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铎光(1929.11～1997.9),云南昭通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曹观斗早年曾留学日本，在鹿儿岛高等农校攻读农艺专业，毕业回国后，任云南省高等甲种农校农科主任教员。后因学非所用，又转入商场，白手起家，先后创办了“同义丰”、“庆丰祥”、“颐丰德”等商号。曹观斗在昭通威望很高，与当地名流士绅多有往来，为家乡父老做了不少好事，如发展农业、挖坑筑坝、修建电站等等，至今仍被当地人所铭记。
曹观斗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他要求子女在学习上，认真刻苦，奋发向上，教导他们只有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有所作为；生活上，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不搞特殊，不贪图享受；思想上，努力上进，爱国，爱家乡，尊老爱幼，对人诚恳，一家人要相亲相爱，互相支持。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曹铎光幼时就知进退，识大体。1935年，曹铎光进入昆明昆华小学读书，成绩优异，受到师生的好评。1940年，进入云南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曹铎光上学以后，如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没有住在家里，而是在学校寄宿。虽然家里有佣人，但衣服是自己洗，且洗得干干净净，从不劳烦家里。这种从小养成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作风，为曹铎光以后体恤劳苦大众、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3年9月，曹铎光进入昭通中学高中十二班读书。由于此高中环境较好，学生接受进步思潮之风很盛，曹铎光在耳濡目染之下，逐渐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如《群众》、《新华日报》、《中学生》等。1945年，昭通中学在西南联合大学聘请了一批年轻进步的教师，如李祥荣等。这批教师在学校中甚为活跃，在学生中间针砭时弊，廓清时局，使得学生纷纷成立社团，开展时事及新书的学习。曹铎光在此影响下，与同学成立了“星尾”社，热烈地进行讨论，积极地出壁报。1945年11月，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在昆明爆发，昭通中学立刻响应，并掀起了募捐、示威、游行等运动以资声援。通过这次运动，曹铎光对时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反动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极为愤慨。1946年7月，曹铎光高中毕业后到昆明求学。期间，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发生，反动派屠杀民主人士的无耻行径及其黑暗统治，让曹铎光极为震撼。
1947年，曹铎光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进入云南大学不久，曹铎光就与许多学生一样，积极投入到当时掀起的“助学”运动中，抗议反动政府逮捕云南大学的同学何丽芳，要求开展助学募捐，并到省府前请愿、演讲，为使广大民众认清当前的形势不遗余力。同年12月，曹铎光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成立的“哈哈合唱团”,在广大师生中唱新的战斗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等，演出暴露现实的话剧，并组织师生学习时事。
1948年，曹铎光应政治系进步学生之约，组成政治科学学习社，开展学习讨论时事及新书的活动。同年6月，参加昆明“反美扶日”游行的学生被反动当局逮捕，全市学生开始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学生们集中在云南大学住宿，以便能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这期间曹铎光积极参加了此项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其余的时间都在为照料和组织其他学校的学生而忙碌。为了镇压此次学潮，反动当局终于在是年7月15日开始攻击云南大学会泽院，酿成了震惊一时的“七一五运动”。此事对曹铎光来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1949年6月，曹铎光经同学余忠福介绍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从此开始在组织的领导下在学校开展学运工作。组织上号召各县旅省学会组成返乡服务团到县上工作，曹铎光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与10余同学组成了昭通旅省学会返乡服务团回到昭通，先办了暑期补习学校，吸收了400多中学及小学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后又办了民众夜校，在宣传进步思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年9月，反动当局发动所谓“九九整肃”,大量逮捕民主进步人士，解散大、中学校，曹铎光与同学所办的补习学校被迫结束，他本人被组织安排暂时留在昭通。12月1日，昭通专区起义，9日，云南全省起义，曹铎光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积极做着迎军及接管的工作。1950年元旦，昭通地下党用昭通中学的名义发行了《滇东民报》,曹铎光在报社内负责编辑工作。3月25日，昭通专区的接管工作开始，曹铎光便被抽调到炎山乡负责全乡的征粮工作，后因生病不得不返城接受治疗。
1950年9月，曹铎光返回云南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在此期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学校党组织安排曹铎光到玉溪专区澄江县参加土改工作。通过农民血泪的控诉，曹铎光深切地认识到旧中国农村贫穷的原因何在，认清了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体会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政策的正确性，在运动中考验和锻炼自己，政治思想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1952年，曹铎光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主讲“社会发展史”。为了进一步丰富文化知识，提高理论水平，曹铎光在求学之路上孜孜以求，1954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三班学习，专业为“中国革命史”。两年期间攻读了“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各科考试成绩优异，顺利修完各门课程，1956年7月毕业。
1956年9月，曹铎光在云南大学开始正式讲授大学本科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其先进的理论和丰富的知识得到师生的好评。是年年底，曹铎光参与由省委宣传部负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习材料》、《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简本)两本书的编写工作。随后不久，曹铎光又被省委宣传部组织到省委党校编写党史教材，主要负责编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历程。曹铎光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眼界，潜心编写，认真对待，为进一步在云南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遗余力。
