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清华(1916.7～2002.4),江苏省宜兴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忠厚善良，虽然家庭贫寒，但总希望子女通过读书找到出头之路，因而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潘清华就是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排行老大的潘清华懂得自己的责任，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替父母操持家务、分担农事。他每天从村办小学回家后，不是割草喂猪就是挑水浇地，没有一点玩耍的时间。父母见他既懂事又肯学习，也很高兴，在他小学毕业后，送他到县城精一中学读初中。初一下学期，家中经济更为拮据，只能让他改寄宿生为走读生，在离校较近的姨妈家借宿就餐。最初姨妈对他还客气，时间一长，姨妈的态度越来越坏，甚至让他吃剩菜剩饭。更让他伤心的是姨妈的冷潮热讽，姨妈说：“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娃娃，还读什么书!”这给年仅13岁的潘清华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伤害。他只有躲在僻静处吞声饮泣，唯一安慰是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好容易挨到学期结束回家，他向父母诉说遭遇，求父母不要再让他寄宿在姨妈家，母亲听后抱着儿子直流泪。为让他继续读书，父母变卖家中值钱的家当，竭尽全力筹措了一些费用。可这点钱只维持了他三个月的学习和生活，就被校方勒令停课回家拿钱。但家中一贫如洗，哪还有钱让他读书呢?他只好辍学在家务农。虽然他在精一读书不足一年半，心情也很压抑，但却在他心灵上播下了发愤学习、立志成才的种子。徐悲鸿到校作的一场报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徐悲鸿早年家境亦十分贫困，但经过刻苦努力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想徐悲鸿能做到的，我也应该做到!
失学后他读书的愿望更加强烈。农耕之余读书成了他唯一爱好，劳累一天后，还在油灯下认真阅读祖辈留下的古书。不懂就找村里的读书人请教。田间地头做活，还随身揣一本书，休息时就在树荫下读书。家中的书读完了就去借书，而且很快就能把读过的书倒背如流。因为他读的书多，村里的小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常来找他帮忙解答。他还能写一手好字，行草隶篆都中规中矩，尤以行楷见长。过年过节，村里各家各户门头的楹联多出自他之手。时间长了，人们都夸他有学问，是编外的教书先生。然而，当祖母带他去村小学央求校长收下他做教员时，却被一口拒绝。这件事又给他留下一道伤痕，萌发了离开故土的冲动。当时村里已经有些人到外边做事，他们回家后总是津津乐道谈外面的事情，这更搅动了那颗萌动的心。他向父母提出远行的要求，深知长子心情的父母含泪答应了。
1933年初，父亲将未满17岁的潘清华托付给回家探亲的堂弟，请他带潘清华外出谋生。堂叔在苏州中学当职员，便介绍他到该校做一名校工。工作是打扫学生宿舍，每天早上将各宿舍里盛满粪便的便壶、便桶拿出去倒掉、洗干净，然后铺床叠被，抹桌扫地。虽然地位低下，却与老家的环境截然不同。学校有这么多书、这么多的教师，让他兴奋不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着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对刚从乡下来的年轻工友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工休时，工友们就三五成群去逛街聊天，而他则在屋里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懂的，可以请老师指教。他什么书都读，尤其对自然科学的奇妙世界感兴趣。他的好学精神和认真勤快的工作态度使校方满意，就让他管理校博物室和帮助化学老师清洗实验用的器皿。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堂叔把他好学刻苦的情况写信告诉他的表哥周蔚成。周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中央大学生物系讲师，堂叔希望周能帮他找一个更好的学习、发展环境。这年底，表兄回信要他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做校工，还让他住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他去南京后，每天天不亮就从生物所赶到学校，上课前清扫完两间实验室，然后洗刷实验用的瓶子、玻璃片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开始练习做切片，并旁听表兄所讲的普通动物学。晚上回到生物所，在表兄的指导下看书，温习所听的课程内容或做一些有关动物切片的练习，往往忙到深夜。加倍的努力和超常的学习实践，让他逐渐积累起不少知识和经验。表兄更是全心帮助他，专门请一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同事教他英语和英文打字，为他打牢扎实的英文基础。这段经历尽管十分辛苦，但他为能进入生物世界领域兴奋不已。
