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有一个传统，每当新生进校，老生会主动找新生交朋友，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予帮助。接近朱驭欧的是王造时(1935年参加反蒋运动，被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和彭文应(民盟早期成员，解放初期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27年，清华大学改为四年制大学，旧学制的学生仍保留毕业后赴美留学权利。朱驭欧是旧学制的最后一班，于1929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学位。

朱驭欧在美国学习生活七年，其中两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读本科，三年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最后两年是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及国务部搜集资料，撰写博士论文，1936年6月考完博士学位口试后，即启程回国。

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留美学生的官费期限只有5年。凡在期满前已考过博士初试而尚未完成博士论文者，可延长半年至一年。朱驭欧未在规定时间内考过博士初试，失去了延长留美学习享受官费的待遇。这并非他学习不努力，而是另有其因。1931年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康斯威辛大学政治系一位讲授国际公法的知名教授不断在各地讲演并发表文章，大放厥词地为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辩护，引起在校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大家推荐担任学校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的朱驭欧起草一篇驳斥这位教授谬论的文章。文章写出来后，有些临近考硕士或博士的中国学生见他写的文章措辞极为尖锐严厉，怕签上名后影响自己拿学位，主张修改文章，把语气变为缓和。朱驭欧认为那样就会显得软弱无力，失去其应有的反击作用，遂决定用他个人的名义在本校校刊上发表。不料这篇文章竟然引起当地教育界和新闻界的重视，不少记者专程来访问他，把他的相片和简历刊登在当地一些报刊上。威斯康辛州的其他社会团体闻讯后，纷纷前来邀请他就中日问题演讲。他认为能有机会为祖国辩护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便随叫随到。这就不免耽误了学业，在享受官费学习期满前无法完成博士初试。而延长在美学习时间只有自费，对家境贫寒的朱驭欧来说是一件难事。但把获得博士学位看得很重的朱驭欧不想因生活困难而使学业功亏一篑，他破釜沉舟，把回国旅费领出来用做房租，靠给别的留学生做饭洗碗换来免费膳食。没有钱交学费就把美国国会图书馆当课堂，在那里搜集资料，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认识一位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的湖南人。这位老乡得知他的经济状况后，以提供部分生活费为条件，要朱驭欧帮他翻译有关美军的文件和资料，再为他代写一篇毕业论文，以便取得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凭。为了能够维持生活，朱驭欧多次承揽过类似的活计。由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他人工作，自己完成博士论文的进度便受到影响，计划一年半载完成的博士论文整整用了两年时间。1936年5月论文写成后，回到威斯康辛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与同在美国留学的新婚妻子启程回国。

朱驭欧夫妇乘坐的海轮于8月中旬抵达上海。他一心想在国内几所名牌大学谋到一个专任教师的职位，因各校教师名额已满难以安插，在上海、北京等地奔波多日都未能如愿。1936年10月，经过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介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负责筹办行政研究组，同时在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员会兼职。虽然工作有了着落，但他仍向往高校，打算来年再去北京联系学校。1937年6月，准备到云南赴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为网罗一批人才到云南大学，极力邀请他到云南大学任教。他们过去相互不认识，熊庆来是通过一位以前教朱驭欧数学的教师介绍来找他的。熊庆来为此两次到他家拜访，但他觉得云南太偏僻，交通又不方便，未立马答应。及至“七七”事变后，南京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胁，才决定到云南大学任教。1937年9月，朱驭欧一家到昆明，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北仓坡螺翠山庄。那里环境较为优雅舒适，同他一起从美国回国的王赣愚初到昆明也租住在此。但好景不长，随着国内通货膨胀，货币大幅度贬值，不少教授的薪水难以维持家庭开支，有的教授靠写文章、刻图章、兼职等办法来增加收入。朱驭欧也不例外，他也与人合伙开过咖啡馆、湖南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