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祥(1923.12～2009.8),浙江镇海人。镇海地处沿海，他的祖父与当地许多人一样，靠出海谋生，其父长大后继承祖业，在各商船公司打工，奔波于各码头之间，后到汉口一家由日商开办的轮船公司任职，有了较稳定的收入。在徐德祥2岁时举家迁往汉口。1930年，父母送他进入汉口私立绍兴小学，因体弱多病，入学不到一年就休学了。病愈后转入教会在当地办的私立学校圣保罗小学继续求学。同徐德祥一起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还有他的姐姐、哥哥，因姊妹多，经济拮据，徐德祥在校的生活比同班同学寒碜，别的同学常有零花钱，而他父母给他的早点钱只能喝碗稀粥。生活虽然艰苦，但父母对他在学习成绩上要求高，每科考试成绩或平时作业未得甲等就要遭到训斥。1937年7月，他小学毕业时逢“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父亲因所在公司倒闭而失业，经济没有别的来源，家庭顿时陷入困境。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业，父母四处借钱送他进了一所收费低廉的中学——武昌博文中学读书。1938年3月该校内迁到西南各省，学校要求一起转移的学生家长缴纳生活费用。因他家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因此，仅在中学读了一学期，徐德祥就失学了。失学后他帮助父亲做小买卖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38年夏，日寇飞机轰炸汉口，武汉市民人心惶惶。就在这年他的姐姐参加政府统一招生考试，被贵阳医学院录取。父母担心他姐姐一人外出求学的安全，又考虑失学在家的徐德祥的学业问题，就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让他姐姐带着他到贵阳，既可以姐弟相互照顾，又可以在贵阳找个学校读书。姐弟两个在去贵阳途中，获知武汉沦陷，自此与父母中断联系。他随姐姐开始了漫长艰苦的流亡生活，在川、黔、滇的道路上奔波。从此一家八口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团聚过。
徐德祥到贵阳后，姐弟俩就四处打听接收流亡学生的学校。当时从战区流亡到贵阳的学生很多，国民政府为了安顿流亡学生而出台政策规定，凭战区学校证明材料便可以在贵阳登记，由教育部门安排学校寄读，政府保障每个寄读生的最低生活。徐德祥凭随身携带的中学成绩单进入贵阳省立高级中学读高一，由于只有初一基础，跟不上进度，又考入贵阳私立西南中学上初二年级。这年下半年，姐弟俩从家中带来的盘缠所剩无几，生活极度困难，即便每天只吃辣椒蘸盐下饭，也是有上顿无下顿。他听说贵州省铜仁县国立第三中学正在招生，考入国立中学的学生可以享受公费贷学金，这是许多贫困学生向往的学校。徐德祥为减少学费开支，减轻姐姐的负担，争取到铜仁县求学。报考铜仁第三中学的学生多，竞争激烈，他没有被录取，又不愿意再回贵阳，便转入铜仁私立明德初级中学，靠帮人做工赚钱交学费，吃别人剩下的残汤剩饭填饱肚子。艰难生活使他更加用功读书，补上因转学耽误的课程，还对数理化产生浓厚兴趣。1940年8月在明德中学初中毕业后，本想进铜仁县国立三中，恰遇这年该校不招生，便考入湖南沅陵县雅礼中学。这是所教会学校，收费相对低廉，但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实行封闭式教育。
徐德祥在雅礼中学读书期间，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一切开销只有依靠姐姐。当时物资匮乏，市场上的物价天天上涨。学校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规定学费以当日的米价折算。他姐姐寄给他的钱用于吃饭已所剩无几，每学期的学费只好申请缓缴，自己穿的衣服、鞋袜破烂，无法添置。1941年，湖南的冬天比往年寒冷，学校教导主任看见穿着单薄冻得直打哆嗦的徐德祥很是同情，马上拿出40元钱让他添置衣服。教导主任平常对学生管教很严，经常斥责学生，学生都怕他。当徐德祥拿到40元钱时不知所措，他谢过教导主任后，上街花了十多元买了一套绒衣绒裤，把剩下的钱全退还教导主任。
1942年2月，铜仁国立第三中学到沅陵县招考插班生。已在雅礼中学读高二上学期的徐德祥为获得公费贷学金，报考插班生考试并被录取，到铜仁国立第三中学读高二下学期。1943年7月，他在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教育部规定，云、贵、川三省这年度高中毕业生需全部集中到各省省会参加毕业和升学的联合考试。他和同班同学风尘仆仆赶到贵阳参加考试。高考录取揭晓，他被分在贵州大学土木系。因与填报志愿不符，他不安心在贵州大学学习，就与已在昆明安家的姐姐联系，要求到昆明重新再考大学。1944年3月他抵达昆明，住在姐姐家，这年9月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在云南大学他靠自己从事家教及做零工赚钱维持生活，又有姐姐一家关照，使他生活较为安宁，不再为吃穿发愁，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
他到昆明后，从贵州铜仁三中来昆明读书的同学经常邀约他到西南联合大学听民主人士吴晗、闻一多等人作的时事形势报告。他最喜欢听闻一多的演讲，认为闻先生演讲气势澎湃，敢怒敢言，尤其在“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仗义执言替学生伸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高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激励他后来参加民主运动。在“一二·一”运动中，他参加话剧组的工作，用话剧形式鞭挞国民党的残暴统治。
