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经济学院陈学信老师几次到位于昆明以北的厂口乡，寻找20世纪40年代初葬在那里的外祖父于耀庭的坟墓。于耀庭曾任云大在厂口办的东大矿山实习场经理，在那里生活了十余年，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一位在厂口街上泡茶馆的老者听陈老师说明来由后，放下茶碗，带着陈老师在一个叫“打拱山”的地方找到了于耀庭的坟墓，并给他讲了当地流传的有关东大矿场的故事。

私立东陆大学（即云大前身）1922年12月成立后，为增加办学经费，成立东大公司，负责学校经营活动。当年在厂口发现有铅锌矿，与之相邻的散旦发现钴矿。这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纷纷投资开矿，云大也在散旦投资经营一家钴矿场。该矿场初始红火了一阵，旋因蕴藏矿石少，含量低，效益渐次低下，最终停办。而耀庭个人出资在厂口堡猓妥猡（现为陡普鲁）村的附近建打拱山的铅锌矿场，则挖出大量矿石。

于耀庭出身在一个官宦世家，在他未成年时，父亲便过世，后由在东川铜矿任职的兄长供养。于耀庭耳闻目睹矿山生产技术，对矿山开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云南法政学堂毕业后，本可以由兄长在东川铜矿为他安排一份舒适的工作，但他希望自己单独经营一家矿场。兄长理解他的志向，帮助他选定了厂口打拱山铅锌矿场。因投资成本有限，于耀庭无力购置昂贵的开采机械设备，只是雇了几个工人进行人工开采，挖出来的矿石堆积在矿坑附近。因无路运下山，矿石越堆越多，时而遭到偷盗，这可急坏了于耀庭。他打算找人合伙开发，以解决资金问题。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时任东陆大学校长的董泽。董校长闻于耀庭的志向和厂口矿场情况后，大喜，认为这不仅可利用闲置的钴矿场设备，而且发现于耀庭是一个精通矿山开采技术的人才。他劝于耀庭放弃在厂口的矿场经营权，由东大公司收购于耀庭的矿场及开采出来的矿石，聘于耀庭为东大公司矿场的经理，继续管理厂口矿场一切事务。于耀庭允然赞同。于是“东大矿山实习场”（以下简称东大矿场）挂牌成立。

东陆大学收购了于耀庭的矿场后，董泽等学校负责人也是雄心勃勃，为便于矿场发展及供矿冶系学生实习之用，东大公司出资购买了矿场周边的山林194000亩又36方丈。并在于耀庭已开掘的平坑基础上，又新开掘两道吊井，添置了开采机械设备，形成用人工辅以简易机械的开采能力。东大矿场发展到省立云大（即1932—1937年）时期，有经理一人，工人21人。

随着东大的资金大量投入，矿石也源源不断从矿井运出。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提高矿石品位，1929年于耀庭在打拱山建起了一座简易的冶炼房。由于打拱山严重缺水，无法保障冶炼炉的用水量，不久将冶炼炉等设备拆卸下来运至靠近金沙江的散旦。在一条流往金沙江的小溪的河道附近重建冶炼房，冶炼房附近的破庙成为工人栖身的地方。冶炼炉的火力是靠鼓风机吹风，风力大小决定着冶炼炉的火力大小，也就决定着冶炼时间和炼出来的粗铅质量，因此鼓风机是冶炼炉的重要配套设备，在打拱山是用人工手拉风机，风力小。搬到散旦后，工人利用河水落差发电带动鼓风机，这不仅减轻了工人体力消耗，而且减少了成本，增加了粗铅数量。在散旦是矿场最为红火的时期。矿场的掘井洞深度超过120米，已采掘出的矿石已达百万公斤，其中一部分矿石冶炼成粗铅。

矿场为学校筹措到一笔可观的经费，也为矿冶系师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矿场学习开采和冶炼技术。

虽然在厂口多处发现了铅锌矿及伴生银矿，但每处蕴藏量都极为有限，有的仅开采一、二年就再也挖不出一块矿石，云大还算幸运，开采十余年。到1939年挖出的矿石越来越少，矿场处于半停产状态。散旦的冶炼房也因此停产，矿场生产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1940年学校下达停止开矿和撤销冶炼房的通知。对矿山开采情有独钟的于耀庭同意撤除冶炼房，但一再请求继续开采矿石。学校作出让步，同意继续开矿，但要于耀庭先用自己的薪俸作矿山工人的工饷，待开采出来的矿石出售后再返还所垫付的薪俸，若挖出矿石不足开支工人的工饷，则由于耀庭自己承担。于耀庭答应了学校提出的苛刻条件，咬着牙带着几个工人继续在打拱山采矿。虽然也挖出一些矿石，但数量很少，卖出的矿石往往不够支付工人的工饷，致使于耀庭收入拮据，无法支付女儿在昆明读书的费用而被迫辍学。于耀庭的妻子患病无钱医治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子女。祸不单行，1942年他与工人赶着马帮托运矿石进城销售，走到一个叫桃村的地方，遇土匪埋伏，不仅抢走骡马，还打伤了于耀庭。被打伤的于耀庭两手空空返回厂口打拱山，因伤势恶化，当年年底去世。于耀庭去世后，学校遣散了所有的矿工，矿场完全歇业，学校所购的山林呈自生自灭之势，一些山林被当地农民占有。

