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熊庆来
作者:档案馆时间:2005-08-12

熊庆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他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我国,是我国近代数学教学开创人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10月出生于云南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他7岁入本村私塾,13岁随父赴赵州(今大理)学习,14岁考入昆明云南方言学堂;1912年春考入英法文专修科法文班学习,1913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学习矿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辗转到法国后,高等矿校关门,他改学物理、数学。他在法国求学期间,先后就读过格洛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马赛大学等四所大学,并于1919年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初熊庆来学成回国,任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云南路政学校数理教员。因云南政乱,他应聘到南京东南大学筹建算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1925年应聘西北大学筹建算学系,到职不久,西北地方军阀混战,经叶企荪推荐受聘清华大学,参加筹建算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0年兼该校理学院院长。同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所。1931年,熊庆来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会后赴法国,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期,在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荣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及亚函数》受到国际重视。1933年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聘请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已是国际数学界知名学者的熊庆来,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敬恭桑梓”。放弃了清华大学优越的科研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到落后的边疆大学任校长。熊庆来到职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重视高等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为“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持。

熊庆来总结在东南、清华大学办系经验,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在办学方向上,他认为:必须尊重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并从云南地方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发,明确表示云南大学的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中心。”同时提出“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5条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他强调云大要培养的学生是基础广泛厚实的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通专门人才。这一办学宗旨与政府提出的“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的宗旨是相符的。

他把“慎选师资”作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首要条件。他受聘云大校长职务后,利用6月离开清华大学到云大视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带,以聘请、借聘、设讲座等方式,延揽了一批专家教授来云大任教。如数学家何鲁、植物学家严楚江、土木工程专家李炽昌、语言文学家闻在宥、古典文学家施蛰存等共二十四人,使云大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

1938年以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迁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一些研究机构也纷纷迁来云南,昆明成为抗日后方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熊庆来抓住这一时机,延揽了大批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如刘文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尚钺、彭桓武等。教师队伍的壮大、师资水平之高,在云大历史上达到鼎盛。

1946年,随着抗战的胜利,部分教师将随原单位复员离开云大,为保证云大师资不匮乏,熊庆来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争取云南籍教师继续留在云大;二是延揽一批不能或不愿北迁的学者专家;三是争取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到云大;四是培养本校青年教师和各系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做助教,争取各方面资助一批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后返校服务。因此,西南联大等机构北返后,云大的教师阵容依然较为整齐,到1949年,仍有教授140多人。

云南矿藏丰富,又是动物、植物王国。熊庆来任校长后,他强调办学“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他在扩充院系学科时,既重视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又注意云南地方的条件和需要,他着重发展了采矿冶金和生物学,特聘请采矿专家张正平、冶金专家蒋导江,加强矿冶系。聘请植物学家严楚江筹建植物系,随即扩充为生物系。在熊庆来的辛勤耕耘下,到1946年,云大已从一所只有两个学院6个系、1个专修科发展成为有五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3个研究室及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先修班、疗养院、天文台、农场、林场等学科门类齐全,设备图书均较完备的大学。已与当时其他大学缩短了教学质量的差距并被国际承认。在40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英国大百科全书收入中国大学条目,国际美洲学会29届年会召开时,美国国务院通令其驻昆领事函请云大派员参加。

对学生的要求,熊庆来提出:“其造就不在一般大学毕业生之下,而为国家有用之才。”他整顿学风,整饬校纪,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注重学生平时学习成绩,修改制定了学则。为了提高入学学生的素质,规定了入学录取分数线。熊庆来不但注重学生的质量,也注意扩大学校规模,增加入学人数,到1949年,在校学生已达1500人,比1936年的302人,增加了5倍。

熊庆来办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研究风气。他不仅在讲课、行政繁忙中挤出时间从事函数论的研究,还积极推动数学系教师的科研活动。熊庆来还支持文科成立了“宪政研究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自己带头并推动理科教师参加“中国科学研究会”在云大组织的学术活动;支持成立了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文史版一、二号2期,第二类数理版1期。熊庆来、吴晗、张荫麟、冯友兰、方国瑜、姜亮夫、陈省身、庄圻泰、王士魁等都刊登了文章。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其生命表现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结果,与夫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力”。其实质是要求学生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这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求新”、“求真”精神的体现。为了云大的发展,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求得资助。使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图书、设备购置得到增加和补充。

熊庆来在改革云大管理体制时,吸取清华大学经验,建立了三会(校务会、教务会、教授会)、三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五院(文法、理、工、医、农)体制,改变了过去集大权于校长一身的做法。形成了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体制,极大地调动了教授办学的积极性。

1949年6月,熊庆来赴广州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接着被教育部指派为中国5人代表团成员之一,飞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大会。在法得知国民党解散云大,而留居巴黎,潜心研究数学。台湾当局曾多次通过陈立夫邀他赴台,他不为所动。1951年,熊庆来先生不幸中风右手偏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练习左手写字,继续做了大量的数学研究工作,在法国的《数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学论文10余篇。

1957年6月,熊庆来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回国,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2年在北京数学函数讲座会上作的《关于亚纯函数的几个唯一性问题》和《代数体函数论的新发展》,196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函数论文会上作的《解析函数正规族论中的新圈属》的报告,为我国函数论的研究指出了研究方向。同时,他与北京市部分高等学校教师合作,组织了北京地区函数讨论班,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他在函数论方向造诣很深,特别在无穷级整函数及亚纯函数研究方面获得许多重要成果。他的著名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亚纯函数》中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誉为“熊氏无穷级”。

在“文革”中,熊先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备爱“四人帮”的摧残,于1969年2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