦事业，到西双版纳视察。他到云大生物站看了师生及教学情况，突然提出要把全班同学留在西双版纳，参加他领导的农垦事业。事情很大，校方无人能做主；况且云大属教育部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自有通盘规划。后来我们班的同学竟无一人留在那里。但以他的宏论和希望看，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在基本保住整体教学计划及高水平师资引领下，我们这班同学在西双版纳打拼一年的学业水平、实践能力和社会影响是可圈可点的。

险渡澜沧江 1958年，澜沧江上还没有任何桥梁，人、畜、货物全靠船渡。汛期洪水暴涨，江水几乎淹没景洪街道，原有的唯一较大渡船因码头、钢缆被淹而无法使用。我们要按计划去热带作物研究所实习，只能利用傣族传统的独木舟过江。傣族的独木舟用一段大树干挖空而成，仅一人宽，纵列可坐六至八人，前后各有一人持竹竿或短木桨划船。满载时乘客坐稳，两手分别抓紧侧面船舷，几乎可以触及江水。由于洪水湍急浑浊，过江的航迹呈横Z字形：先沿出发岸边向上划二三百米，再调转船头对准对岸奋力划过中流，船被急流冲向下游好几百米，到了对岸码头以下很远才接近岸边，再沿岸向上划到目的地。整个渡江过程犹如“龙舟比赛”，紧张之极！大家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全船人的性命都交给了船上两位傣族兄弟。有些同学登船时的确紧张极了，好在我们班全部安全过江。后来澜沧江大桥迅速建成，“天堑变通途”。我们的一些同学还有机会在旱季江水低落、露出沙滩时观赏傣族盛大的泼水节、划龙舟比赛、放高升比赛。周恩来总理当时有轻微感冒，但仍坚持穿上傣族服装，在曼听寨子参加了泼水节，现在他参加泼水节的纪念雕像仍屹立在曼听公园中。

我们毕业后面向全国分配：北京六人，吉林一人，广州二人，兰州一人，河南三人，湖南二人，贵州二人，广西三人，四川一人，云南昆明十九人……截至2014年，同学中有正高级职称者十五人。

我班是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大家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全面继承和发扬了本专业各个分支领域的业务特长。同学中有在形态解剖学、分类学、资源学、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群落学、保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获得高级职称的，已足以联合组建一个完整的硕（博）士学位授权点。他们不但各自具有系统全面的学科理论，而且不少是具有高水平应用技术的专家：邓绍华是全国棉花培育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刘芳媛是兰花组织培养专家，身为兰花协会理事，掌握许多珍稀濒危兰花的种质资源，甚至在自己家里也做兰花组织培养，非一般园艺企业所能及；李平是植物形态解剖专家，切片技术高超，曾兼任成都市政协常务委员；童绍全是叶子花、蟹爪兰等的培育、杂技嫁接造型专家，能够用火龙果、蟹爪兰果实里细小的种子育出幼苗；陈孟如是果树修剪专家，熟知各种果树的品种特性、来历及栽培关键技术；罗季杰是植物扦插繁育专家，熟知园林规划设计；李启任是植物生理及组织培养专家；郑光植是植物生理、细胞悬浮培养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李启任、郑光植二人均能研发设计特殊的培养基配方和培养系统，目标瞄准“在工厂发酵罐（无菌瓶）里种经济植物（如三七、兰花）”；万象义是云南省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竹红菌素药物开发研究及利用的主要成员；张季涛在广东水产研究所是国内最先开发淡水鱼人工催情、授精、孵化繁育和高密度快速养鱼技术的小组成员，并向亚洲各国推广、培训国外技术员。

也有同学从政或在其他领域做出成绩：温学忠历任东川市市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党支部书记，在云南省委党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岗位上退休；黄兰珍在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任副教授直至退休。本班在各地中学教书的同学许多是资深优秀教师，如孙忠池、姚绍虞、丁叔光、杨大奖等，均获得较多殊荣；石安华在玉溪市除教授本职课程外，出资创办了规模不小的外语培训学校及幼儿园，成为教师兼教育实业家；黄时文退休后坚持跳舞健身，交谊舞水平一流，不但自己保持了健康轻盈的体态，而且组织带动身边的朋友、邻居一起跳舞健身，是名副其实的舞蹈家；黎介成了多产的诗人，自费出版了数册诗集；胡绍安成了多产的书法家和诗人；董修美也成了多产的书法家；毕玉庆不但是中药研究开发专家，自己也学会了中医理论和技术，成为医术精深的中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