1934年学校放暑假，表兄交给他一本厚厚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英文原版书，告诉他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新的一本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专著,是英国动物学的教科书。表兄要他花五年时间读懂、弄通这本书，并按照书上的要求做实验。他不负期望，每天废寝忘食地攻读，就连做梦都在思考书中的内容。这本书对自学者来说确实十分困难，好在生物研究所和中央大学生物系有许多象表兄一样热心的人可以请教，最终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基本能弄懂全书的内容，英文水平也因此有了很大提高。
南京的工作学习，是潘清华像海绵一样吮吸知识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启蒙受益最多的时期。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钻到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看研究人员做实验或片子。每逢学校放假或星期天，他就整天待在实验室学习和动手做切片，研究人员总以热忱的态度欢迎他。时任生物所所长的秉志教授虽已是国内外著名的动物学家，但仍天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从来就没有休息日。潘清华看得最多、学得最多的就是跟秉志学习。学秉志怎样解剖，怎样取实验用的材料……秉志看潘清华如此好学，就经常给他讲解有关解剖取材方面的技术，并有意让他做一些助手工作。他悟性很好，经秉志的点拨很快就掌握了做切片的基本技术，并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潘清华是一个喜欢创新、责任感很强的人。他全身心投入制作切片，总希望片子做得更好，在不断的探索中摸索出一套独特有效的方法，成了做切片的好手。1935年7月，河南大学医学院解剖室主任李赋京教授写信给秉志，请他推荐一个能做组织胚胎切片的技术人员到该院解剖室工作。秉志打破世俗的观念，竭力推荐潘清华到河南大学任职。秉志的推荐，让他走上更高台阶。
在河南大学，潘清华的主要工作是为学生提供人体组织切片，指导学生做实验，同时帮李赋京做螺蛳等解剖的切片。这些工作开拓了他的思路，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还注意收集和整理有关动物学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学着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内分泌腺》,发表在家乡宜兴的一家科学期刊上。他在为学生做实验时，要用到一些生物技术上的方法，按行规每一种方法都要冠以发明人的姓名，称之为某某方法，但有些方法存在着缺陷。为让学生在实验中能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他总结各种方法的长处，寻求更完善的新方法，在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摸索出一种更简捷有效的方法。用他的方法作切片不用石蜡包，时间、温度都控制得更好，做出的切片干油透明、染色合适，分色和结构清楚。学生们都很喜欢，以为是哪一位“大人物”的新发明，纷纷询问这是谁的方法。因为他毕竟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敢说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含糊其词说是“潘氏法”。李赋京勉强同意接受潘清华后，还是不放心，特别关注这位年轻的技术员一举一动。从实际工作中，他看出了潘清华的业务能力和潜力。寒假过后的一天，李赋京把潘清华叫到跟前，让他准备好讲稿给学生讲授显微镜技术。这在当时很讲资格和牌子的大学校里，确实难能可贵。潘清华的心情也很复杂，既为知遇而感动，又为自己能否讲好课而忐忑不安，但他清楚迈出这一步对自己的重要性。那天，他宿舍的灯一直亮到了天明。第二天，凭着对显微镜光学原理的熟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所讲的第一堂课赢得学生的欢迎。校方见他讲课效果好，就让他一直承担这门课的教学任务。