1948年，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昆明“七一五”反美扶日的爱国民主运动，徐德祥和云南大学同学一起参加了6月17日昆明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示威大游行。因有不少同学被逮捕，他响应学联号召罢课，开展抗议宣传，包围警察三分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7月15日，反动军警攻打坚守会泽院的学生，并搜查住在学生宿舍的学生。住在东宿舍的徐德祥被军警抓走，先带到了警察三分局，后又被汽车载到小西门，关在城楼上。当晚，反动军警将他双手反背，用细麻绳扎起他的两个大拇指，并罚他坐在地下过夜。第二天，又将他和其他同学一起抓去受刑。被关的第三天，航空系主任王绍曾出面将他保释出来。通过这件事，使他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此后不久，他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教学生涯。
1949年7月，他经地下党员席淑芳介绍参加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读书小组，在读书小组他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曾派部队攻打昆明。为了帮助起义部队守城，他参加由中共昆明地下党领导的义勇自卫队。根据组织分配，与其他参加义勇自卫队的教师持枪在学校周边街道站岗，执行警戒任务。1950年1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被组织指派参与云南大学讲助会、五联会工作。1950年7月，转为青年团员。徐德祥到昆明后从最初接触民主思想，出于正义感参加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党组织分配的任务，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飞跃。1956年6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于当年被批准为中共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教育部集中一批从各高校抽调的思想进步、年轻有为的教师到指定大学办研究班，由苏联专家讲授新学科、新技术。1950年9月，学校根据上级分配的指标，抽调徐德祥与另外两名青年教师到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在三年的学习中，他刻苦好学，攻克了语言关及专业基础薄弱的不利因素。1953年8月，其以优异的成绩回到云南大学。回校后，他向学校师生介绍苏联的化学学科现状及教学管理制度，结合云南大学化学系实际提出改进意见。与他人合译的哈钦斯金著《有机化学》,195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向师生交上的一份外出进修的最好答卷。1958年，苏联著名植物化学家邱姆巴洛夫受聘到云南大学化学系讲学，其讲课内容是对植物鞣质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对植物原料的利用及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植物鞣质化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新问题而提出的。徐德祥受命担任邱姆巴洛夫的课堂教学翻译的同时，认真学习了这门新的学科。通过听课，他认识到深入了解并合理利用多种植物有着重要意义。当了解到邱姆巴洛夫所用到的讲稿还未在苏联正式出版，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将其翻译成中文，以《植物鞣质化学基础》为书名，于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德高望重的化学家赵雁来认为：“该书文字通顺易懂，没有那种令人费解的直译。说明徐德祥同志的俄文和在鞣质化学所涉及的整个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是广泛的。”
化学系较云南大学其他系成立稍晚，教学力量相对薄弱，截至1955年，化学系仅有教授2人，副教授1人，讲师9人，其他均为助教。化学系的教师队伍中，讲师承担着承上启下的责任，任务艰巨。徐德祥1953年被聘为讲师，又是当时高校教师中为数较少的中共党员，学校对他寄予厚望，1954年任命他为化学系教学秘书，1960年8月又提升为副系主任。他在任教学秘书期间，具体负责新建成的化学馆内部的各个实验室的设备安装工作。任副系主任后，协助系主任筹建各专业、各专门组为提升化学系的教学质量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文革”中被视为“走资派”遭批斗。1971年，靠边站的徐德祥被指定负责研制多晶硅，当时化学系不具备生产性实验条件，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着研制组的同志，骑着自行车四处联系相关单位，采购材料，定购设备，自己绘图，经常和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做出了多晶硅棒。
