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农学院自1939年招收新生开始，农学院师生和云大其他院系的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云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个时期的爱国民主运动和革命斗争。

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底，云大师生获悉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签订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条约，立即发起了反对汪伪卖国投敌的抗议活动。师生联名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公开声讨汪逆叛国罪行，要求将汪“开除国籍，下令通缉，明正国法”。农学院学生参加签名，开始接受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

1940年秋，农学院学生在校本部学完一年级课程后，迁往农学院所在地呈贡火车站附近的碓臼村，这里远离校本部，客观上对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不便，但学生的活动并未停止。

由学生任运祥等人发起，经汤惠荪院长同意，建立了学生组织——农学会，设干事7人，推选郑传燮为主席，任运祥、容德沛等人为常务干事，领导学生开展各项活动。为了加强与附近农民的联系，开办了1所“民众学校”——农民子弟学校，吸收农家孩子入学，由学生课余兼任教师。

1942年初，共产党员曹诚一从成都应聘到本院任教。共产党员杨泓光(原名杨郁芳)在云大附中毕业后，奉组织之命于1941年秋季报考入农学院森林系，他们是农学院最早的党员，分别与校外的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在校内外开展秘密活动。杨泓光是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年委员会领导下的1个支部的支部委员，负责联系呈贡中学、南英中学、护国中学、华侨中学、昆华女中、昆华工校、昆华农校、体育师范等学校中的地下党员。在云大负责联系经济系的张家驹、医学院的陈遵昊等党员。经常向这些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进行党的教育，对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和社会上有职业的党员分别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1943年初，上级党组织考虑到杨泓光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离开云南，继续进行隐蔽的斗争。

1940—1941年间，担任云大训导长的国民党三青团头目伍绳武煽动“倒熊”，妄图推翻熊庆来校长，由自己取而代之。他派人到农学院活动，受到全院师生的抵制，学生、教师直至院长都一致反对，也反对他们提出的“罢课”要求。“倒熊”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农学会创办了“新农”壁报，不仅在院内刊出，还张贴到呈贡火车站。壁报内容有介绍农业科技知识，宣传抗日，转载了一些时事述评等。进步学生任运祥曾用假名订阅了《新华日报》、《民主周刊》，在同学中秘密传阅。金善宝教授也订阅了《新华日报》。1941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公朴先生、楚图南先生、尚越先生先后被邀请到农学院演讲。进步青年教师杜修昌在经济学课程里，介绍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赵授先，经过接触以后，发展杨仲行(原名杨体隽)、刘云、王洪福组织了秘密的“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后来有马丽、寇述惠参加，学习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赵常来呈贡指导学习，有时也能得到一些其他书刊阅读、讨论。有些学习的心得，在由他们编辑的“老牛”壁报上发表。1945年7月1日毕业之际，杨仲行由赵授先发展参加“新民主主义者联盟”。

1944年，反法西斯阵线盟军中国战区为反攻需要，委托当时教育部在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开办译员训练班，规定大学四年级应届毕业生都要应征为译员。农学院学生阮兴业、胡以仁等怀着爱国热情报名参加。经考试录取了30名，他们曾担任美国援华空军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翻译人员。为配合盟军东南亚战区抗击日军，中国组建了远征军进驻印度、缅甸，配合盟军作战，发动大学在校学生参军，农学院学生连钝、马勤华和其他院系学生一道，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踊跃报名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都先后复员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二、参加“一二·一”运动

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举行时事报告会，农学院有部分学生前往参加。回校以后，在农学院贴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大标语。农学会主席李跃选当即召集全院学生开会，选出文光（原名文复旦）、寇述惠、李维孝、连钝等为代表，前往昆明云大学生会取得联系。文光在云大会泽院贴出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意见书》。回院后，就是否罢课问题在同学中展开讨论，未取得一致。次日，云大学生会派来两位代表，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介绍昆明各校开展斗争，准备罢课的情况。大多数学生表示支持，作出了罢课的决定。在官渡农校和云秀中学兼课任教的两位学生，分别在两校进行宣传，两校学生也表示响应罢课。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校师生深感震惊，无不义愤填膺。校园内响起了集合的钟声，全体师生集中到礼堂开大会，商讨对策。多数人主张声援，谴责反动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也有人说：“我们离昆明这么远，我们能干什么?最好照常上课，别荒废了学业。”这时，激动方分的寇述惠高声喊道：“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声援昆明受害同学的问题，我们是要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而斗争。反动派用枪炮镇压的是民主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内战，我们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会上有多人发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响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雄壮的歌声和口号声。会上，金善宝教授等民主人

