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即魁星阁。魁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最初在汉朝《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遂建奎（魁）星阁并塑神像祭祀。加之“魁”有“首”之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也由此而出。科举时代，凡读书或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虔诚崇拜魁星，乞求保佑金榜题名。所以，旧时全国各地均建有魁星阁，寓为多出状元之意。

本文所讲的魁阁，是被谢泳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的社会学中的“魁阁”：20 世纪30年代末成立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因为当时的工作站设在云南省呈贡县古城村南门的魁星阁上，后世之人即以“魁阁”称之。当时的魁阁研究室，以费孝通为中心，汇集了一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许烺光、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谷苞、胡庆钧、李有义等，他们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往返于魁阁研究室与田野调查之间，对云南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和现代工厂之间的问题等都作过专题调查研究，并取得了至今被后世高度赞誉的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一致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魁阁’也许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某一个可以成为是‘时代的’东西”。[1]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他的学生说道：“费孝通及‘魁阁’期间那批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站的作品，如许烺光的《祖荫之下》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研习汉学人类学的基本读物。”

巧合也好，偶然也罢，当年聚集在魁阁研究室中的精英，他们出色的成就与魁阁之寓意不谋而合，不仅在当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即使在今天，也有着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实至如归的“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一、魁阁始末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使教育精英免遭摧毁，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抗战的大后方云南随之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吴文藻既是其中之一。吴文藻早年便有为社会学调查工作继续培养人才的愿望，抗战爆发后，他“不甘心在沦陷区苟延偷安，决心冒风险，历艰苦，跋涉千里进入西南大后方，参与抗战大业。” ④1938年，吴文藻到云南大学担任由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学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受熊庆来校长的委托，1939年，在云大建立社会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同年，费孝通从伦敦学成归来，加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为了能够更好地以“社区研究”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也为“开风气，育人才”，吴文藻受燕京大学的委托，在昆明成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站（后称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负责主持。由于当时日机在昆明轰炸频繁，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工作站不久便迁到了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之称便由此始。

1940年，吴文藻离开云大，前往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进行有关边疆民族、宗教和教育的研究工作。费孝通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任云大社会学系主任，并继续主持魁阁研究的日常工作。在当时国难当头之时，很多学者提倡“用研究来帮助解决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加之费孝通的学术影响力及个人魅力的感召，魁阁研究先后吸引了一批学者加入。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张之毅，是第一位报名参加研究室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陆续加盟的还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等一批年轻学者。随后，一些与费孝通年龄相仿的学者也相继加入魁阁研究，如许烺光、瞿同祖等，他们较张之毅等人年龄稍长，而且早年留学西方，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前沿理论及研究方法有着较深的造诣。时隔今日，参加魁阁研究的具体成员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出来，只能根据费孝通、李有义、田汝康等先生的回忆，再加上其他学者的研究，初步将魁阁研究成员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1.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2.刘兴育，《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

这些年轻人及留学归来的学者的加入，使魁阁研究室的实力增强，学术标准提升，为以后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取得较高的地位增加了权重。而且，张之毅、胡庆钧等人的年龄为20多岁，费孝通、许烺光等人在30岁左右，“从社会学者的年龄结构上来看，一个较为合理的梯队已经形成”。[2]在魁阁研究室中，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和《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的研究》、谷苞的《化城镇的基础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相继成文，并且成为以后社会学研究的范本。

1943年，美国政府以同盟国的身份邀请中国名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云南大学派费孝通应邀，历时一载。在这期间，费孝通在太平洋学会的资助下，编译魁阁研究的研究成果，在美出版了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及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昆厂劳工》。在这期间，许烺光暂代云大社会学系系主任一职，并负责主持魁阁研究的日常工作。1944年底，费孝通回到国内，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和写作中去，他没有时间和资金去做实地调查工作，去指导魁阁研究室的研究员进行实地调查。”[3]随着国内政治局势日趋剑拔弩张，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费孝通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并于1945年加入民主同盟。

抗战结束后，魁阁研究室迁回昆明校本部。随后，因为费孝通研究重心及工作注意力的转移，实地调查工作渐渐被搁置，魁阁研究室其成员或投身于政治运动，或远渡重洋留学深造。史国衡在1945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社提供的研究员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深造；张之毅于1946年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其他成员如田汝康等相继出国留学。“1946年，随着费孝通等人离开云大，魁阁研究室就此停止了相关的研究活动。”[4]

二、魁阁之影响

从有形的时间跨度来讲，魁阁研究室只是存在了短短的7年时间；但是从它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来看，从产生之日起，魁阁研究室就对中国社会学这个学科领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留给世人的财富，不仅是在学术上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在精神上的自觉投入和传承，更是对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

（一）学术价值

所谓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作为下位概念，学术价值就是指某项成果对本学科领域、本专业现有的科学理论的创造、深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是否可以把专业理论进一步提升或解决疑惑，是否能够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或具有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等。