潘清华在河南大学工作期间，意外碰见了曾在生物所认识的严楚江教授。严楚江1936年8月从北师大到河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在生物所潘清华请教过严楚江，再次见面分外亲热。严楚江对潘清华离开生物所后的进步感到高兴，潘清华对初来乍到的严楚江亦特别照顾，他们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友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镇平。到镇平后，也是天天躲警报，无法正常上课。这年8月，严楚江离开河南大学受聘到云大组建植物系。不久，严楚江来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云大工作。潘清华因战事紧张，实验工作处在停顿状态而无事可做，因而表示愿意到云大。在收到云大校长熊庆来的聘书后，辞去河大的工作，于1938年3月1日离开镇平。
从镇平出发，经汉口、广州、香港，绕道越南海防进入云南。在香港，潘清华为云大植物系采集了海洋动植物标本。在艰难的两个多月路程中，潘清华夫妇几乎丢弃了所有的家当，却带来保存完好的四大箱海洋动植物标本和严楚江留在河南大学的两大箱书籍和植物标本。这些动植物标本，成了云大植物系有奠基意义的财富。
1938年5月27日潘清华夫妇到昆明后，熊校长派专人到东站迎接，并帮他在学校附近的玉龙堆18号租到一套房子。熊校长的关心让人生地疏的潘清华十分感动。他到云大后，先任植物系的助理员，负责系务工作。他将这些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严楚江很满意。这年暑假，动物学家崔之兰应熊校长邀请到云大任教，并和严楚江一起把组建不久的植物系改建为具有动、植物两个专业学科的生物系。潘清华按系主任严楚江的要求，在做好系务工作的同时，协助崔之兰做实验。他娴熟解剖和实验技术，给崔之兰留下很好的印象。1939年初，崔之兰的助教因故离校后，严楚江竭力推荐潘清华，甚至用人格担保他能胜任，但校方犹豫不决。直到8月，在崔之兰的干预下，他才被正式提升为助教，并开始了师从崔之兰长达7年之久的学习。
潘清华以助教又是学生的身份，跟随崔之兰。崔讲的每一堂课他都仔细听、认真做笔记，跟了崔七年，就听了整整七年的课，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潘清华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他出色完成了助教工作，但多次申报讲师职称，都因无学历而未能通过。他很伤心觉得不公平，但不气馁，挫折也更激发他奋发向上。导师崔之兰很理解他，并帮助他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凝炼讲义和教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为此他付出了比其他教师更多的努力。他整天泡在实验室做研究，反复印证教案和学理，认真地备课、注意推敲教案中的每一个细节。还从学生角度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由于准备充分，总能脱开讲稿生动地讲课，把实践经验潜移默化传授给学生，有说服力地回答学生的疑难问题，因此讲的课受到欢迎。他先后担任过“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动物胚胎学”等课的讲授和实习工作。为提高生物系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他用英文为本系学生编写了《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讲义，又为外系学生编写了有关生物学的中文教材。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潘清华牢记导师崔之兰的再三告诫：要在讲台上站稳脚跟，就要做好科研。他跟随崔从动物解剖学领域，进入到形态学的研究工作。在崔的指导下，参与了蛙嗅觉器官发育的研究和白鼠生长及血液研究。崔之兰在来云南前曾用黑疤蛙做研究并取得了成果，潘清华改用雨蛙做研究，然后再利用崔的成果，进行两种蛙的比较研究。在实验中，他从不同年龄段的蛙体上取下细胞样本做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结构，研究嗅觉器官结构的每一变化，并把观察到的情况及时绘在图纸上，以便精确描述蛙的嗅觉器官发育过程。这项研究耗时而艰苦，需要对科学的敬重和负责。那段时间他吃住都在实验室，以便及时提取蛙的实验材料，在显微镜下观察、比较蛙嗅觉器官细胞的变化。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成功完成了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有前沿意义的研究。