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纪(1902.7～1994.12),原名赵济，字巨川，笔名梁琳、李麦麦。1902年7月28日生于大理农村一户白族家庭。6岁在本村私塾发蒙，跟着私塾先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孟子》以及《论语》等旧学经典。10岁那年在昆明教书的父亲带他到省城入第四区模范小学，1915年回大理入省立第二中学。1920年只身赴北平入世界语专门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1921年经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兴凯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在上海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参加工人运动。大学还未读完，又被派往广州，做驻粤滇军统战工作。1924年任弼时代表党组织通知他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广州区委与党中央联络员。因而与陈独秀、陈延年、周恩来等有接触。
1925年5月，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妄图进攻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反动政府。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主张坚决讨伐。正在东征的黄埔军队及其他部队迅速回师平叛。杨希闵是云南宾川人，1915年参加云南护国起义，曾联合桂军刘震寰、沈鸿英部入粤讨伐陈炯明，1923年后任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所部滇籍军人众多，共产党派岑纪到杨希闵所部利用乡亲关系做策反工作。在广州革命政府所属部队的凌厉攻势下，经过激烈的战斗，刘所率的叛军被击破。1925年6月12日平息叛乱，歼敌2万余人，杨希闵逃往香港。
杨希闵叛变事件平息后，为继续在滇军工作，曾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介绍岑纪认识了滇籍将领朱培德。朱培德赏识岑纪，派他到第八师做政治工作。1926年9月朱培德率中路军占领江西。江西战事结束后，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三、九两军时，岑纪被任命为第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竭力拉拢朱培德。朱培德态度暧昧，采取美其名曰“礼送”实为“押解离赣”的方式，将军中包括岑纪在内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送往武汉。
岑纪到武汉后，党组织原决定派他到河南信阳搞农民运动，后来张太雷又告知改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全名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岑纪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四批学员。1927年7月底，他乔装离开武汉，8月初到达上海，8月中旬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火车直达莫斯科。这年东方大学开办了七个班，其中六个班为军事班，一个班为政治班。与他同从上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三十余名学生中，绝大部多数分到军事班，岑纪分到政治班。“政治班”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哲学史”、“经济地理”、“苏维埃建设”、“中国革命问题”等，也有一些军事课程，如“战略战术”、“地形学”、“步兵射击学”等。
岑纪除每天上课外，其余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初期恶补俄语，很快提高了俄语水平。初步掌握俄语后，专攻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论著。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他如饥似渴地读书，能在图书馆借到的书籍都想办法借出来阅读。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组团参会。为此共产国际组织一批留学生做接待服务工作，岑纪被派去做中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期间，他看到共产国际六大纲领草案和托洛茨基对纲领草案的批评文件。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提出对半殖民地中国革命问题的批评意见使他很感兴趣。1928年，斯大林到东方大学对中国革命问题作过两三次演讲，批评联共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岑纪和许多同学则认为斯大林指斥反对派的意见前后矛盾，互相歧出。
中国旅莫学生对托洛茨基的书籍很感兴趣，托派的理论在中国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7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典及游行，苏联托派分子和部分中国学生打出布标，并大喊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事更让斯大林难堪，也让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大为吃惊。“红场事件”后，联共内部反托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一周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也对受托派观点影响的学生进行斗争、打击，参与“红场事件”的中国学生首当其冲，10余人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高压政策未使亲托学生屈服，1928年秋在中山大学出现了托派的地下组织，有不少人加入和表示同情。1929年年底，中山大学掀起了一次新的反托派运动。苏联警察逮捕该校从校长起的托派人员200余人。岑纪、王文元、刘仁静等一些托派分子未暴露而隐藏下来。