士也发了言，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学生的行动。最后，大会通过自即日起举行罢课，并成立农学院临时领导小组，派寇述惠、连钝为代表，参加昆明学联工作。同学中还选举产生了安全纠察组织，负责保卫校园，防止国民党暴力袭击。散会后，许多同学互相邀约，成群结队前往昆明凭吊“四烈士”。农学会还派孙必兴等人前往呈贡县城、龙街等地进行街头宣传活动。寇、连2人到昆明学联报到，学联派二人参加突击队，前往各中学组织发动罢课斗争。

12月中旬，昆明学联决定停灵复课，同学们满怀悲愤的心情，返校复课。同时继续与学联保持联系，参加有关活动。在院内传阅进步书刊，闻一多等进步人士讲话的小册子和评论文章。如时评《今天没有中立》、《论一二·一运动》等，这些文章阐述了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的性质、方向和重大意义，高度评价了这次运动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第一声号角。它使反内战成为全民的群众运动。”闻一多先生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中说： “死难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他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这些精辟感人的论述给青年学生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1 9 4 6年3月1 7日，昆明学联组织4烈士出殡大游行。农学院远在呈贡，原来打算以自愿报名的形式组织少部分同学参加，结果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当天，师生和各界人士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举行了为4烈士出殡公祭仪式，组织了3万多人参加的送葬大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严惩凶手!”庄严肃穆，浩浩荡荡的出殡大游行，震撼了昆明全城，悲壮的“送葬歌”歌声响彻大地，广大各阶层人民流下了同情的热泪。许多学生开始觉醒，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二·一”运动造成的巨大影响，永远留在中国现代史的史册上。

三、参加“七·一五”运动

1946年暑期，农学院由呈贡迁回云大校本部。农学院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纳入全校统一行动。马丽、黄兰和、李爱源等被选入云大学生自治会任干事。年底，发生北京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昆明地区大中学生举行抗暴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农学院有寇述惠、马丽、李爱源、杨永言、连钝等一大批学生和教师中的曹诚一、全树勋、余正苑、纳信真等参加，曾勉、余德浚等教师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194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中有徐茝萍、欧逵两人是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积极投入昆明地区助学运动和人权保障运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万福麟、汪润等到先后被接纳加入“民青”。

11月反动政府害怕学生运动兴起，下令解散各校学生自治会，并处分了一批学运积极分子。1948年春，农学院的“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成立了“前进”壁报社，为重建学生自治会制造舆论。经过酝酿，3月，成立了学生系级代表会，农艺系选出欧逵、森林系选出万福麟为代表，参加了云大学生系级代表会。这时云大地下党获悉，联合国救济总署送来一批救济贫困师生的衣物、鱼肝油等物资，被校内少数人私分。经调查落实后，不失时机的发动学生向校方展开反贪污斗争。迫使校方同意学生代表参加清点救济物资，查明贪污情况，对这批物资进行了合理分配。欧逵与万福麟2人参加了与校方的谈判。徐茝萍、黄兰和等人发动和争取学生、教师在反贪污意见书上签名，工作很有成效。在取得反贪污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学生代表进一步向校方提出要求取消在人权保障运动中对学生的处分，要求恢复学生自治会。对前一个要求，迫于警备总部的压力，校方不同意取消处分，只同意减轻处分；对后一个要求，校方答应重新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1948年4月，新一届的云大学生自治会成立，经云大地下党支部研究，系级代表会提名的25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和“民青”成员，欧逵、万福麟2人再次当选。在新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隆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开展“红五月”活动。内容有时事座谈会、壁报比赛、文艺晚会等。6月，昆明学联号召开展反美扶日运动，农学院的同学参加了6月17日举行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7月初，各校学生集中到云大和南菁中学，继续坚持斗争。7月15日，反动军警包围进攻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大批学生被捕。农学院被捕的有欧逵、万福麟、徐茝萍3人。徐茝萍因身材矮小，在敌特审讯时，谎称15岁，是师院附中学生，被释放。欧、万2人被投入监狱，后转送“夏令营”，遭受许多折磨，“夏令营”结束时，交保释放。其后，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被迫离开学校。“七·一五”当天，还有住东宿舍的李维孝和其他院系的学生10余人一起被捕，被关押在小西门城楼上的警察局看守所里，受到搜身、捆绑、吊打、审讯，由于审讯无结果，3天后允许请保释放。其中李维孝由亲友担保释放后，找到张海秋院长，张院长又将其余10余人保释出来。