研究结束后，对助手要求严格的崔之兰要他认真写出研究论文，并经崔反复订正和请国内知名教授审阅修改后，与崔之兰其它几篇论文一起在1946年的英国《显微科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从此，潘清华又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进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殿堂。潘清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得的科研成果，终于被承认了。曾因“潘清华不是大学毕业生”而反对他晋升职称的同仁，也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转而支持他晋升职称。1946年8月晋升为讲师，仅过三年又晋升为副教授。潘清华的成长进步，不仅得到崔之兰的帮助教育，还得到当时在生物系任讲师的徐仁等前辈和友人的关心支持。这些关爱他始终珍惜并铭记心中。
1949年12月，昆明和平解放。随着解放的到来，云南的科技教育也迎来一个新时代，潘清华和所有爱国师生一样，精神焕发地投入到发展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热潮中。他在教授会积极工作，协助系主任做好生物系的系务工作，并规划了生物系的发展前景。生物形态学是各高校生物系的重要学科，各国都很重视该学科的发展。为使云大生物系走在该学科前列，1951年他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竭力劝说著名生物形态学家严楚江再到云大。严楚江再到云大后，进一步带动全系科研工作的发展，在云大出版了《植物形态学》,这是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潘清华是生物系极好的“管家婆”,从1938年任助理员起，无论哪位教授当系主任，都放心地让他操办系务。大到系上的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教师聘用、教学和科研设备的购置及管理，小到教室、实验室的环境卫生、教师或学生生病的医治等。无论大事小事，他无不尽心尽力，办得稳妥周到。从穷困中走出来的潘清华，在成名后更愿意帮助、扶持那些渴望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他特别关心生活困难的学生，总是尽力帮助他们。生物系53届毕业生、后留校任教的丁明教授深情地说：“我刚入学时，因家庭困难要求退学，是潘先生邀约肖承宪、朱彦丞两位先生共同资助，才使我渡过难关完成了学业。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怎么会有今天!”为让学生在实验中得到及时的帮助，潘清华在会泽院一楼动物实验室的大教室里，隔出一小间作办公室，便于既搞研究又可以指导、检查学生的实验。每逢学生的实验快结束时，他就走出办公室，对所做实验认真检查。发现差错，必须重做，直到合格。不管同学们实验做得多晚，他都一直陪到底。他的认真态度，让做实验的学生既畏惧又尊敬。
他的妻子吴钰蕊，更是一位待人诚恳热情、乐善好施的女士。他的家总是对有困难的人敞开着，不论哪家邻居的孩子，当他们的父母不在家时，都能得到潘清华夫妇的很好照顾。肖承宪教授有了苦恼只愿对潘清华诉说，并总能得到宽慰和劝解；1948年“七一五”运动的部分受难学生和革命者，被关在化学系教室里忍饥挨饿，潘清华夫妇带着未成年的孩子，不顾宪兵的粗暴驱赶、威胁，一次次地给被关押的学生送去油煎鸡蛋馒头片。尽管学校存在着英美派和法比瑞派因学术观点和历史渊源造成的不和，生物系尤为突出，他亦算英美派，但他始终用中性的态度对待学术界的派别之争，用特有的容让和谦虚周旋其中，调和化解矛盾。这样既保证了生物系的稳定，又促进不同学术派别的健康发展。
1951年5月云大成立教育工会，他被选为工会委员兼秘书，后又任副主席，于是“管”的“家”更大了。他参与了许多有益于教职员工的重大决策，并积极地付诸实施。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牵头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云大独有的教授网球表演和桥牌比赛曾轰动了昆明。他在组织别人进行娱乐消遣时，自己则甘当服务员，甚至是工会卖电影票工作都亲自做。1953年8月他被选为昆明市第三区人民代表，代表学校的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真实反映师生对政府的积极意见和建议。1956年8月，他被任命为生物系副系主任。同年9月1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加倍工作。为发展生物系的标本室，加强科研教学工作。1954年他四处筹集资金，由师生组成考察队，到滇南采集动物标本。西双版纳是我国大陆最南边的部分，境内有许多大河流、大山脉，气候炎热、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极为庞杂。但到50年代初，国内外还没对这里的动植物作过科学、系统地采集和调查。