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名单共列六十人，实际报到时未满此数，学籍卡上仅存五十五名。同学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约百分之八十五是不谙世事的“三门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路读书而来；只有七八位年龄稍长，略具社会阅历。出生年份集中在1935、1936、1937三年，最长者生于1930年。

大家带着不同的口音、方言、生活习惯和学业基础，怀着对大学生活的好奇与憧憬，从四面八方汇聚昆明，被迎新的大小车辆接进校门。接待景义芳同学的，是一位身穿中式长褂、戴金丝眼镜、彬彬有礼的男士。景义芳忙立正鞠躬，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对方却连声答道“不敢！不敢！”，并从他手中抢过行李。原来这是本系受命迎新的高年级学长，弄得景义芳面红耳赤、十分尴尬。此事后来在班上传为趣谈，引得哄堂大笑——其实比我们高两三届的同学中，成家立业、拖儿带女的学长比比皆是。

班长邓振寰是贵州人，时任贵州省体委干部，由系里指定为班长。他是全班唯一穿毛呢中山装、“干部味儿”最浓的调干生，后来却比我们晚一年毕业，分配到广东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

语言成了最初的障碍。红河来的同学把“那个”说成“啊个”，“那个人”说成“啊根人”——人也论“根”，“老母鸡”说成“老母资”；云南人问“哪样”，四川人问“啥子”；川滇人说“辣子”，贵州人说“辣go”，还把番茄叫作“毛辣go”……彼此交谈几乎需要“翻译”，一年后方能自由交流。

来自川、黔等低海拔高湿地区的同学，普遍感到昆明干燥、气温日较差大，不少人流鼻血、皮肤干裂。第一个冬天因衣衫单薄，上午听课冻得打哆嗦，一下课便跑到生物馆墙根晒太阳、“挤油渣”抱团取暖，一年后才渐渐适应。

伙食每月标准十一元五角，八人一桌，共用一个铝质圆盆，中间隔成两半盛两种菜，不分到人；汤和米饭从大圆饭桶里随意打取，站着吃。后来涨到十二元。早餐多是馒头稀饭，偶有菜包子；节假日“打牙祭”，早上有肉包子，午晚有炒肉或红烧肉；中秋节每人发一个月饼。

入学后复查身体，患病较重者需住院疗养。疗养院设在翠湖东边一个小院里，我班孙庭英同学曾长期住院，一年后复学，只能并入下一年级。梁汝清、宁国荣两位同学不愿读生物学，申请转读物理获准；另有数人因故休学离去。前后种种原因，最终实际毕业的仅五十三人。宁国荣从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据说还教过毛远新。

学校鼓励运动，给每个班配一辆自行车放在班上，计时轮流使用。大半同学原本不会骑，车子使用率极高，不到半年便“除了铃铛不响，浑身上下都响”——挡泥板没了，刹车皮磨光了。尽管磕磕碰碰，许多同学却由此学会了骑车。

学校还鼓励学跳交谊舞和青年舞，可不少同学从未见过跳舞，属“舞盲”，羞于上场。系里只好派会跳舞的年轻女教师和高年级女同学，硬把“舞盲”们拉进舞场。教学中踩脚、撞人的窘态频频发生，最终的“扫盲率”大约只有一半。

1956年新春前夕的全校师生联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广田校长与大家一起在大课堂齐声倒数，欢庆新年到来。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被欢呼的学生抬起穿过人群，接着举行化妆舞会。这样的过年方式，在云南大学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全班还参加了昆明郊区农村的扫盲运动，走进村庄农户，手把手教农民识字写字。大家热情高涨，深感应当为人民尽一份微薄之力。

1956年秋，昆明连降大雨，城北盘龙江（油管桥段）洪水暴涨，圆通山北面公路街道水深齐胸，上游物资仓库被淹，大量货物顺流漂下，云大运动场一片汪洋。政府紧急动员救灾，全班同学赶到圆通北路附近，排成人墙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把一箱箱货物从仓库手接手传到干燥处，一直干到午夜。许多人冻得颤抖不止、说话困难；有时货箱破裂，腐蚀性液体流出，灼伤手腿皮肤，大家仍轻伤不下火线。这次救灾让我们认识到昆明市政基础设施的薄弱，也促使大家积极参加不久后的松花坝水库扩建和枧槽河疏浚清淤义务劳动。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其上游几条水道狭小淤塞，一遇大雨便泛滥成灾，必须疏浚。大学生是最得力的生力军，全班参加了枧槽河清淤义务劳动。大家在工地附近的农舍甚至猪圈里住宿，连日奋战。挖泥工具不够，就用洗脸盆去挖运齐腰深的烂泥，到最后脸盆全都砸扁成了皱皱巴巴的破片。劳动强度加大，饭量猛增，只得抽调人力帮食堂运米。许多同学腿脚被烂泥里的碎玻璃、瓦碴划破，依然轻伤不下火线，构成了热火朝天的治水场面。虽有不少人后来落下腰痛病，却无人后悔。