1930年秋，岑纪等在莫斯科学习的大部分中国学生陆续回国。为了肃清中国学生托派思想，党组织安排回国学生集中在上海学习一段时间，再分配工作。岑纪觉得党在王明路线下所制定的政策还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继续。认为机会主义断送了中国革命，盲动主义只会加深中国革命的失败。他不满意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明、博古在集中学习期间趾高气扬的态度，产生了离开党进行斗争的抵触情绪，不接受党组织分配的工作，借故未到所分配的浦东区地委报到，自动脱党。
在集中学习期间，岑纪特别留心听取党的领导在分析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报告中，对陈独秀被开除及其托派小组活动的情况很想探个究竟。他离开党后与这个组织有所接触，了解到在上海早已存在着三个反对党的托派小组织，一个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组织的“无产者社”,一个是莫斯科“红场事件”后被遣送回国的人组织的“我们的话”派，以及由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组成的“十月社”。岑纪与“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中的人熟识。
1930年10月一天，他去见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已是“无产者社”的领导，这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第四次见到陈独秀。一次是1925年他列席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见过陈独秀。第二次是1925年5月下旬，党组织派他和赵适然、吴少默到广州对杨希闵军队进行策反工作，陈独秀要他们到广州后，先向广州区委报到并和共产国际代表联系。第三次是1925年6月广州区委派他回上海向党中央口头报告平息杨、刘叛乱的经过。第四次见面，陈独秀已判若两人，已经没有家长式的作风。他从谈话中了解到陈独秀靠写稿维生，编辑出版《内部生活》油印本。以后又多次与陈独秀等托派成员见面。陈独秀竭力主张上海托派组织统一起来，劝他加入“无产者社”。岑纪和刘胤、王平一对已成立的三个组织的成员有看法，更不愿意去当小喽啰，因而计议独树一帜，单独成立有七人参加的“战斗社”,出版过两期刊物，取名“战斗”。其内容是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出普选权，不记名投票选举“国民会议”议员，也刊载过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
1931年年初，“无产者社”、“我们的话”、“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派别开始接触，商谈统一问题，在三、四月间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战斗社”出席这个大会的有刘胤和岑纪。这次大会选出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林、王文元、宋逢春、区芳、陈亦谋等七人组成领导机构，岑纪任宣传干事。这个组织成立后，仅仅出过几期《内部生活》。大约在八九月间，整个组织被国民党破获，陈独秀等七人被捕，押解南京。此后托派中央几经重组几经破坏，岑纪虽未被捕，但也消沉了。从1931年到1937年他潜心翻译工作，最初在黎明书店出版了柯金著的《中国古代社会》译稿。为了翻译这本书，他把家搬到离暨南大学较近的地方，利用暨南大学图书馆，对其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的文句进行考证。以后又译了考茨基的《土地问题》。此书经胡愈之介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此外还替刘胤译了鲁滨著的《经济思想史》的三分之二篇幅十二三万字，所得稿费作为刘养病之用。以后又翻译了希尔费丁的《财政资本论》。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已成孤岛，其遂于十月间离开上海，译述工作也随之搁置。
岑纪离开上海为去武汉还是云南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去武汉是回到党内的问题，回云南只有长期消沉下去，继续从事译述工作。他最终选择了回云南，于是把书稿全部寄到家乡。
岑纪回云南后，以教书为生，偶尔也向报社投稿，介绍苏联政治、文化生活。为了养家糊口，1938年上半年他在大理中学教书；下半年到昆明，在欧亚航空公司职员组织的读书会教俄文。1939年至1940年在滇缅铁路第二总段以事务员身份给工程技术人员教俄文。1941年秋到1942年夏，在位于云县的滇缅铁路第二工程处负责拟写有关工程联系的文件电稿。1942年秋至1943年春在呈贡飞机场第二工程处当课员，继续负责拟写文件电稿。1943年2月，家乡一场大火，将放在家中的书稿毁于一旦，翻译书籍计划难以实施，使他痛不欲生。1943年下半年至1946年在第二工程处任专员。1946年下半年，在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任赈恤专员。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下半年在第四区公路局任秘书室秘书。
1940年岑纪路过楚雄，拜访了教过他中学国文的李蔚云先生，在李蔚云家中遇到正在楚雄中学读书的刘尧汉，获知刘尧汉的哥哥刘尧匡是他中学同班同学。刘尧匡和岑纪在中学时很要好，刘尧汉过去也从哥哥那里知道岑纪的一些事，所以对他表示好感。刘尧汉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大学。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到过岑纪工作的单位。
