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瓒（1898.3—1988.3），1950年1月—1951年10月任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秦瓒( 1898.3— 1988.3),字缜略,河南省固始县人,其父秦树声年轻时是河南名士，参加清末经济特科考试中头等,之后下放曲靖任知府,后又到腾冲为官,在云南任过学台。秦瓒早年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饮读家中藏书,精通史事,他的古汉语、诗词及书法基础扎实、功底深厚。后来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新学。1919年秦瓒考取公费留美,到歌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经济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后因其父病重而未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1926年回国。
回国后，他先在河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27年3月到北京社会调查所任副主任，研究农业生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张约其前往东北做官，未随。其间，他的两篇英文著作《北京四郊生活指数调查》及《湖北省棉花连销调查》由北京社会调查所先后出版。1928年9月，他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并担任经济系主任。在北大期间，他先后教授财政学、高级财政学、经济学、国际贸易与汇兑等课程。他渊博的知识及精湛的讲课艺术，在北大享有较高声誉。1929年他认识了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阎当时在北京办一个三民主义研究会，要出版一个月刊——三民主义月刊，欲聘其做编委,未允。后来阎锡山又邀他去山西大学亦未随。秦瓒在财政金融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所著的《新财政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及财政法的论文《中国所得税问题及发展》于193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南迁长沙，后长沙难保，秦瓒竭力主张迁往云南。由于他的父亲秦树声清末在云南为官多年,是屈指可数的名学者，秦瓒由此认识了云南一些上层人物。学校任命他为赴滇先遣队的负责人，负责三校迁移工作。在整个迁校过程中,他所做的工作为后来西南联大得以在昆明站稳脚跟,不断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因而他是西南联大建校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人物。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继续讲授经济学及高级财政学。在课堂上，他常用流利的英文授课,深受联大师生好评。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回迁。秦瓒受熊庆来校长邀请留在了昆明。1946年他曾回过北大,但由于在云南生活多年，习惯了昆明的气候和生活,对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1947年暑假他又回到云大，受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之后，他便扎根云南，为云南的解放斗争事业和云南的经济、教育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
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民不聊生。秦瓒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中。他经常出席学生的民主集会,并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参加了昆明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运动，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罢课。在1948年“七一五”学生运动中，被国民党军警围困在会泽院楼上的几百名爱国学生扔下纸条指名要求秦瓒教授出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解救爱国学生。经他与熊庆来等人的多方努力，才在确保全体学生人身安全的条件下解除了围困。他深受广大爱国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被进步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也因此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恨与迫害,1949年被迫离校、离家。
1949年初，卢汉在省参议会公开出面宣布云南处于割据局面,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市场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度艰辛，广大教职工很长时间吃不上一顿饱饭，由卢汉的助手缪云台出面成立云南省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请秦瓒出来主持。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徐侃是秦瓒早年的同学,也出面请他到南京出任直接税局长,但遭到严词拒绝。为准备云南的和平解放,卢汉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由秦瓒等人提议促成了云南财政经济改革具体措施的形成:1、云南停止使用金元券,改为使用原来云南流通的半开银币，把藏在海源寺龙云家山洞里的半开银币取出来使用，由财政厅开本票,立即到云大、师大等院校发银币。2、云南省政府决定截留国税。3、卢汉下令各地保安团扣留国民党的黄金，秦瓒还派他的秘书董孟雄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实施。在经济和财政基础支持下，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才得以顺利完成。
昆明1949年后，秦瓒重新回到云大，参加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并担任云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在这期间他主持了恢复教学秩序、评定教师职称、进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工作,并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还带队到农村参加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
1949年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为云大的建设和云南边疆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授课非常认真、逻辑性极强，条理清楚，生动活泼,很能吸引学生。他给学生授课时,不但室内座无虚席，有时还有学生站在教室外听课。他教授的财政学课程极为精湛，讲稿写在专用卡片上，在课堂上,只见他一手持卡片,一手握粉笔，由浅入深,形象生动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他讲的中国财政史尤为精彩，讲到哪里都能够滔滔不绝。讲课颇像在说评书，又像在作演讲，让学生回味无穷，流连忘返。在云南大学第一次评定教授职称时,秦瓒被评为二级教授第一名。1953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1955年云大经济系被撒销，由于他精通英、法、、俄、德四国语言，因此调到外语系工作。1978年学校恢复经济系，81岁高龄的秦瓒又回到经济系工作。1988年3月2日他在大连去世，享年90岁。
秦瓒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云南省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云南省教育工会副主席，云南省人民代表，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主委，九三学社辽宁省委顾问，云南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的常委。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70年代末,云大重建经济系，图书资料匮乏，他通过来昆明访问的一位留美时的同学,发动美国朋友募捐了许多书籍赠给云大图书馆和经济资料室,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多年积累下来的讲稿、著作都在“文革”期间因被抄家而荡然无存,但他在教育园地中兢兢业业地耕耘60个春秋,培养出了大批人才,有的已成为著名学者、专家,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和人民的建设与发展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附注(资料来源)：
1.秦瓒的人事档案。
2.对董孟雄教授的采访。
3.秦瓒的子女来信。
(张劲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