数学 陈筼谷先生瘦弱微驼、个子不高，待人和善。他估计生物系学生高等数学底子参差不齐，便用各种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复杂公式的推导演算，使我们克服了对这门学科的畏难情绪，为日后学习生物统计学、物理及胶体化学打下基础。同学们都知道他孤身一人，爱好收藏钢笔手表之类的小物件。后来听说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先生坐在椅子里去世，身边竟无一人，由学校安排料理后事，令人唏嘘不已。

物理 王光诚教授用标准的北京口音、生动的实例和图表授课，并配合一系列实验。我们曾斗胆双手握住导线尝试“触电”，把电压从二十伏逐步升到六十伏、七十伏，体验电流对生物体的作用；示波器、光栅、云室等与生理学检测有关的仪器，对我们都是新鲜而刺激的接触。

化学 化学系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一系列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由徐德祥讲授，有机化学由戴维华讲授（后调往昆明工学院），生物化学由张瑞纶讲授（后调往昆明工学院）。这让我们明白研究生物离不开化学知识。班上许多毕业后教中学的同学都能兼任化学课且教得很好，从事开发研究的同学也得益匪浅。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青年教师王华堂把自己读书时的联共（布）党史笔记照本宣科地读给我们听，学生则逐字逐句记录，竟练就了一字不漏的速记本领。考试学苏联办法，学生轮流抽题面试，五级记分。大家自然也是“拼背功”，一字错不得。如今回想起来十分遗憾：那时大家恐怕并不真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停止空谈，鼓起勇气“摸着石头过河”抓经济建设，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谈得上实实在在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史 曹铎光老师讲授风格独特，总能联系实际娓娓道来，颇有趣味。后来杨真元老师接替。杨老师年岁似乎更长，讲课不用讲稿，大声放开话题，可以讨论，听课者与讲演者似能“神交”，可谓入心入脑。然而很多同学自己变成老师、变成爷爷奶奶时，面对子孙、学生和当年被我们扫过盲的农民朋友，竟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俄语一年级由杨静芬先生执教，她似乎也是现学现教，讲得刻板而生疏，大家是硬啃下来的。二年级由杨邦顺先生执教。他本是云大英语系学生，据称与陈香梅同班（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时，二人被派往飞虎队基地充当翻译兼记者，陈香梅后来结识并嫁给陈纳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全面向苏联学习，杨邦顺也是现学俄语，却很快拿了下来。他讲授条理清晰、语法娴熟，大部分同学在课程结束时已基本达到“四会”水平。1958年苏联专家来生物系讲学访问时，他担任首席俄语翻译。

地质及古生物 昆明工学院温傑史教授让我们认识了地层、岩石、矿物、化石的类型、性质与成因，了解了生物生存、变异进化的环境，使我们在日后从事教学、科研、开发工作时具有开阔而深邃的视野。他还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地质灾害频发的云南，如何敏感地察觉和躲避地震。1956年昆明发生地震，云大、昆工震感强烈，许多同学能迅速跑出大楼，在球场静待地震过去，恐怕与此有关。

土壤学 云南土壤学泰斗罗光新教授讲授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土壤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客体”，全部植物、许多动物、微生物、生物地理群落都离不开土壤——他给了我们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去理解植物群落与生物地理分布规律。实验课也十分有趣：通过挖剖面、取样、干燥、分筛、过滤、沉淀、镜检、试剂等步骤，植物群落的地下状态一目了然。

植物学 讲授植物形态学及实验的是专攻解剖学的陆元芳老师，讲解清晰明了、语速适当、挂图详尽。讲授植物系统分类学及实验的是专攻藻类学的钱澄宇老师，她从上海来，白白胖胖，授课绘形绘色、趣味横生。野外实习有一次钱老师带领全班步行（当时尚无公共汽车和直达公路）去黑龙潭植物园，来回十余公里，边走边讲，非常劳累，汗水从她脸上流到下巴、滴到胸前。后来她又带我们到武定狮子山实习，恰逢雨季，每人自带被褥行李，发给每人一个斗笠、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挎包铝质饭盒和一床油布——油布既当雨衣又当防潮垫。汽车拉到县城就没有上山公路了，全体步行上山，租马运行李，住在庙里半个月，每天沿小路向各个方向认识植物；天天看各色花卉、听种种鸟鸣，偶尔买几只武定壮鸡改善生活。足见她（以及从复旦大学调来、以曲仲湘教授为首的一群人）确实是铆足干劲，以实际行动支援边疆教育事业和生态建设。

生物学导论朱彦丞先生讲授生物学导论，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以大家熟悉的生态环境为例，系统分析其组分和形成过程，并且随手用粉笔一笔就画出堪与专业绘图媲美的图形。他是世界“植物社会学”法瑞学派（苏黎世—蒙彼利埃学派）奠基人布朗—布朗喀教授的得意门生。因二战交通阻滞回国受阻，他被迫留在巴黎，是生物学系全体师生中唯一一位在巴黎亲耳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1946年二战结束后，他谢绝恩师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长期任云大生物系系主任，是生态学法瑞学派的代表和领军人物，曾任全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和云大教务长。他烟瘾极大，出差时马驮子的一边是满满一箱“大重九”，早上点一根火柴，就一根接一根吸到晚，后因吸烟过量死于肺癌。