由他带队，有武汉大学唐瑞昌、复旦大学唐志英、昆明师院张道揆等参加的7人考察队，于1956年2月2日—5月21日开始三个多月的考察。共采到无脊椎动物380余种，脊椎动物标本1400余号，其中许多脊椎动物全属云南特有，并有70余种是新发现的，如犀鸟、秃头雕等。通过这次采集调查，大家认识到云南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为进一步做好采集研究，使资源变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他萌生了在小勐养建立长期采集基地的愿望。他的想法得到学校和高教部的支持，高教部出资4万元专款，在他选定的地址上建立云大生物工作站，派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李德霖负责。这是解放后国内建立最早的一个既为教学又为科研服务的基地，每年都有生物系、化学系的师生及苏联专家在该站做研究工作。他还抓住著名解剖学家唐瑞昌参加考察活动的机会，派生物系职工谢恩堂跟他学做动物标本，使生物系从此有了自己的标本制作技术人员。
1957年，他组织生物系师生与林学、农学系的师生一起，利用寒假到新平、元江一带进行12天的调查、采集工作，搜集到大蚯蚓、苏铁蕨等科研材料及教学标本。建立生理实验室是生物系师生多年的愿望，更是潘清华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在他多方争取下，终于在1955年列入云大重点发展计划。学校按他的建议，拨专款1.4万元定购设备。又将青年教师李永才，送到在生理学研究方面处领先地位的北大进修。由于设备和人员齐备，实验室于1956年建成。随后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细胞、组织胚胎学实验室和动物专业，并在当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为办好动物专业，他不仅组织好本系教师授课及选送教师到校外培训，还有计划地邀请国内知名教授崔之兰等到校讲课。第一届动物专业毕业生中，不少人在科研上取得丰硕成果，成为我国动物学界中坚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自然科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显重要。云南这个动植物王国的自然资源，就更加具有特殊的优势。国家决定，在昆明建立第二个国家级动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1958年12月他受命主持筹建该所，离开倾注很多心血的云大，他从心底不愿意，一直拖着不把档案转到中国科学院。就是在筹建昆明动物研究所期间，仍坚持为生物系的学生讲课，与继任的同仁们一起为生物系的未来谋划着、展望着，直到1960年秋有关部门强行从学校调走他的人事档案。从此，潘清华带着从云大生物系毕业的学生，开始又一次创业。他在动物所先后任副所长、党委副书记、所长、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生导师等，使昆明动物研究所从刚成立时的十几人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综合性动物学研究机构。他到动物所后，曾被选为中共云南省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和云南省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弥留之际，嘱咐子女将他一生积累的所有书籍和研究资料，捐献给昆明动物研究所。
1.1946年《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ofoctooy organ of Koloula Borealis(burbour)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Rana Nigromaculata Hallowell.Quartery Joumal of Microscopical》,Science Vol.87 partII oxford England.(E1·Toui)
2.与郑作新等合作：《1957年中国鸟类的新纪录》,《动物学报》第9卷第1期。
3.与郑作新等合作：《1958年中国鸟类新纪录Ⅱ云南西双版纳地区(非雀形目)》,《动物学报》第10卷第1期。
4.与寿振黄合作：《1959年云南的熊灵猎》,《科学》第35卷第4期。
5.与彭鸿绶、李致祥合作：《1962年云南野牛的生活习性及其驯养的初步观察》,动物生态及分类区系专业学术讨论会。
6.《1962年我国淡水鱼类一个属的新纪录》(缺鳍蛤属),动物生态及分类区系专业学术讨论会。
7.与李树深、彭燕章等合作：《1964年国内鸟类的首次记录》(包括一个科和两个属的新纪录),《动物学报》第16卷第3期。
8.与伍献文合作：《1965年滇池鱼类区系的来源和种的分化》,研究报告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