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富恒(1911.7-2001.6),字赋恒，生于河北省滦县一个教育世家。其祖父吴会隆是清末副贡，父亲吴凤苞是廪生秀才。他们家无田产，均以教书为生，一生过着清贫自守的生活。他们为人耿直，不慕功名，饱读经书，治学有道，深得人们敬重。祖父和父亲对年幼的吴富恒有很深的影响，并为他的一生树立了端端正正做人的风范。
1929年，他得到一位当教师的叔父的资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31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英国语文系。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担任英文教员。不久，他参加“中国正字学会”。该会于1933年由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瑞恰慈教授(Pro.I. A. Richards)与清华大学英籍教授翟孟生(Dro.R.D.Jameson)合作，在北平创立，参加的人有吴可读(A.L Pollard LIrquhart)、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水天同、吕宝东、赵诏熊、吴富恒、刘学俊等人。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在中国试验推广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吴富恒不得不离开北平，先到了天津。1938年8月，他离开天津，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到了昆明。
此前，瑞恰慈来昆，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定，在昆明建立一所三年制英语专科学校，定名为“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英语名称为Yunnan Provincial English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办学宗旨是为云南中等学校培养英语师资。中国正字学会负责试验教学计划以及所需经费。教育厅则批准计划，拨借校舍。“学会”推举水天同担任校长，吴富恒担任教务长。
英语专科学校诞生于烽火硝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昆明进行狂轰滥炸，迫使英语专科学校几经迁徙，先从咸宁寺迁至昆华中学(当时昆华中学已疏散到玉溪),继而又迁至云瑞中学西侧，后来才迁到兴隆街。所有这些都是水天同与吴富恒操办的。水、吴二人除分管校务和教务之外，同样任课。试验教学所用英语教材也由他俩分别编写。吴富恒在云瑞中学等校近两年的试验教学，证明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奥格登与瑞恰慈合著的《基本英语》对初学者确实是捷径，为在中国推广使用该教材奠定了基础。
1940年夏天，他在瑞恰慈的推荐下，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在这里，他跟从恩师瑞恰慈教授进修语义学、文学批评和哲学，认真钻研瑞恰慈教授的论著《文学批评原理》、《实践批评》等，获益良深。与此同时，他还在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和各流派心理学，其中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在哈佛大学，他接触了很多美国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有著名汉学家和中国史专家费正清教授，有留学生周一良、林耀华、邓恩禹、郑德坤、冯秉铨等。在美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在中国大地上不屈的中国人民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吴富恒和中国留学生时时关注战事，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他们组织演讲会，宣传中国文化，宣传抗日，上街募捐，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1941年下半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放弃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1942年年初，搭上一艘开往中国的荷兰货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继续在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执教。语言学是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门选修课。1942年2月，时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代理主任的陶云逵聘请吴富恒讲授这门课程。陶云逵在给熊庆来的信中写道：“(吴富恒)对于语言学极有研究。如蒙允准即希发给兼任讲师聘书。”熊庆来收到信后即批示同意。当年吴富恒就到了社会学系兼课。
云南大学文史系1941年增设外国语文组，由赵诏熊主持工作。年底，赵诏熊辞职离校，一度造成职位空缺。时任文史系主任的楚图南了解到吴富恒的学术水平后，竭力邀请他到文史系主持外国语文组。吴富恒接受邀请，被聘为英文教授。在云南大学，他先后开设“英文散文选读及作文”、“小说选读”、“英文诗选读”、“史学概论”等课。在他的主持下，外国语文组克服经费奇缺的困难，得到很大发展。他邀请英语专科学校校长水天同、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教授凌达扬及美国人苏冰心到外国语文组担任专、兼职教师。1945年外国语文组已有教授6人，副教授4人，讲师9人，助教7人，其中外籍教师1人，教师队伍已具规模。这年5月，教育部批准外国语文组扩充为系，吴富恒被聘为首任系主任。此后，中外名流到校讲学者越来越多，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学校极为重视外语系，划拨大量经费从国外订购参考书，还动员社会贤达捐赠外文书刊，有力地保障了教学需要。