植物生态学 专题讲授植物生态学的是曲仲湘教授。他讲课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注重实际，在西双版纳首先根据植物群落学基本规律提出“人工群落”概念和橡胶林多层多种经营模式，开创了我国橡胶林多层多种经营的创新途径。他年事已高，仍与我们班同吃同住，短时间生活在一起，并在小勐养生物站简易球场上参加打篮球，在老专家队伍里实属难得，充分显示了老一代“海归”学者的高尚品德和优秀风范。昆虫专家刘崇乐为发展云南紫胶生产，也在小勐养生物站与我们共同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景东建立了云南第一个紫胶试验站，云大生物系很多毕业生参加了奠基和发展云南紫胶生产的工作，使云南成为国家紫胶生产的主要基地。

动物学 潘清华先生讲授动物学，许多同学起初听不懂他的江浙口音，好在有实物和挂图，没几天就适应了。潘先生讲授充满热情、表情丰富、系统清晰，帮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动物学基础。他是党员，也是我们系的副主任、动物标本室及动物实验室的奠基人。我们班做毕业论文时到景东无量山调查云南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专业队伍，就是他组建并领导的。1958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组建昆明动物研究所并任所长。

人体及动物解剖学 此课由周裿楼教授讲授。当时医学院尚未独立出去，我们与医学院共用人体解剖标本。原卫生科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内有大水泥池，装满了解剖好的男女尸体。每逢上课，就把尸体摆在解剖台上，大家围着翻找肌肉、皮肤、骨骼、肠胃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筹，力图记住其位置和组成。下课后有些同学吃不下饭；讲到生殖系统时，又有些人脸红不好意思。周教授还制作了一具完整的胎儿浸泡标本和人脑切片标本供教学使用。后来解剖竹节虫、蜘蛛、蝴蝶、鱼虾鸟兔猪等其他动物时，大部分人就释然了。

野外实习由吴天生老师指导（后随医学院独立调去昆明医学院，今昆明医科大学）。在西山，我们当时住在华亭寺泥菩萨脚下，每天到山上抓昆虫、捕鸟，下“海”（指滇池）划船打鱼、摸蝾螈、螺蛳、蚌壳（有许多云南特有种），还在大观楼附近水域找到了淡水海绵。有一天船上作业突遇暴风骤雨，周围昏暗朦胧，十分危急，好不容易靠岸时连裤腰带都淋湿了，好在有惊无险。通过这门课加上生理课的学习，我们系的同学转行去当医生、甚至当主刀外科医生，一点也不奇怪。由于对解剖知识掌握精细，周裿楼教授也是云南针灸界找穴位最准的专家。

人体及动物生理学 最初由资深“海归”老教授肖承宪教了一段。他学术造诣很高，但说话带江浙口音、声音太小，是唯一需要在教室安装扩音喇叭上课的老师；而且常常面对黑板、背对学生，教学效果不太好。之后李永材老师用地道的云南口音，系统地讲解了人体各系统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途径及功能代偿机制等。这对于我们自己的长远养生保健，以及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都十分重要，是整个教育工作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一。可惜当时的基层行政领导干部很少有人懂得这些，不能科学地了解教师和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难免会出纰漏。

四年级的“生产实习”（即毕业实习）要到西双版纳小勐养去，那里正在建设云大生物站。西双版纳的风光引发了大家奇妙的遐想，人人欢欣鼓舞；但也风闻当地瘴疠盛行、疟疾吓人，要在那里住上一年，必须克服困难。

学校用刚从苏联买来的两部红色吉尔牌敞篷大卡车送我们下去。每个人像军人一样自备被褥行李打成背包，靠车厢两侧摆齐当座位；还带了活猪、活鸡和蔬菜种子。因为常下雨，只好盖上帆布篷，车里一片黑暗而且闷气。车很新，带着限速器，每小时只能开十五至二十公里。到了把边江，桥被洪水冲垮，不得已绕道弥渡、景东，走一条刚挖开、仅有泥巴路面、近百公里的毛坯路。泥滑路烂，汽车容易打滑，险象环生，专职驾驶员李雄臻吓得手抖，本班唯一会开车的赵明理自告奋勇坐到副驾驶位帮忙看路、提示操作，以免发生事故。这一趟路我们走了七天！沿途慢走早歇，晚上在鸡毛小店胡乱弄点吃的、睡门板或拼饭桌。为了消遣紧张情绪、消磨时光，大家聚在一起听朱维明老师讲述热带森林的奇异景观；老司机丁兴华师傅也讲了他过去多年开车的趣闻轶事，说他“有一次发生幻觉，看到一匹有翅膀的大红马在车前奔跑，他就开车追，差一点发生事故”——这显然是胡编乱造，常引起哄堂大笑。第七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细雨中到达小勐养生物站。汽车在一个土堤坝上几乎倾覆，大家赶快翻过车厢板，脚却不能着地，一放手就掉进乱草丛里；就这样七手八脚地走进了阴森密林中的生物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