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作者:雷文彬时间:2022-11-16

六、云南大学历史上的几位“红色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大学大批南下的教授中,有五位是具有特殊身份、带有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虽不在云大,但是,他们积极利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校内言传身教,为云大播下革命的种子,引导和鼓舞大批青年学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校外,他们秘密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他们就是被师生们誉为“红色教授”的华岗、楚图南、周新民、尚钺和郭佩珊,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

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早年赴北京求学,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指导下,到北京、云南、山东、哈尔滨、上海多地任教,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他受云大附中杨春洲校长邀请,辗转回到昆明, 在云大附中任教。1938年2月经杨春洲举荐,又被聘到云大文法学院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国文、历代文选、史记等课程,并兼任文史系主任、西南史地研究室委员、《云南大学学报》编辑委员等职。楚图南在云大附中和云南大学工作近九年,他用民主方式教育青年、启发青年,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抗战时,云大附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校歌《山国的儿女们》就是他作的词,从抗日战争一直唱到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附中学子“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着人类的光荣的前途奋勇而斗争!”他还经常深入学生中,与他们交心、讨论国事,全力以赴参加群众性集会和学生的时事研讨会, 在会上发表讲话或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鼓舞青年学生和群众一致抗日。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楚图南还以“高寒”等为笔名在《国风》《新动向》《战时知识》《南方》《昆明周报》《云南日报》《龙门周刊》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抗战救亡而高声疾呼。1942年秋,楚图南把他自抗战初期回到云南后写作的杂文作了选择和编辑,出版了《刁斗集》一书。

1943年3月,“李闻惨案”发生后,楚图南与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先后加入了云南民盟,成为云南民盟的重要领导人。这一年,南方局派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楚图南第一时间见到了华岗,并向华岗汇报了昆明的情况,华岗也向他传达了南方局对昆明民主运动和文化教育界以及青年工作的指示,并请他出面向熊庆来校长和文法学院院长胡小石推荐其到文法学院任教,这为华岗在昆明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职业保护。

与此同时,楚图南在昆明期间还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后改称“昆明分会”)、“九老会”“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广泛团结知识界、教育界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成为云南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为云南抗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8月,“李闻惨案”发生后,楚图南被迫离开昆明转移到上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及名誉主席等职。

尚钺(1902—1982),河南罗山人。早年投身五四运动,为河南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追随鲁迅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在李大钊的鼓励下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猛进》编委、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并和楚图南等人创办《灿星》周刊,组织“课外读书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2月,尚钺在罗山被当局逮捕;4月,在经过武汉赴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又被捕,被押解到杭州关押,都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教书。当时,这所学校有不少朝鲜籍学生,金日成便是其中一位。金日成勤学好问,经常向尚钺借书并与他交流学习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他俩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金日成在《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一书中写了一篇《尚钺先生》的文章,介绍了尚钺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 文章最后写道:“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1935年尚钺接受了到北京办《北京红旗》日报的任务,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市委遭到破坏,尚钺与党失去联系, 遂转往宁夏、武汉等地寻找党组织。1938年,尚钺到了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和图书资料室主任,武汉沦陷后随迁重庆。

1941年,尚钺辗转来到昆明,因暂时没有联系上组织,先在云瑞中学教书,并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学习甲骨文和考古学,研究历史典籍和史学著作。1942年经楚图南介绍到云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历史文献、文学批评和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一边教书, 一边做青年学生的宣传、动员工作,帮助一批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在昆明养病的华岗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派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即刻请他帮忙在云南大学找份工作,他与楚图南商量,并主动提出将自己所授的历史文献课转给华岗。于是, 楚图南便以华岗精通史学,尚钺需要专攻历史为由,向校方推荐了华岗,得到了校长熊庆来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华岗很快到云南大学教学,获得了很好的职业保护。当尚钺得知华岗此次到昆明是为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时,便给他取了“林石父”的化名。之后,“林石父”成为华岗公开发表文章经常使用的笔名。

