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熊庆来的情谊
作者:孙晓明时间:2013-09-10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1904年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与同学周恩来交往过密,时常促膝长谈,受周恩来影响颇深。1908年入保定直隶高等学校学习。1909年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庚子赔款”生,留学美国,就读伍斯特理工学院,1914年毕业于马萨诸赛州吴士脱工业学院,同年回国,执教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讲师、教授、教务长。后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工程系攻读硕士,1922年获该校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1931年任校长。由于梅贻琦校长专业上的较高造诣和在中国高等教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40年获美国吴士脱工业学院授予的名誉工科博士学位。

梅贻琦校长执掌清华大学期间,推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宗旨,广览英才,一时间全国名士、大师汇集清华园。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马赛大学、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在数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云南人熊庆来经叶企荪教授的推荐受聘于清华大学。1930年为清华大学代理理学院院长兼地理系主任。1931年又到法国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1932年完成《关于无穷极的整函数及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理科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同年被梅贻琦校长聘为数学系主任兼教授。

在梅贻琦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熊庆来教授凭其严谨的治学理念,渊博的知识,卓越的管理才能把清华大学数学系办得井井有条,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中国高校数学系中的佼佼者。熊庆来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因工作关系与梅贻琦校长交往频频,情谊甚笃。而且,梅贻琦校长也十分欣赏和倚重熊庆来教授。这为今后梅贻琦校长尽力帮助云南大学埋下伏笔。

1937年,国民党强化党化教育整顿学校,在云南大学清除共产党,遭到学生的强烈抵触。加之,物价上涨,教师的薪金又低,教师不安心工作,致使教学质量下降,从而引起学生的极为不满。同年四月,云南大学学生发动了驱逐校长何瑶的运动。何瑶被迫辞职,云南大学校长职位空缺。云南省省长龙云深知办大学的重要性,云南自从创办大学以来,云大的毕业学生在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同时,龙云亦知“大学是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地方”,“本省只有云大这么一所大学”,“要把它办好,首先得有一位好校长”。而且,当任云南大学的校长必须是自己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此人又须德才兼备,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影响,又懂得办大学的人。这样,出身云南,留学法国,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誉,兼有多年在清华担任数学系主任,又愿“敬恭桑梓”的熊庆来教授便成为云南大学校长的不二人选。加之,建设厅长张邦翰先生和龙云夫人顾映秋女士都极力推荐熊庆来教授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顾映秋女士在北平读书期间,就对熊庆来教授的人品和学识钦佩不已)。熊庆来教授具备的条件与省长龙云遴选云南大学校长的条件相符。而且,何瑶主政云南大学期间,曾请熊庆来教授帮忙解决云大的教学事宜,熊庆来教授皆欣然从命,一一努力照办。

于是龙云决心聘熊庆来教授为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教授在接受云南大学的职务之前向龙云提出了办好云南大学的条件:“云南大学必由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云南大学教员的工资水平须提高到国立大学职员的工资水平;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预;校长有招聘、解聘教员之权;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龙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熊庆来教授提出的这些条件。熊庆来教授接受了省长龙云的聘请,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从此,云南大学翻开快速发展的新篇章。

熊庆来教授放弃清华大学优厚待遇和良好的教学、研究环境,回云南就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消息传出,清华大学同僚们无不感到惊奇和不解,认为“熊先生春风得意,何以下乡教学”。熊庆来校长却深知:“云南落后没有一所完善的高等学校,云南要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我是云南人,从事大学教育敬恭桑梓,惟办学一途,回去办学筚路蓝缕,势必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但能培养出成百成千的后起之秀,不胜过我个人的成就吗?”当年清华大学与云南大学相比,不谛为天壤之别,但并未丝毫动摇熊庆来校长报效故乡的信念,足见其拳拳的报恩之心。