事业上的一帆风顺，并没有使他忘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在昆明，反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大批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汇成民主进步力量的中坚。1944年，他参加了华岗、周新民倡导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1945年，“双十协定”墨迹未干，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昆明各大中学校教师发表了“罢教宣言”,他在上面签名。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以美国政府特使身份到中国“调停中国内部纠纷”。但他在美期间，力争国会通过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到中国后又协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去东北。东北内战有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内战的趋势。1946年5月2日，吴富恒与潘光旦、费孝通、朱驭欧等二十名教授联名发表《致马歇尔将军抗议书》,代表中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美军立刻停止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及供应武器。
吴富恒不仅是民主斗士，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对诗歌翻译颇有造诣。他用文学评论家锐利的目光剖析社会中的丑恶与善良，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对“鸡鸣早看天”的评论，充分反映了他精邃的文学理论素养和坚决的批判精神。他还为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翻译不少文章。罗隆基曾赞扬吴富恒翻译的文章语言准确而流畅，为《民主周刊》增色不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人们盼望和平。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排除异己，迫害进步人士，策划内战。在这最危险也是对每个正义者考验的时刻，吴富恒经吴晗、周新民介绍，于1946年4月加入民盟，并积极参加民盟的各种活动。民盟在昆明的公开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同年7月发生震惊中外的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杀害的惨案。整个昆明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民盟已不能公开活动，民主人士随时都可能被杀害，但吴富恒仍然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的镇压。这招来可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危险。关心他的人劝他离开昆明，早日脱离虎口。
1947年1月，他离开昆明到达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时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的华岗。华岗介绍他到解放区工作。他便于3月搭乘联合国救济总署向山东解放区运送剩余军用物资的船来到山东烟台。在烟台“外事办”工作期间，他与其学生同时也是亲密战友陆凡女士喜结良缘，夫妇俩并肩战斗在解放战争的前线，开始人生的又一旅程。他在中共胶东行署特派员姚仲明的安排和领导下，担任了当时解放军唯一的英文报纸《芝罘新闻》的副主编。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吴富恒夫妇随“外事办”转移到乳山县的一个海边小村。在那里他脱下西装，穿上房东大嫂帮助缝制的粗布对襟棉袄，生平第一次过上了与农民“三同”的生活。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山东各县、市先后回到人民手中，省城济南也面临解放。这年9月，吴富恒受命参加解放军接管城市的任务，跟随李澄之先生兼程来到济南。他任济南军管会文教组成员，负责接管国民党办的山东师范学院。接管后的山东师范学院并入华东大学，他亦随之到华东大学任教。在华东大学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任文学院教授、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1950年冬，华东大学迁往青岛。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在合并后的山东大学，吴富恒起初担任文学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撤销院的建制他改任教务长。1955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济南。1959年他任副校长。1966年“文革”开始，被迫停止工作。
十年浩劫期间，分管科研工作的吴富恒首当其冲，先是成了学校的重点批斗对象，进而成了全省的重点批斗对象。“文革”结束后，吴富恒又获得施展才华、报国为民的机会。1977年8月，他被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3月，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6月，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同时兼任校党委副书记。1982年6月10日，吴富恒因自己的杰出工作和卓著成就，被他的母校、最负盛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称号。1984年8月，山东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年逾古稀的吴富恒离开校长职位退居二线，担任学校顾问，并继续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教授工作。
他长期从事政协和人大工作，1950年后历任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山东省人民代表；第五届山东省人大常委；连任民盟中央三、四、五、六、七届委员，四、五、六、七届常委。
吴富恒从一线退下来后，仍心系教育，不顾八旬高龄，为教育事业发展竭思尽虑。2001年6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
2.周崇德著：《我所知道的吴富恒先生》,载《云南文史丛刊》1997年第2期。
4.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学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