与此同时,尚钺还协助同样在云大任教的周新民做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团结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等一批知名学者,发展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8月,尚钺接到党组织要求其回上海的通知,才依依不舍离开云大,先后到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周新民(1897—1979),原名周骏,别名振飞,安徽庐江人。五四运动时期即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曾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2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学,回国后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执委、安徽省党务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兼书记长,为安徽的大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去到上海协助沈钧儒等筹建上海各界救国会,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受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并先后在河北训政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云南大学、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2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加强向龙云集团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其向民主进步方向发展,并指派周新民到昆明加强工作。周新民到昆明后,即与中共云南省工委取得联系,在楚图南等人协助下,在云南大学获得法学教授一职,他以此公开职务为掩护,加入民盟,帮助民盟建立和发展地方组织。还与楚图南等一起,在文化界开展工作,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其主要成员有周新民、楚图南、尚钺、辛志超、李文宜、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费孝通、吴晗、闻家驷、曾昭抡等。1943年5月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罗隆基担任负责人,周新民任组织委员。云南民盟成立以后,周新民广泛吸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入盟。民盟的建立为云南及昆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民主运动拉开了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周新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人,曾化名刘少陵、林少侯、林石父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5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主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巡视员等职。1932年华岗在山东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1937年被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新华日报》总编辑, 兼《群众》周刊主编。因在狱中留下了较重的肺病,1942年,党组织派他到昆明养病,一直住在云大教授费青家中。1943年初, 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受周恩来、董必武指派做龙云的工作。为掩盖真实身份,8月,在尚钺、楚图南的帮助下应聘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做了一名专任讲师。到云大后,华岗主要教授国文和中国社会研究等课程。他一面认真教学,著书立说,一面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他首先是做龙云的工作。他不断找机会到龙公馆拜访,接触龙云,把中共公开发表的文件资料送给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将我党的新主张、新政策第一时间传达给龙云,龙云对华岗的才华是赞赏有加,对他的见解也是十分折服。1944年 , 龙 云 被秘密发展为民盟成员。在龙云的支持下华刚在昆明建立了《新华日报》分销处。1944年3月,经龙云同意并提供电台, 又在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方便与中央和南方局直接建立联系。

同时,华岗还通过龙云做云南地方实力派人士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王瓒绪等的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抗战,对他们接受中共的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云大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岗经常给同学们讲授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式,发表时事演讲,参加时事研讨会。同时,还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与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一起,团结和动员了大批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投入到中共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云南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县人。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洋大学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后在天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因疏散到冀东地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重新入党。

1938年,郭佩珊根据中共领导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航空机械修理生涯。1939年12月被派到云南在昆明第二飞机制造厂做课员。作为地下党员,他同时任省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负责联系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党支部以及在澄江的中山大学党支部。他善于将公开活动与秘密斗争巧妙结合起来, 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团结进步力量,孤立反动派,在推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郭佩珊发,美国参与对日本的作战,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军事用品,以及汽油和其他货物。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并大举进攻云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政府为了利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于是与中国政府合谋,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这条航线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专门为国民党政府提供抗战所需战略物资。

“驼峰航线”经过了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和日军占领区,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它也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付出代价最为惨痛的一条航线。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达84600多人,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参战人员33477人次。仅美军一个押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而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抗战中期,云南成为中国的航空军事中心,因此,急需大批航空专业人才。郭佩珊本是昆明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技术人员,这一时期,他帮助盟军修复和改进飞机性能,经他改装的B—25D型轰炸机,一架飞机能发挥三四架飞机的作用,受到陈纳德将军及盟军高度赞扬,并受到国民政府连升三级的特别嘉奖,破格提升为航修厂的修造课课长(生产总工程师),他也因此被誉为“银燕鲁班”。

1944年云大成立航空系,因师资缺乏,1946年2月被熊庆来校长聘为航空系兼职副教授,1948年被聘为专任教授,1949年被推举为云大主要管理决策机构五联会主席。同年9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九九整肃”,开始对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人士进行逮捕,并解散云南大学,解聘五联会主要负责人,郭佩珊因其为五联会主席遭解聘,被迫离开云大。

在云南期间,郭佩珊用他的专业技术作掩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七、为云南解放英勇献身的部分学生党员