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革命组织

“七·一五”以后，学生自治会再次被反动派当局严令取缔，学运转入低潮。

上级党委为了加强云大党组织的工作，9月，云南大学总支委员会成立，倪之栋任总支书记，董坤德等任总支委员，董兼任农学院党组织和“民青”组织的负责人。把未暴露的党员和“民青”成员，重新组织起来。为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高潮，以“民青”成员董兰和、徐茝萍、解秀媛、汪润、李实（原名李登洲），以及校外转来关系的万荣仁、俞寿婉等人为核心，吸收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l O余人加入秘密的读书会，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学习《新人生观》、《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胡绳著）、秘密传阅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新华通讯社编发的《到农村去》等书刊，以提高思想觉悟。年底，经过斗争云大学生系级代表会再次成立，农学院选出1948级农艺系学生耿德铨、森林系学生刘天荣、蚕桑系学生黄振坤3人为代表，参加系级代表会并担任常委，分管福利部，1949年7月以后，黄振坤又分管社会部。他还负责保管云大“民青”、“新联”的档案等工作。

由徐茝萍、刘镇绪、赵玉珍、文光、陈绍奋等人编辑出刊壁报“锄头”，后由耿德铨任主编，定期刊登时事述评，学运动态等。为了发动基层职工，开办了职工夜校，由蚕桑系助教徐文奎任副校长，一些学生也参加，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组织“农声合唱团”，除本院学生外，还有机械系、先修班的同学参加。张赣生任指挥，“山那边哟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激昂的歌声，唱出了希望，唱出了力量。“我们战斗在茅山下”的歌词中唱道：“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那黎明的朝霞”歌词含意暗示人们，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过去，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鼓舞人们的斗志，奔向革命，去迎接解放。舞蹈节目有“秧歌舞”、“青蛙舞”、“阿拉木汗”等，李云翔自己编导和主演了活报剧“警察局长”，多次在云大草坪和郊区农村演出。张涨英、曹世英等到一些中学串连，教唱革命歌曲，排练舞蹈节目。为争取国民党地方部队，曾往五华山与卢汉的警卫营进行联欢，1947级学生雍家义即设法与士兵建立联系，开展工作。有一次到广播电台演播，有一首歌“我们的队伍来了”歌中唱道：“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引起极大反响。

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拖欠云大教职工工资，教职工生活陷于困境。部分由专县来的学生，由于交通阻塞，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发生困难。系级代表会发动“一把米”运动， 以互助互济，勤工俭学等方式，救助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和学生，增强师生员工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淮海战役等决定性的胜利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上级党委指示要加快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云大党总支领导下，采取单线联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法，先后发展了耿德铨、雍求义闵竺笙、张赣生、杨彦偶、黄振坤、邹霖、李云翔、毕婉、马绍忠、杜振忠、毛增龄、蒋克明、张佐达、曹世英、葛人忠、张绍虞、杨荃、文光、王定、赵仲修、刘镇诸、刘锡科、刘天荣、黄甫超群、罗启顺、李章嫇等人加入“民青”。2月至4月，万荣仁，汪润、徐茝萍、解秀媛等人入党，5月至7月又有闵竺笙、张赣生、杨彦偶、黄振坤、邹霖、马绍忠、郭人忠等人入党，再加上其他学校转来的“民青”成员张涨英、缪以源、段世杰等。青年教师中有胡秀荃、余树勋、李存礼、徐文奎、汪璞、董荣灿、纳信真、孙必兴等人参加“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后来孙必兴担任了云大教职工中“新联”的负责人。山东农学院转学来的学生54人，也在云大革命熔炉的熏陶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有张培善、王华夫、李志墅、冯益三、王健、吴干洲、马景镇、马毅帆、王镇沂、白绂青、周政家、李星海、胡肇梅、文廷蔚、韩承沛、张明远、张之一、何芳葵、刘文超、李秀辰等人先后加入“民青”。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参加了革命组织。