1939年学校创立农学院森林系，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有很强的师资力量，张福延、秦仁昌、郑万钧等国内知名林学专家先后到校任教。1942年，云大农学院院长张福延为使森林学的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务实精神，以期学以致用。经学校批准，将荒芜多年的厂口矿场改设为林场，供森林系“学生实习研究之用”，派农业技术员张鸿清率五名工人管理林场。因有几年矿场无人管理，大量山林流失，建林场时，云大实际控制的山林仅有三千余亩。为便于师生在林场学习生活，学校拨经费平整场地，开辟道路，开垦荒地，实施造林育种。因新垦荒地土质贫瘠，不能全部用于育苗，兼之树种稀少，不敷栽种，林场工人在部分垦地间作玉蜀黍、油菜、花生、大豆等粮油作物，藉资利用。但因“地力所限，生长发育极为不良，年收入仅半开（当时云南使用的货币）数十元，尚不足一个月工饷。”林场开办时，适值学校经费支绌，未领到开办费及办公费，无力改变生产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农民称厂口林场是“东陆大学东大公司开办时霸占我们的财产，”要求退还。就此学校组织人员进行调查。1951年3月13日负责调查的校产科将调查结果写成“厂口林场情况说明”报告。文中写道：“林场附近各村人民向地方农协会控告学校系估买，可见该项山地，似为前学校东大公司出价购买，并非无偿霸占。”希望当地农民尊重事实，请求农协会和县政府履行保护校产责任。但当地少数农民不顾及国家政策规定，采取盗伐林场树木等手段，威逼学校交出林场。开始还是趁夜偷砍，后来发展白天公开盗伐，且盗伐的数量越来越大。一次，林场职工抓到一个叫李成的当地农民雇工盗伐成材沙松三百余株。但李成不听林场工人劝告，还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是穷人翻身的时候，此树非砍不可。”学校获悉这一事态后，于1952年1月26日致函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函中写道：“有人随便砍伐，我校看守工人无法制止。自解放迄今，被砍树林颇多，若再不采取有效办法制止，殊与你局护林育林的政策不合。”要求严惩盗伐者，对于云大反映的情况，林业局曾责成当地政府严办盗伐者。公文发到当地的政府，便没有了下文。云大见当地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于1952年2月7日，再次致昆明县政府，函中写道：“查该地农民李成等一再盗砍林木，前经函达，并接你县抄致昆建字第1286号，通知第2区政府查明严办，但如何处理，并未见具复，兹对据报李成岁雇工砍伐森林，并依照规定申请核准，且锯成木柴，有意违反护林政策及中央政务院节约木材的指示。”上级要求追查砍伐林木者，但当地农会则以“李成系属贫农，不愿意查处。”林业局严肃指出：“即便贫农，亦不能任意盗伐，破坏森林。”林业局已经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但当地农会，不惩办盗伐者，还对云大林场职工采取打击报复，致使一个职工上吊自杀。学校见事态难以控制，担心再生它事，向主管机关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递交放弃厂口校产的报告。1951年8月20日，西南文教部批复准予。随及学校多次发函催促昆明县政府接收厂口校产。1952年3月10日昆明农协会派工作人员到校商议接收事宜。交接手续还未完成，当地农会已借土改机会将林场的林木，土地甚至是果苗，洋芋分配给农民。由于当地农会在交接中不断制造麻烦，交接手续到1953年9月结束，根据现保留的“云南大学农学院厂口林场移交房产器物清册”反映，云大向当地农会移交的有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厨房16间，种有云南松的人工林地600亩及大片原始森林，此外还有农具，果树苗等共几十项。

云大虽然于1953年结束了在厂口的校产，但当地人记住了云大在厂口办过矿场和林场的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有个发了财的当地人又想起东大矿场，他将封存几十年的矿坑打开，组织人重新开采，想在云大矿场再淘金，投入了几十万元，只挖出几百公斤铅锌矿，几十万元成了水漂，就草草收场。

2010年5月25日，笔者与于耀庭的女儿于世芳，外孙陈学信等到东大矿场遗址，站在打拱山的山梁上，往下眺望，山下是一片翠绿树林，说不一定它曾是云大林场的。我们站的左侧是一座立有“东大公司矿场经理于耀庭”的墓碑，格外显眼。于耀庭葬于云大矿场冶炼房附近，现在坟墓周围还能找到当年冶炼留下的矿石。因此于耀庭的坟墓成为云大矿场留下的标识物，它见证了东大矿山实习场的变迁与云大人所付出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