蒋永尊(1920—1947), 云南昭通永善人。1936年考永绥中学,次年转到省立昭通中学。期间受到进步教师李子坚、吕耘艺等人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参与抗日宣传活,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党的工作。1941年夏天,他在昭通中学组织秘密读书会,培养进步青年,并先后发展了傅发焜、陈齐平等加入党组织。1942年秋高中毕业后,蒋永尊先后以小学教师、中学图书管理员身份作掩护在昭通为党工作。1944年秋,考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经云南省工委安排,参加云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在校内外广交朋友,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45年底,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蒋永尊代表云大学生与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密切联系,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力的斗争。1946年3月,他当选为云大学生自治会主席。4月,又被推举为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7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民主人士相继被暗杀后,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蒋永尊率领昆明市各大中学校留校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师生,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李闻惨案”及一系列阴谋进行了有力揭露,并参与李公朴、闻一多的后事处理工作。7月15日,省工委领导学联和民盟云南支部一起,以李公朴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李公朴追悼大会,蒋永尊代表学联主持会议。此次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最后一次演讲》。1947年1月6日,蒋永尊组织指挥昆明地区各大中学校3万余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罢课、游行示威,有力地声援了北平的反美抗暴斗争。2月,云南省工委派蒋永尊到宣威宝山领导武装斗争,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党组织在以宝山为中心的云贵交界地区建立了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6月6日,经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云南反蒋武装“六六分队”在宝山宣告成立,蒋永尊任党代表,负责全面工作,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党的干部。1947年8月,蒋永尊和柴爱国到昆明向省工委汇报工作时被捕,经省工委多方营救后获释。出狱后,他们又返回“六六分队”工作。10月,省工委决定任命蒋永尊为中共滇东特委书记,到丘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1月5日,蒋永尊一行4人化装为商人前往丘北,在途中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

傅发焜(1923—1948),云南昭通人。1938年考入昭通中学。1941年经蒋永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他组织王钦恭等9人参加“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互探讨革命道理。这些“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先后加入党的组织,投身革命。1944年夏,高中毕业后,傅发焜被党组织派到昭通一家火柴厂当雇员,他积极为党工作。1945年,考入云南大学读书。在“一二·一”运动中,与蒋永尊一起,团结组织云大进步师生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1946年春,以教书为掩护到寻甸中学任教,建立党的工作据点。1947年3月,又到宣威宝山中学任党支部副书记,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秘密武装,准备武装起义。1948年8月20日,他与张白林一起领导宝山中学和附近农民一百余人起义,起义师生后编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傅发焜任教导员。1948年12月7日, 第三支队到达师宗县南部新区路撒村宿营时,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中,傅发焜不幸中弹牺牲。傅发焜牺牲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将他参与建立的这支部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以此纪念蒋永尊和傅发焜两位烈士。

孙兰英(1927—1948),女,云南昆明人。1945年考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读书,开始阅读进步文艺书刊,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参加了“一二·一”运动,从中受到了极大教育和锻炼,不久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1946年,在“李闻惨案”中积极参与援救工作,经受了考验,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昆明大中学校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孙兰英是此次运动的骨干力量。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两千军警包围了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举行游行罢课活动的学生,孙兰英被围困在南菁中学主楼内。军警用瓦斯弹、水龙头、大铁钩攻击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孙兰英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和勇敢。她坚守一个窗口,不断大声鼓励同学们坚守岗位,决不后退。后来有一个宪兵在烟幕弹和高压水龙头的掩护下从云梯上爬下跳到窗口上,正要对同学们大打出手之际,孙兰英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将敌人拖进窗内狠狠揍打,然后将其推下窗去,跌了个仰面朝天。“七一五”运动后,云大附中18名学生受到敌人提审,13人被捕入狱。还有87人被送进所谓的“夏令营”,孙兰英也被投进了“夏令营”,并被扣发了毕业文凭。在“夏令营”中,孙兰英与当局进行了英勇斗争。她坚决不写“自白书”,还鼓励其他同学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后来,她伺机逃出“夏令营”,并找到党组织。党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份已暴露,派她到易门县工作。到易门后,她以教师身份为掩护, 领导易门县的反蒋武装斗争。1948年冬,易门县上定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人员遭到敌人围攻。孙兰英指挥队伍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云南省政府派第26军一个工兵营,前往镇压。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队伍被敌人打散,孙兰英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孙兰英经受了各种酷刑,但她仍坚贞不屈,12月18日在易门惨遭敌人杀害。