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1957年2月，曹铎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作为政治课教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到农村去体验生活。于是，曹铎光被分配到宜良县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业生产上，当地领导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实现亩产万斤粮的目标，曹铎光艰苦劳动，昼夜奋战在田间地头，甚至将头发剃光，用头发作为肥料，奉献给大地。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连妻子生小孩都未能去看一眼。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曹铎光消瘦浮肿，但他仍然坚持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三年的“大跃进”锻炼了曹铎光思想上的毅力及政治理论上的分析能力。
1960年，曹铎光被提升为讲师，并凭着出色的表现和认真的态度被任命为政治课教研室教学秘书，随后又担任中共党史教研组主任的工作。1966年年初，曹铎光被任命为政治课教研室副主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曹铎光在这场“文革”运动中，又接受了革命的洗礼。1969年，曹铎光突然被隔离审查，被逼交代反革命历史。曹铎光虽然思想压力很大，但是他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经组织上调查才知道，原来在昭通中学的一位同学，在关押中因受不了苦刑，交代曾在昭通中学组织一个反革命团体，把自己记忆中的同学列名上报。凡是有名字的同学都遭到同样一劫——受审查，遭折磨，含冤数年。在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思想的指导下，真相得以澄清，曹铎光得以平反。
改革开放后，曹铎光又一次在思想上、政治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1983年，曹铎光被聘为副教授，并担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工作中，曹铎光从来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领导，不管有事与否，他总是每天准时到办公室。在与同事的相处中，曹铎光以身作则，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这种同事相处方式，使马列教研室形成和谐融洽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曹铎光虽然在与同事的相处中平易近人，但是对于原则性的问题却从不放松。在曹铎光看来，如果想要提升教学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关键。他要求教师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时，具有过硬的思想理论修养，并要求教师熟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对马列主义及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要有充分的了解，并经常学习马列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时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凸显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并体现出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在政治理论的教学中，曹铎光要求教师在党性和科学性上统一，讲课不能信口开河，哗众取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要在遵守党的方针和路线的基础上，认真备课，严肃对待课堂教学。而青年老师如果想要登讲台，需要先行跟着一位资历较老的教师观摩实习，充分了解课堂的特点和学生的需要，之后，需认真仔细地写出教案，由教研室评定通过之后，方可登上讲台。
曹铎光虽然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他一直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始终承担着教学任务，先后主讲过“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共产党宣言”等课程。曹铎光对待教学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讲课注意思想性，坚持原则，不讲的绝不乱讲，引用的事实材料力求准确，不单纯追求趣味性。虽然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会随时代有所变动，但是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使他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总能结合时代需要，把握重点，结合学生思想上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在解惑的同时，正确宣扬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
在身负行政职责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曹铎光还参与相关教材的编写工作，力争把自己对于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的研究写进教材，以便他人能更好地借鉴。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曹铎光编写的《中国革命史》,此书一出版，便被列为全省大中专院校的教材。此外，他还编写了多本学习党史的教学资料。其中，为云南省党政干部基础课自学考试主编了《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中国革命史辅导提示》,获得了教育厅社科三等奖。1987年，曹铎光被评为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学习指南》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获得省教育厅三等奖。1988年，曹铎光参加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的“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专题”调查工作，并主编《“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3辑),其翔实的资料、清晰的脉络以及端正的态度，使得当年的历史再现，重塑了一代人的信仰。
从1979年到1997年，云南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省教委、省人事厅对曹铎光给予了多次表彰，授予其“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并颁发各类奖状共11份。
虽然在教学中严格要求，但是在家庭中，曹铎光是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亲。1957年，曹铎光与妻子吴树芬结为伉俪，多年来不管是贫穷和富有，两人一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对子女严格教育。凡是生活上、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曹铎光都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展开讨论并解决，让他们有一个温馨的环境，健康成长。此外，曹铎光还注重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独立生活的能力。从小就让孩子们在家中轮流做洗碗、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等家务，穿着简朴，不攀比。在曹铎光的教育培养下，三个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1997年9月，曹铎光病重。恰在此时，云南省教育委员会在病床上给他送上了一张奖状：
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对“两课”改革和建设作出显著贡献，获得云南省高校“两课”教学“桃李奖”,特发此证。
这张奖状是对曹铎光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诲人不倦的一生的褒奖。
1.曹铎光的人事档案及云南大学档案馆相关的文书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