五、到昆明郊区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云南斗争形势的需要，号召青年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农村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49年春，万荣仁、汪润两人被派往昆明郊区农村。4月，正式调离学校，从事地下工作。万荣仁负责西郊，不久后，调富民县工作。汪润负责南郊，以省立官渡农校为据点，在学生中组织读书小组，传阅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展了李国兴、张子光加入“民青”。又扩大串连，由校内发展到校外，发展了官渡镇的农民张有才等，秘密组成了南郊第1个地下农会。在汪润领导下，通过许凤在龙马村农民中扩大串连，用诉苦教育的方法，启发农民觉悟，不久相继建立了龙马村农会，他们组成变工队，互助组，白天集体劳动，晚上串连或者开会，十分活跃。为了配合汪润等同志在郊区工作，农学院党组织先后组织了4次较大规模的下乡活动1949年1月，新年之际，一些学生到官渡镇与官渡农校和云秀中学的师生进行联欢，借机在学生中交朋友，也到附近农村访问串连。以后，又组织成若干小组，分别到西坝、官渡、呈贡等地，帮助农民车水栽秧，通过劳动，了解农民疾苦，进行革命宣传，扎根串连。

7月，云大党组织为了贯彻省委“面向农村，打通交通线，迎接解放”，组织农学院、医学院和先修班学生40余人，组成“云大农村服务团”，闵竺笙为党小组长，张赣生为团长，杨彦偶为副团长，通过农学院院方介绍，前往东郊大板桥一带开展工作。为了购买药品纸张筹措所需经费，通过熟悉的关系，联系印刷厂秘密印刷《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革命书籍，在内部销售。服务团在党小组领导下，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形式，进行工作。在当地明应寺内设立医疗点，免费为群众看病，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开办农民夜校；开展社会调查，在街头办壁报，进行文艺演出等。在这些公开形式的掩护下，党员、“民青”成员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个别串连，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秘密的“农民翻身会”，成熟的发展为“民青”成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先后在阿依村、瓦脚村、河沟、李琪、大村子等1 O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翻身会”组织，发展秘密会员70人，“民青”成员3人，为东郊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昆明发生了“九·九整肃”事件，由于得到上级党组织的紧急通知，服务团中的22人转移到嵩(明)寻(甸)游击区。反动军警前来逮捕学生完全扑空。农村革命组织也未遭到破坏。

昆明市委为加强领导，决定建立东南郊临时支部，汪润任支部书记，统一对南郊和东郊农民运动的领导。除了官渡镇和龙马村以外，又先后建立了金河村、饵块营、九门里、渔村和日新中学7个据点，然后再向周围农村扩展相互连片。打通交通线是省、市委给郊区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农民运动由点到面展开，为建立地下交通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条是由滇池沿岸通水路，直达昆阳、玉溪，通往滇中、滇南游击区；一条是由陆路到呈贡、宜良，通往滇东南游击区。

在昆明保卫战中，觉醒了的郊区农民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汪润领导党支部进行了战备和战斗部署。一是组织了以农会会员为主体的义勇自卫队（番号为4大队2中队）领取枪枝弹药，负责保卫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动员农民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不给敌人一粒粮食；把青壮年转移到边远村庄，防止敌人抓兵抓夫；三是把滇池沿岸大小船只全部控制起来，不给敌人利用； 四是设立观察哨，严密监视敌军动向。当敌军占领昆明巫家坝机场后，立即下令撤除在金汁河一线上的7座桥梁，阻止敌军西进；同时将滇池水面的所有船只调往西岸，沉入湖底，从而彻底截断了敌人西进的通道。