梅贻琦校长对熊庆来教授的离去,虽深为惋惜,但这位海洋般胸襟,独具慧眼、洞悉世事,远见卓识的教育大家认识到,这才是熊庆来教授要走的路,到云南大学做校长,才能充分体现熊庆来教授的聪明才智、抱负,有了熊庆来这样的校长,边疆的云南大学才有希望。他坚信熊庆来校长领导下的云南大学迈入中国名校行列,不过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熊庆来受聘云南大学校长之日,正是云南大学面临重要转折发展的关键时刻。因此,下车伊始,就对学校的改进提出五项原则:1、慎选师资,提高学校的地位;2、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3、整顿校纪;4、充实设备;5、培养研究风气。同时,他还认为“大学教育为国家社会建设基础,内容充实、切合需要,则所造就之人才必愈健全适用”。故根据云南资源丰富和疾病流行、缺医少药的特点,对学校的院、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扩充,正式成立了工学院、理学院、医学院,为云南大学迈入全国综合性名校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国时期,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发,其余来自社会组织、基金会、个人资助和国际组织援助。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家饱受战火的摧残,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国家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抗击外敌的入侵。在经济异常拮据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足额拨发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使原本不足的各校经费更是雪上加霜。寻找途径,筹集办学所需经费,便成为各高校校长的一项重要职能。熊庆来校长亦不例外,尽管云南省政府如约拨款,但仍满足不了云南大学发展之需。囿于资金所限,云南大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为此,云南大学多次向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请款,希望得到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帮助,解决云南大学工学院、医学院购买图书、仪器、教学设备资金所缺。当时,因日寇入侵,中国内地大学皆准备向后方转移,需款多且急,纷纷向各基金会申请援助。而各基金会补助各大学之款项,均依靠利息所得,一时僧多粥少。名不见经传、地处边鄙的云南大学自然未被中法文化基金董事会纳入补助之列。虽多次申请,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答复是:“以医院之充实,以及理、工学院之充实,有亟待添购之图书嘱为补助,等因,查本会款项不敷分配,目前实无款可拨,深以为歉,只有俟将来可以设法之时,再行予以考虑。”在多次请款无果的情况下,熊庆来校长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熟悉(梅贻琦校长是庚款委员会委员),于是致信梅校长,请他从中斡旋,说服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帮助云南大学。接到好友熊庆来校长的来信,睿智、一言九鼎的梅贻琦校长并未直接面陈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而是以清华大学的名义致函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敝校前承贵会允以中法庚款按年拨付补助费九千元,合设讲座,促进自然科学,至深感幸,惟查本年度因时局关系,恐不克由法约专家来校讲学,殊深憾歉。兹有敝校前数学系主任兼教授熊庆来先生,现任国立云南大学校长。对于该校锐意整顿,前途极有希望,所憾经费过少,发展困难,兹为挹注起见,拟请贵会允将本年度上项补助费暂时改拨该校,作为科学研究设备费。是贵会之拨付无殊,而于云南大学则裨益匪浅也”。梅贻琦校长此信,一是,说明了云南大学极需资金帮助的近况;二是,清华大学在资金匮乏的情况尚且如此,难道你中法文化教育资金董事会还坐视不顾吗?与此同时,梅贻琦长将此情况通报了熊庆来校长,请熊校长致函中法文化基金董事会,促成基金会资助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接到梅贻琦校长的来信后,即去函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信中道:“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京沪各地大学相继惨遭破坏,目下国家高等教育之扶持,胥赖于后方各地大学之整顿,本校有见及此,故目前学期起,于万难之中积极扩充、整顿,以应时势之需要。惟以经费拮据,整顿计划难以施展。查贵会前允许国立清华大学以中法庚款,按年拨助九千元,合设科学讲座,以促进自然科学之发展,商得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先生之同意(本年度因时局关系),清华方面不克由法约请专家来校讲学,拟请贵会允将本年度上项补助费,暂时致拨本校(作科学设备费)。如此挹注,于贵会之拨付无殊,而于本校则裨益匪浅,后方教育实深利赖”。在梅贻琦校长和熊庆来校长的共同努力下,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同意了此事。

为了支持熊庆来的工作和云南大学的发展,梅贻琦校长同意熊庆来校长借聘清华大学著名的数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先生到云南大学讲学,并且还把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赵教授的四千元科学研究经费移送给云南大学。另外,梅贻琦校长还送给熊庆来校长国币四千元,用于云南大学购买图书、仪器。梅贻琦校长此举,对于急需经费的云南大学来说(虽数额不大)不失为久旱之甘霖。