作为系主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徐德祥注重身教重于言教，把认真教学作为立足之本。他继承了化学系创办人、化学家赵雁来教授的教学风格，并摸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讲课中，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突出重点、注重细节、表达得当、板书工整，深奥的原理被其讲得浅显易懂，枯燥乏味的课程被其讲得生动活泼。学生听他的课是一种美的享受。有机化学是化学系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系上一直安排他讲授这门课。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了十年的人才一下涌进高校。这些学生不仅年龄相差大，而且知识结构差距大，不少老三届的高中生既有扎实的理论，又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教师给这些学生上课压力大。系上集中了最好的教师来承担77级、78级的基础课，徐德祥就是其中之一，他负责讲授有机化学。在讲课中他根据这些同学的实际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基础差的学生很快地补上来，基础好的学生能够再上一层楼，各有所得。为了便于学生记录，上课前事先用一个小黑板写上这堂课要用到的重要数据、方程式等；他还别具心裁地与他的助教制作了有机合成制备联络图，强化学生对有机化学整体的记忆。77级、78级同学受他的影响特别深，对有机化学特别喜欢，有不少同学考上有机化学的研究生，或者在国内外重要科研院所从事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他不仅擅长讲课，还重视对教材的研究，认为讲稿是对原来教材的再创作的过程，他的讲稿写得非常详细，但不照本宣科。“文革”结束后，针对教育部向全国各高校化学系推荐使用的有机化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多年从事有机化学教学的经验。1988年编写了《有机化学》一、二册，目的是尝试在讲义中每章着重介绍有机化合物的各类反应，有利于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各类重要反应的历程分散在有关章节讨论，对重要的历程的类型作些必要的重复以便有利于熟练掌握。还将常见的专业名词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附上英文词汇，以作为专业英语课程中词汇的补充。他在教学中尊重学生。有的学生对有些问题总是不能理解，他就耐心辅导，一遍不行，再讲一遍，直到让学生把问题搞清楚。1982年起他主要从事研究生教学，在指导研究生时，不仅教他们做学问，还教他们做人。
为了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实施老教师指导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工程。现已退休的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陶广书对徐德祥当年指导他提高业务能力记忆犹新。1962年，徐德祥在指导毕业留校的陶广书中不仅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更注重在教学实践中帮助陶广书提高业务能力。1963年，徐德祥给生物系讲授有机化学，陶广书做他的助教，负责学生实验课。有机化学实验对培养生物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十分重要，但一直没有一本教学讲义，徐德祥根据自己多年给生物系讲授有机化学的经验，感到编写一本适应生物系学生的《有机化学实验》很有必要，他的想法得到了学校支持。徐德祥动手编写这本讲义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了培养陶广书，他要求陶广书与他共同来完成。由他作指导，陶广书执笔写讲义。从未编写过讲义的陶广书对完成这项任务心存畏惧，徐德祥不仅热情地鼓励而且还为他草拟了编写计划、讲义的框架结构，介绍如何查找资料等。初稿完成后，他不仅细心地帮他修改文字，而且还和他一起对实验的操作方法步骤逐一验证。由于结合生物系专业特点，这本讲义很受学生欢迎，生物系连续几年使用这本讲义。
徐德祥注重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云南省农科院对他研制的农药P323进行药效实验后，在《1975年治螟新药药效实验总结》一文中指出“该药药效优异”。20世纪80年代初，二氯菊酯是我国当时发展的一类重要的高效低毒杀虫剂，不但可以在农业上应用，也用于环境卫生方面。国内许多单位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多数是模仿国外专利成果。徐德祥与他人合作，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条新的合成路线，所用的原料和试剂都是容易得到的工业产品，在实验条件上没有特殊要求，便于在生产中采用，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根据他的研究成果，1980年，他主持完成的Dγ—菊酸新合成路线的研究课题发表在《科学通报》第19期。1984年，主持完成了一步法合成β、β—二甲基羧酸酯课题。这个项目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作些大胆的改革，将原来两步完成的合成方法用一步就可以完成，节约操作步骤，提高了反应效率。该课题得到有关专家的肯定，据此所撰写的论文1985年收入全国首届有机合成学术报告会论文集。在他的一生中，先后合成了25种有机化合物，并测定了它们的理论数据。
徐德祥进入大学后迷上了网球运动，退休后成为云南大学老年网球队队长，热心为大家服务。当时云南大学网球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两块简易的沙地网球场，每天打网球前都要临时先画线拉网，有时球场积水，还要想办法排水。徐德祥每次先到场后与球场的管理人员一起画线、拉网、凿洞排水。在他的带领下，队伍一度壮大到五十多人。20世纪80年代，云南大学网球队曾是云南省高校的骨干球队之一。在一次全市争夺冠亚军决赛中，他与历史系离休教授方德昭配对，对手是昆明市中学联队。比赛采用六局决胜制，在先输五局的不利情况下，他俩分析对方实力，调整战术，最终连胜六局，以6:5获胜，捧得冠军奖杯，一时传为美谈。
3. 吴道源主编：《云南大学志·科研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