12月18日，国民党第8军占领大板桥后，抓捕了一批老百姓为他们修筑工事、运弹药。棠梨树村农会会员李文明等人乘机混入敌军阵地，查看敌情，将所获情报及时送至起义部队总指挥部（五华山）受到了表彰。

在昆明保卫战中，汪润同志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战斗打响以后，省市委坚壁清野的指示急需传达到东郊，第1天派去的人没有返回，（实际上已被敌人逮捕），汪润十分焦急，第2天，他化装成农民模样抄山区小路亲自前往。在接近大板桥时，被敌哨兵发现被扣，在押送途中，他把临时军政委员会的特别通行证吃下肚里，把油印的《约法八章》揉成纸团从衣服下面丢入路边草丛。押到敌营后，遭到严刑拷打，敌人审问不出什么结果，就强迫他当民夫，背米袋子、扛弹药箱，被敌人押着向南逃窜。经过呈贡、晋宁、江川、通海、建水等县，在通往石屏的一座隧道里，躲进一个隐蔽的角落，终于逃离虎一口。经过艰难跋涉，于1950年1月返回昆明。1952年2月，他成为新成立的中共昆明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继续领导郊区工作。汪润同志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的精神是十分可贵。

六、参加武装斗争

最早参加武装斗争的农学院学生是杨泓光。1944年，党组织派杨泓光同志去沾益播乐中学担任训导主任，与校长樊子诚，教导主任李天柱组成领导该地区的特别支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延安抗大的作风办好学校，教育学生，发展组织，培养干部并在其他中小学和农村建立了许多据点，发展农民解放协会和党的组织。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1948年9月5日，在播乐中学举行了武装起义，被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3支队第6大队”，转战于滇东北的崇山峻岭之中。省委为加强对滇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年底，成立了中共滇东北地委，杨泓光为地委委员，兼宣威县工委书记，县长，留地方工作，在沾益、宣威一带解放了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各种革命群众团体，镇压反动势力，建立起从县到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吸收青年入伍，扩军建政等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1949年3月，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宣威支队，任支队长兼政委，4月，沾益支队成立。这些部队的建立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使这一带游击区连成一片。8月，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3支队第6大队（即永煜支队）为骨干，以及宣威支队、沾益支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6支队，这已经是一支近4000人的队伍了，此后，又将地方的游击队与5个县常备中队和收编的地方武装整编为宣威护乡团，近千人，授予番号为6支队第3 1团，由杨泓光任政委兼团长。杨泓光一面担任地方领导工作，同时又参与滇东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为滇东北地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欧逵、万福麟在“七．一五”事件中被云大校方开除学籍离校，党组织派遣他们分别到大理和屏边县工作。欧逵参加“边纵”7支队，万福麟任中共屏边县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49年1 0月，参加组建“边纵”10支队第11护乡团（即蒙屏护乡团）。

1949年夏秋，有一大批学生走上武装斗争的前线。先后有徐茝萍、解秀媛、李实、杨永镇、李云翔、张涨英等人到边纵8支队，缪以媛到4支队，杨彦偶到6支队，邹霖、俞寿婉等人到边纵滇中独立团。雍家义被派往卢汉所属保安团从事秘密工作，等等。

7月初，万荣仁被调往富民县，任中共富民县特别支部书记、重点深入到“富民、罗茨联防大队”进行策反工作，该大队属伪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七联防大队，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教育发动士兵，培养骨干分子，将已加入“民青”的大队长段峻德、副大队长唐震宇吸收入党，由党组织掌握该部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用人民军队的原则逐渐教育改造官兵，将这支反动的武装改造成革命的队伍。在“九．九整肃”期间，有大批从昆明转移下乡的革命同志路过这里，特支先后护送4批，一百余人到滇北工作。此事被敌人发觉，特支经请示上级同意，以“剿匪”为名将部队拉出城外，草拟了《起义宣言》。在与朱家壁同志率领的“边纵西进部队”取得联系后，于1949年10月5日宣布起义。随即政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西进部队独立大队”，后来又进一步改编为西进部队6团2营，万荣仁任团党委委员兼营教导员，率部踏上西进征程，直抵边境龙陵县解放龙陵县城等地，组织上决定将万留在龙陵县参与组建龙陵人民自卫大队，任副教导员。12月，被派回他的家乡保山县。云南和平解放，他带领工作组接管了县常备大队，改编为保山县人民自卫大队，参加征粮剿匪工作。