段奇(1926—1949),白族,云南大理人。1943 年秋,考入云大附中高中部。1945年底,参加了“一二·一”运动,此后更加积极地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6年秋,考入云南大学政治读书,参加了进步团体“群星社”。1947年11月,通过地下党员寸守泽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选为云大学生自治会常委、昆明学联常委。在同年6、7月间昆明爆发的“反美扶日”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在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大规模逮捕学生期间,段奇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和学联其他常委一道,公开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工作,与国民党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7月15日,在军警围困和封锁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时,他担任守卫云大据点的总指挥,和同学们用石头和砖瓦与敌人开展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会泽院被攻下后,段奇被捕入狱,被送到国民党“特刑庭”,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坚决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党的组织。1949年3月15日,他被保释出狱,党组织立即将他转移到元江洼垤乡,参加到挺进支队(后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10支队)的武工队中,曾任第二武工队队长。他在石屏山区继续发动群众,在20多个村寨组织农会,建立乡村政权。同时,负责监视石屏城内敌人动向,掌握情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1949年10月23日,武工队在铁锁区鸭子坝,与国民党第26军第278团突然遭遇,受到敌人包围。段奇与副队长晏文魁指挥若定,与敌人展开激战。为了掩护队员撤退,不幸壮烈牺牲。

闵竺笙(1927—1949),女,云南蒙自人。1939年,闵竺笙考入蒙自县立中学,1943年考入云大附中高中部。1948年春,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在校期间,她参加了“一二·一”和“七一五”等运动,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49年初经万荣仁介绍加入“民青”组织,4月,经董坤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20日,受党组织派遣参加“边纵”,参与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工作,并与罗星辉一起到禄劝县镇康乡开展革命活动,任中共禄劝县工委委员兼皎西工作组组长,1949年11月,与罗星辉一起被敌人逮捕并残忍杀害。

罗星辉(马金花)(1931—1949),云南昆明人。小学毕业之后考入云大附中,1948年“七一五”运动后,云大附中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解散后,转到云瑞中学就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949年秋,加入“民青”组织。9月,担任禄劝县镇康乡“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与闵竺笙一起战斗。他们深入农村,发动彝族农民开展反“三征”、减租退押斗争,遭到当地地霸的仇视。1949年11月5日,混入镇康乡“解放委员会”的地霸头目张克安,指使暴徒绑架了闵竺笙、罗星辉两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强迫他们交出县工委、工作团、游击大队领导和党组织名单等。闵竺笙、罗星辉二人坚贞不屈,被敌人残忍地杀害。

施兰(1931—1950),女,云南昆明人。1945年秋考入云大附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年底,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经过斗争的洗礼,政治上逐渐成熟。1948年夏,参加了“反美扶日”的“七一五”运动,被敌人抓捕后,送进“夏令营”。“夏令营”结束后,考入龙渊中学。1949年初,响应党的号召,到江川县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4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9月,奉命到“滇中艺工团”工作。1950年1月6日,在与新平土匪李润之的战斗中被捕。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残酷刑讯,都不能使施兰屈服,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

岳兢先(1924—1950),又名岳幼屏,云南陆良人。1944年考入云南大学经济系,中共党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昆明学生运动,发挥了骨干作用。在党内他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成员。他善于团结同学,利用父亲在国民党机关担任职务的便利,以家庭作掩护,常常在家里召开积极分子或党组织的秘密会议,帮助和影响了一批周围的同学投身革命行列,加入到党组织或“民青”中。

“七一五”运动中,他根据党组织安排,去做护国元老白小松先生的工作,请其了解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等要人的动向,并借机了解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党组织制定学生运动的方针和策略起到很大帮助作用。他还参加了守卫会泽院的战斗,并表现得十分英勇。二楼被国民党军警攻陷时,他来不及撤到三楼,被殴伤逮捕。后来经亲友保释就医。

“七一五”运动后,他被分配去玉溪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11月被调到易门县,担任中共易门县委委员、党领导的护乡团政治委员,并负责北区工作。1950年4月在征粮工作中遭恶霸地主与土匪组织的武装突然袭击,他和许树芸、吴伯勋等两位同志一齐被俘。土匪对他们严刑拷打,他们宁死不屈。土匪就将他们捆绑起来,押送去已被土匪占领的川街。途中土匪残酷地用木棒和石块将他和许树芸打死。吴伯勋被押至川街, 也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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