1、 学理内涵及研究范式的完善

魁阁研究室成立之时，正值社会学引入中国不久，此时的“社会学界只讲社会调查而不谈社会学调查。” ⑥ 1936年，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是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过渡。禄村调查以及以后的调查不仅继承了江村调查方法上的创新，而且贯彻了社区研究的方法。正如费孝通所说：“在抗战前几年已经被一部分社会学者提出的社区研究，在这场合中，成了在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了。”费孝通和魁阁在进行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作了进一步的区分。费孝通说：“所谓社会学调查是依据A·B·布朗的理论：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见闻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室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换句话说，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

为此，魁阁研究梯队在进行实地调查时，并不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简单的记录研究对象的衣食住行，而是循着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带着事先作出的假设，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所谓“参与观察”的方法，“调查者往往一人深入到一个农村或者工厂之中，与被调查者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循着实现准备的假设，步步深入，逐步搜集材料。”⑥随后，费孝通又提倡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席明纳”（Seminar）[5]的研究方法，发展有关人员之间的小规模研究：每个研究人员选择自己的专题，然后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之后，大家再来到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以便与不同地区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帮助魁阁成员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潜在的规律，从而对研究问题得出更加可靠和圆满的结论，并开启新的假设，以检验现行理论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可行性。

费孝通对“社会研究和研究学研究”的定义及区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学刚进入中国学科领域时存在的概念模糊及混淆问题，“对我们现今重建社会学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⑥。此外，魁阁成员采取的“社区研究”及席明纳（Seminar）的讨论方法，强调在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自假设入手，亲自参与调查地域和融入调查对象，在取得第一手资料之后，采取集体讨论讨论、类型对比等多种方法，力求揭开中国社会混沌的面纱，解读隐藏在资料背后的意义，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只重事实而未对事实背后的意义进行挖掘的的缺憾，为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 社会学中国化

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得知，这是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强调“在研究中要结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规则，理解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和观点。”④因此，魁阁研究室的成员在实地调查中，以中国的基层社会为研究对象，在坚守中国传统人文情怀的同时，又不断融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力求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使西方国家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中国化。社会学“不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中，就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⑥

李有义选定“杂居社区的经济情形”为研究对象，考虑的就是云南的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集”特点，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杂居区域内又选择“尾村”为个案深入研究，是因为“尾村代表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农村民族构成及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类型”。[6] 此外，张之毅去易村对手工业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胡庆钧去呈贡对当地的基层权力机构作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田汝康则了芒市，对那里的宗教信仰和神本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构。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情感意识、民族风俗等等方面碰到的问题是可以想象的。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张之毅等人在长期的具体调查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充分尊重调查对象的风俗习惯，克服了各种偏见，积极参与当地民族的宗教、娱乐、政治、家庭活动，最后取得了社区人民的充分合作。这种达到“充分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学研究者与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融合的成果，它代表着一个具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团体，没有一味地引介西方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或是用固有的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而是使用社区调查方法，以西方学理为最初假设，站在本土的视角寻找切入点，在解构中国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等的同时，通过人类学参与、类型对比，架构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精神财富

许多学者都归纳总结过“魁阁精神”，也许能够说清魁阁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并非易事。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魁阁成员所表现出的艰苦工作的精神、乐观精神及团队精神则是显而易见的。费孝通在晚年的回忆中，曾这样描述魁阁：“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7]田汝康对魁阁的印象则是“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做灯芯，条件十分艰苦。”[8]吃的粮食要自己从昆明运来，运送途中时而会遇到土匪打劫、哨卡无理扣押的情况。当时的研究室代主任许烺光为了保证押运安全，特意请熊庆来为此开具证明：

本校社会系在昆明购买公米贰石伍斗，拟由车站运至该系呈贡研究室食用，尚祈沿途检查站察照放行。此请校长核准。

许烺光

卅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物质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到费孝通及这些青年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反而在乐观的情绪中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大卫·阿古什在《费孝通传》中说道，“他们虽处于贫困之中，也自得其乐。没有书籍，没有助理而又居住在农村，于是他们发展了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游击战术’，后来又发展了有关人员之间的小规模研究。他们团结一致，目的性强，相信他们的研究一定会为战后的重建提供依据。”张之毅参加研究室后第一课就是跟着老师深入乡村，在禄丰县进行社会实地调查，他们在这个地方吃住都在一起，并“随时实地提问题，”进行讨论。[9]1945年，费正清夫人在访问了魁阁后，也钦佩地提及“( 魁阁) 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深刻的印象。”12