9月，俞寿婉到达滇中游击区根据地新平县，参加了“边纵”滇中独立团，被分配到一营，担任文化教员。12月，随小分队进驻新平县蒿枝地，担负发动周围农村群众的工作。她和同志们不顾生命安危，深入到敌人鼻子底下的村寨，向群众宣传全国解放斗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当地匪首、恶霸、大地主李润之的罪行，鼓励群众起来斗争，求得解放。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积极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领导和战士们的赞扬和好评。

1950年1月6日拂晓，新平最大的恶霸地主、土匪头子李润之，派出数倍于我的武装匪徒，突然袭击蒿枝地。我方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不幸落入敌人魔爪，凶残的敌人把她们捆绑押到嘎洒江边，残酷杀害，抛尸于江中。俞寿婉同志牺牲时，年仅20岁，面对敌人的屠刀，毫无畏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她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新平县党政领导机关为牺牲的同志建立了烈士墓碑，玉溪地委、行署在东风水库旁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各族人民永远怀念她们。

七、到专县去，到基层去，开展城乡地下斗争

1949年5月，地下党云大总支派遣黄振坤通过社会关系到昆市建筑工人中开展工作。他到金碧路路南会馆，以路南籍工人为对象，通过交朋友，结拜把兄弟，开办工人识字班，帮助筹建工会俱乐部等形式，建立起“昆明市泥木石建筑工会第一分会”和“路南木工分会”等工会组织。将工人们团结组织起来，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经过教育和考验，发展13人加入“民青”、1人入党。他又到拉黄包车的曲靖同乡当中开展活动，帮助他们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打下基础。

党组织动员一部分同学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展工作。耿德铨在昆明组织了保山旅昆同学访乡团59人，于1949年7月，回到保山。他们在县城和部分农村举办歌咏队，小型阅览室，传阅进步书刊，召开文艺晚会，以各种形式联系群众，开展工作。7月中旬，中共滇西工委派工作组返回保山，与耿德铨等人取得联系，并吸收其入党。耿德铨进入私立远征中学任教，以学校为据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了党员和“民青”成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后来建立了中共保山特别支部，后来建成中共保山县工委。

段世杰与先修班学生马文栋等在昆明建立了富民旅省同学会，并担任常务理事。1949年7月上旬，他们率领一批会员回到富民县，经过与当局交涉，开办了初中补习班，高小补习班和识字班，吸收社会上失学的工人、农民、店员等入学，把革命宣传渗透到教学和文艺活动之中，配合富民中学师生在街头举办宣传栏，刊登时事述评、诗歌、漫画、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

马绍忠和杨荃奉组织之命回呈贡县开展工作。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梁家菁事件”（性质为反蒋武装起义）被国民党枪杀10余人，将人头挂在城门上，全县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他们和其他旅昆同学一起并没有被吓倒，以呈贡中学为落脚点，开展活动。其后又转移到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农会，开展“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斗争。