1949年暑假前，已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刘尧汉领着系主任杨堃和讲师李慰祖来访。那次见面泛谈当时出版界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的内容，杨堃说曾看过他所译的《土地问题》及《中国古代社会》。事后刘尧汉单独来到他家，刘尧汉谈到社会学系想聘一名讲授社会科学的教授，刘尧汉就向杨堃推荐岑纪，杨堃出先面试，这才有杨堃等人的来访。但第一次见面，杨堃并未提及聘岑纪进云南大学。过了不久，杨堃和李慰祖二人又来拜访，这次杨堃谈到社会学系的情况，想增添几门课，聘请他去讲授其中一门课。他想杨堃从刘尧汉口中多少了解他一些情况，知道他是留苏的，也了解他翻译的论著用的是笔名。如果杨堃将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履历向校方推荐，不仅不会成功，还可能使他遭到危害。杨堃了解岑纪的为难之处后，表示只要同意到校任教，其他一切由他去办。暑假后杨堃和刘尧汉又到岑纪家，杨堃将云南大学聘书递给岑纪，并谈到替他编造了一份假履历，还说到他最先对熊庆来校长介绍说新聘的教授姓赵，随后又说姓岑，还引起熊庆来的怀疑。杨堃希望岑纪开“社会主义思想史”这一门课，岑纪表示接受。
岑纪还没有进云南大学，云南发生了“九九整肃”,云南大学成立整理委员会，国民党反动当局派任泰负责，任泰认为可疑的原有和新聘的教授一律解聘，岑纪也在被解聘之列，一直到云南和平起义后，云南大学成立了“五联会”将整理委员会解聘的人重新复聘，岑纪才进入云南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知识，中央提倡“国家一切机关和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文”。为了激励大家的学习热忱，政务院1952年9月1日颁发了“奖励学习俄文试行办法”。
为了解决云南大学俄语教师短缺问题，学校将岑纪从社会学系调到外语系，担任俄语教授。到外语系后，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俄语，还负责全校教师的俄语培训任务。1951年他在云南大学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俄语补习班讲课，有80余名教师获得结业证书。1953年学习俄语达到了高潮，报名参加培训的不仅有刚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也有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有理工科教师，也有外语系的教师。学校将教师俄语培训列入教学计划，成立教师专业俄语学习教研组，任命岑纪为教研组的组长。在培训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参加学习的人多，但没有专门的培训教材。他不等不靠，根据自己在私人团体做成人俄语教学培训的经验，结合云南大学教师的外语基础及工作的需要，编写了一本《俄文速成讲义》(油印本),该讲义用16开纸书写，共有134页，分为俄语字母表、俄语的语法、选读、俄语的练习等章节。用过这本讲义的学员认为该书浅显易懂，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外语系一些非俄语语种的教师经过培训也改教俄语。
云南大学教师的俄语培训成绩斐然。截至1954年6月，全校接受过俄文培训的教师占全校教师的65%，经过8个月的学习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员每小时可以阅读150个字左右，最多的可达500个字，每人掌握生字平均在1000字左右，可以借助字典帮助阅读专业书籍。有的教研组能集体翻译苏联教材，有的教师能够使用俄文教材教学或阅读本专业的俄文杂志，进行学术交流。此后云南大学外语系增设了俄文专业，培养了大批的俄文人才。“文革”前全省大中学校的外语课都是讲授俄语，俄语教学风靡全省。岑纪是云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的开拓者，功不可没。
岑纪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俄语翻译，先后翻译费多诺著的《翻译理论导言》、希尔费丁著的《财政资本论》第二分册，又将已翻译过的《土地问题》进行重新校订，将竖排改为横排，于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岑纪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己参加托派的问题。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前，学校及不少教师都清楚岑纪这段历史，他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向熟悉的教师讲过当年与陈独秀、刘仁静等托派的活动情况。但在“肃反”时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且被列为省公安厅专案进行审查。以“反革命罪”被错判入狱。罪名是攻击诬蔑革命领袖斯大林和宣扬托匪思想及一些虚构的东西，被判刑15年，到1979年11月才完全恢复自由。与他同一个教研组的或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几名教师也受到牵连，其中一位教授投河自尽。后来这些受牵连的教师均获平反。20世纪70年代初，岑纪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劳改局园艺场劳动。1979年，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研究及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直至终老。岑纪为人豁达坦荡，热情耿直，因而即使遭受多年牢狱之灾，“文革”初期在狱中还被带上刑具，但他仍然活到90多岁。在他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还将近千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家乡大理州图书馆。1994年12月12日岑纪在昆明去世，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云南省文史研究馆联名发了讣告。岑纪生前多次表示并嘱咐家人，死后不留骨灰，将其撒入洱海，他去世后子女遵嘱照办。
2.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5.云南省文史馆在赵济去世时印发的“赵济同志生平简介”。
8.马骅著:《云南文史论述》,1991年12月印(未出版)。
9.赵济：《1930年至1931年上海托派组织的产生、活动及其消逝》,1980年7月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翻印(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