这种明确的目标，使得这批年轻人更加为此而努力，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这个团体里的忠实成员，他们同甘共苦，相互合作。费孝通十分强调成员之间的团结，在他看来，当年的‘魁阁’小组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事来，靠的就是大家的团结。由于魁阁研究室经费缺乏，他们没有条件去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于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他们就自己动手，从刻蜡板到油印出版物，从买日常用品到下乡实地调查，无一不甘之若饴。当时，费孝通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魁阁的总助手”，召集大家讨论，帮助研究人员撰文，甚至帮助他们抄钢笔板和油印。在魁阁，研究人员虽然有时为某一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在这种集体讨论中，大家的视野和思路愈发开阔和清晰起来。

作为“魁阁”领军人物的费孝通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他饱含深情的说过: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0]这就是“魁阁”精神的最好总结。

（三）社会发展

学术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之一，便是“治国之术”。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有：“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其间之“学术”，便是“治国之术”之意。所谓治国之术，广义上讲可以是马上平天下，安邦定国；朝堂之上献良策，国泰民安。从狭义上讲则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某一领域研究深入，经验宏富，能够为国家在此领域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研究室，其研究成果的意义即在于此。

史国衡撰写的《昆厂劳工》一书，强调劳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学术上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经济建设的急务，并认为工业化是立国的唯一途径。此书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就是从农业经济蜕变成工业经济，究竟现代工业需要怎样的劳工？我们有没有这种人材？怎样去养成这种人材等。并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了工人的生活，工人的家庭与工业背景，个人爱好、习惯、生活费用、集体心理及对工人的管理。对农民如何转变成工人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如何培养现代化的工人，以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费孝通、张之毅等人以中国的乡村研究为契入点，他们对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设计，已经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模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如何才能合理地发展我国城市，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实现我国的城市化？根据国情，我国提出了积极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的城乡发展战略。小城镇是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是充分利用农村的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行“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农业人口，实现以小城镇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化的重要方式。最近几年，我国的小城镇建设、乡镇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小城镇研究也出现了活跃的局面。这与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以及魁阁提出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魁阁成员能在物质生活贫瘠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战后社会发展建议者的角色，潜心研究中国社会现状之，力求用所学、所思、所习，为中国的发展献得一己之力。这与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的序言之意不谋而合：“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么一个国家。在抗战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指导，多做一些准备工作。”[11]

三、永远的魁阁

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环境下，以费孝通为中心的魁阁学术集团，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不能不说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朵奇葩。虽然魁阁研究室结束于内乱纷争中，成员们所代表的学科最后又终结在建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虽然他们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实地调查的社区中与历史的想象中构筑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来。但是，他们代表着那个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不仅揭示出社会学在中国发轫初期，魁阁成员为此作出的尝试和努力；也代表着他们自觉的回归到文化土壤中，在乡土中国思考我们生活的基本特质与人文关系，从而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作出诸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这样的理论著作，“对后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差序格局及士大夫的中间纽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12]，也为建设中国社会在理论上做着准备。

梁永佳指出：“就物质条件而言，魁阁的学者恐怕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职业学者，但魁阁却造就了优秀的成果和良好的气氛。而适逢物质丰富、学术繁荣的今天，恐怕任何一位诚实的学者都会承认，我们的成绩难与当时匹敌，我们的学风更无法望前人之项背。”13梁永佳所言，虽然在言辞稍过，但是却指出了根本问题所在。时至今日，我们的研究具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和技术支持，但是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归根究底，在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下，在学术腐败泛滥、抄袭成风的喧嚣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是为晋升和职称而努力，研究风气和成果质量渐趋下位，甚至被忽略。这让我们回忆起，在日本飞机的炮轰下，在正统压倒道统却无法抵御“犬羊小国”的冲撞的时期，魁阁的那批学者，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固有精神和理念，结成自己的学术团体，言说着自己的论点和观念，以期能够学术救国。正如谢泳所言，“魁阁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魁阁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而成的一个典范。”它的存在，向世人证明了物质条件在学术成就中所占的权重是次要的，能够决定一个学术团体成功与否的，在于学术环境和人才的培养。其中自由研究的风气、团队精神、公开的辩论及尊重个人的表现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魁阁的过往留给我们的是不可复制的财富，它所拥有的团体魅力，它所表达的精神理念，它所代表的学术水平，不但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而且将在岁月的长河中，会越来越彰显其内在的涵义和价值。现实中魁阁虽已远去，但是精神上的魁阁将永远留在世人的记忆中。

[1]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

[2]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53.

[3]周美林：《费孝通与魁阁研究室》[J].江苏社会科学，1993（2）：125.

[4]刘兴育：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1）：114.

[5]席明纳，是一种起源于德国并广泛应用于欧美大学教育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6]陈国保.一部尘封已久的“魁阁”学术著作——李有义先生《汉夷杂区经济》评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1.

[7]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2.

[8]刘豪兴.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1998（3）：157.

[9]［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

[10]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 社会科学，2000，( 1)

[1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3.

[12]王铭铭.魁阁的过客[J].读书杂志，2004（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