张绍虞与社会系张炳今在昆明组成元谋旅省同学会，他2人分任主席、副主席，7月下旬组成元谋人民服务团，有10余人回到元谋。时值反动政府围剿丁志平同志领导的武装起义。丁部撤出元谋后，伪县长血腥镇压丁部遗留人员和无辜群众60余人，形势十分险恶。服务团以旅省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团结一批中小学教师和社会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在开明士绅、县参议长张鉴良先生（张炳今的父亲）支持配合下，在一些社会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在县城举行文艺演出以后，又到县常备队举行军民联欢。通过秘密接触，在士兵中建立“士兵联合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军盟”（即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成员。同时，他们又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经滇北工委批准成立元谋县“民青”领导小组（当时该县尚不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由张炳今任组长、张绍虞任副组长。到11月底，县常备队1、3中队已为我控制，正副县参议长、“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和多数乡长、副乡长已被争取到反蒋统一战线中来。为接管元谋县准备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张绍虞出任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在水利、交通、通讯等工作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九·九整肃”期间，闵竺笙被派往滇北地区，任中华禄劝县工委委员，到边远山区一皎西开辟工作，任工作组组长。这里山高箐深，交通阻塞，为彝族聚居区，不通汉语，工作难度很大。她带领工作组6位同志，从参加劳动入手，接近群众，学习彝语，依靠当地小学教师和个别懂汉语的农民当翻译，逐步开展工作。为群众办好事，清算乡村积谷，用于救济贫苦农民，通过串连发动，逐步组织起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组织，反“三征”，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由此触动了当地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张克安在伪县长的支持下，纠集了400多人的地主武装，发誓要把共产党游击队吃掉。中共滇北地工委发现敌人这一动向，作出了撤回工作组，加强游击队的决定。负责传递这一重要指示的交通员在前往皎西的途中被敌人逮捕杀害，工作组未能得到上级指示，闵竺笙和另一成员罗星辉被捕，遭到敌人最残酷野蛮的暴行，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声中，壮烈牺牲。闵竺笙年仅22岁，禄劝县党政机关为她们修建烈士陵园，永志纪念。

八、留校师生继续坚持斗争

1949年“九．一三”解散云大前后，农学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先后离校，走上各条战线。但仍有部分学生留校坚持下来，加上1949年秋季招收的新生和山东农学院转学的一部分同学，仍有相当数量。地下党云大总支仍由董坤德继续分管农学院的工作，院内则由毕婉负责。11月新学年开学，学生系级代表会很快恢复起来，李乃钰当选为农学院代表。一些活动陆续开展起来，“民青”组织也在继续发展，团结教育广大学生和教职工，为迎接解放做准备。

1949年12月9 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起义。驻守云南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向昆明发起疯狂进攻，妄畚扼杀起义。根据中共昆明市委作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保卫昆明”的决定，全市工人、市民、学生和郊区农民坚决支持，配合起义部队，展开昆明保卫战。农学院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数同学参加后勤工作，负责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等。张佐达、吴斡洲、王健等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义勇自卫队”，开赴巫家坝机场前线，参与阻击敌人。孙必兴、胡秀荃、徐文奎等一些教师参加“义勇自卫队云大教职工小队”，约50人左右，由孙必兴任小队长，配发武器后，在北城门负责守卫北城门城墙一线。段世杰、李乃钰到大西门参加堵塞城门洞和修建防御工事。还有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参加农学院自身护院、护场等工作。王健被派往起义部队做政治工作，讲授政治课，以后又调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工作。保卫战结束后，还有部分同学被派往部队工作，其中禹仲琏到2野4兵团37师12团参加军事接管；杨丽华、陈芝洁二人到13军直属团，陈任连指导员。马毅帆、王镇沂、白绂青、张明远等人参加“边纵”2支队，经玉溪、峨山至墨江、普洱一带工作。李乃钰被分配到边防公安一团任文化教员，走遍思茅、车里、佛海、西双版纳边境各县，参加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土匪武装，徒步行军万余里，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和高山峡谷，参加大小数十次战斗，歼敌千余人。肃清残敌后，又积极帮助地方建立基层政权，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农学院成立到全国解放，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使当时的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昆明有着光荣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传统，农学院的许多师生和云南大学其他院系的师生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投身到历次运动中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农学院教师中有共产党员1人，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成员8人；学生中有共产党员14人，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员54人。他们当中经组织派遣先后有11人参加了“边纵”武装斗争，有14人参加了农村的地方工作。没有下乡的同志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农艺系1948级学生闵竺笙、俞寿婉先后在禄劝县和新平县被反动派杀害，光荣牺牲。她们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酷的迫害，却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表现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今天，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建设者，应该永远怀念这些革命的先烈，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建设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献身。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在祖国的大地上，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中央军委发布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招收对象为大学和高中的在校学生。云大学生热烈响应号召。全校报名要求参军的人数多达1183人。经过动员、报名、学习、审查，最后录取了约100人，据不完全统计，农学院学生经批准参加的有：李云翔、张涨英、马建祖、罗启顺、皇甫超群等人，他们都为部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马绍忠，云南省民委副厅级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