当时清华大学面临南迁,开支繁多,资金极为紧张,为了支持云南大学的发展,梅贻琦校长不顾自己的困难,向云南大学伸出了援助之手。梅贻琦校长的这些举动,深深感动了中法文化基金董事会,于是同意资助云南大学。如果梅贻琦校长不这样做,云南大学是很难得到中法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的。

1938年9月,云南大学向中法文化基金董事会提出补助理学院设备费十五万元法郎,理化系设备费十万元法郎的请款申请,立即得到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批准。

1939年,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将资助云南大学列入预算,并给“云南大学医学院资金二千四百元,作为向法国购置图书及仪器之用”。

1940年,云南大学请求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国币二万元,作为医学院购置设备之用,亦很快获得批准。

此后,中法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一如既往的资助云南大学,使云南大学因经费而困扰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基金会还设立留学奖学金,鼓励、帮助出类拔萃的云南大学学生到法国留学、深造。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向后方转移,在长沙组成西南临时联合大学。因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国民政府中担有职务,故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实际上是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负责(梅贻琦校长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常委)。由于日军进逼湖南,联大向西南地区转移。此间,梅校长致信熊校长,请他做云南省政府的工作,给予联大关照。熊庆来不负使命,很好地完成了朋友梅贻琦的托付。西南联合大学又迁到云南正式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云南大学由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时,梅贻琦校长还担任了云大改组委员会的委员。抗战时期作为后方的云南,内地学校和部分工厂及人员纷纷来到云南。很多学生为了不使学业中辍便转到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就读,使本来教室和宿舍就紧张的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更不堪重负。但为了使到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能顺利尽早的复课,熊庆来校长把云大的部分土地、校舍挤出来借给西南联合大学,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西南联合大学每年招收新生和举办重要会议时,因教室和办公室紧张,梅贻琦校长都请熊庆来校长帮助解决,熊庆来校长一一允准。

西南联合大学到云南后,梅贻琦同意联大教授到云南大学兼课。一是,可以补贴教师薪水过低造成的生活困难;二是,能提高云南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而扩大云南大学的影响。许多学识渊博的著名教授都曾到云南大学授课,如冯友兰、金岳霖、钱穆、华罗庚等等。这些到云南大学授课的联大教授,课酬有时是很低的。这从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徐嘉瑞给熊庆来要求增加联大教授报酬的报告中得以佐证:“文史系上学期聘请联大教授兼任功课,待遇甚微。上学期曾致送八万元,下学期等于完全义务,较之其他兼任教授待遇相悬,现在联大复校在即,各教授在文史系兼课者不肯草率了事,并拟每周增加上课时间,实为感佩”。

云南大学在创办航空系时,也得到了梅贻琦校长的大力支持,清华大学航空系给了云南大学航空系一批必备的教学设备、仪器和书籍,如:试验用风洞、飞机风速仪、试验用机翼模型等等,使云南大学航空系能顺利发展。

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时,将其在云南的部分房产,校舍(约50多间)和大批物资无偿的送给了云南大学,解决了云南大学发展所遇到的困难。

正如梅贻琦校长所预见的那样,云南大学在熊庆来校长励精图治的正确领导和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不懈努力及中央、地方政府、海内外团体、基金组织、清华大学等的支持帮助下,即便在外敌入侵、国家存亡,战火连绵、资金极其匮乏的恶劣环境中仍脱颖而出。从1937年的二个学院七个系,师生几百人发展到1948年的五个学院十八个系、三个研究室、三个专修科、拥有农场、林场、附属医院、天文台、实习工厂、疗养院等学科门类齐全,设备、图书较完备,知名正、副教授百位以上,在校学生1500余人的国内知名综合性国立大学。1946年英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云南大学列入中国知名的十五所大学之一。而且云南大学还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国内五所大学之一。

梅贻琦校长与熊庆来校长两位教育大家在国家板荡建立的诚挚而深厚友谊,比为后人追慕和传颂。

梅贻琦校长为云南大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云南大学将永志不忘。


参考资料:

1、 云南大学民国档案。

2、《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云南大学志·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人物传(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