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盟云南省委员、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数学家、天文学家、云南大学教授王士魁先生已经去世近30年了，但他在1949年夕的一段经历使人记忆犹新，对其机智勇敢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的大无畏精神赞不绝口。

这事发生在1949年的9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打落叶之势，解放了江南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府仓皇退守西南，妄图以云南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而中国共产党云南党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却空前高涨，风起云涌，云大成为民主运动的“堡垒”。蒋介石为扼杀民主运动，消灭云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接连电召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到重庆，胁迫卢汉执行其“围剿”云南人民武装，消灭云南地下党的反共计划。国民党中央保密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坐镇昆明进行镇压。9月9日晚解散了云南省参议会，封闭全部地方和民营报馆，关闭大中学校，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制造了“九九”整肃事件。

9月13日上午10时，卢汉打电话给云大，指名要代行校长职务的教务长王士魁和文学院院长方国瑜到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称“有要事相告”。王、方二人急忙赶到五华山。卢汉面告王、方：“中央政府已决定解散云大，宪兵部队将在下午6时进驻云大。”并婉以相告：“让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赶快离开”。

王、方深感事关重大、情况紧迫，立刻返校，打算尽快通报全校师生。由于他们不认识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怎么把消息付出去？王想到用张贴布告的形式来通报情况，这个主意却遭到学校训导处主任的反对，王坚持这样做，亲笔写了一张布告。布告落款是教务处，内容和以往不同，上面写到“今天下午6点宪兵进驻云大，有共产党嫌疑者迅速离校。”中午12点王将这张布告贴在来往行人多、最显眼的校北后门城墙上。布告一贴出，学校顿时骚乱起来，学生停课、许多科室停止办公、共产党员、进步师生纷纷转移，连一张纸也没留下。

与时同时，王士魁布置总务处抓紧给教职工提前发工作。为防止宪兵进鹇后再度出现捣毁学校主楼——会泽院的情况发生，他召集教师在下午6进到会泽院会客室集合，共同抵制宪兵对学校的破坏。

下午6时，国民党宪兵乘坐两辆军用卡车进驻学校后，由隐藏在学校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带路，拿着事先拟好的逮捕名单四处抓人。但宪兵扑了空，要逮捕的共产党员、进步师生早已离开云大。第二天早晨，驻校宪兵发现了城墙上的布告，带队的宪兵团长王栩看后气得直跺脚，问：“墙上的布告是谁出的？这是私通共产党要严加追究！”王栩把：“布告”撕下送到五华山，请示卢汉处理。王士魁为什么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来贴出出这样一张奇特的布告呢？

1937年他应熊庆来之邀，由法国回国到云大任教。时值战火连天的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国家的贫穷落后，泱泱大国却被视为“东亚病夫”，使王士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他的“科学救国”梦成了泡影。他慢慢从同情转到倾向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和其他教授上书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增加老师工资，增拨教育经费，改善师生生活条件。

1948年昆明暴发“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2000多名军警包围军了云大，攻打踞守在会泽院楼上的爱国学生，逮捕学生达800余人，王士魁不仅与方国瑜等5名教授挺身，代表全校教职工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请愿，严厉斥责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的暴行，且亲自出面具保被捕学生。

  1949年8月，熊庆来奉命赴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在校主持学校工作、代行校长职务的王士魁，面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关键时刻敢于不畏强暴公开贴这张叫在校共产党员、进步师生，躲避国民党宪兵大逮捕的奇特“布告”，保护了云大的共产党组织及进步师生。他是一位对云南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民主人士，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