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洲(1903～2000),云南石屏人，曾任国立云大附中校长十个年头。又任过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民革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云南省委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以惊人的毅力为人民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一生。
1917年杨春洲由家乡来到昆明，当年考入完全公费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解决了家庭无力供他升学的困难。1919年五四运动，《新青年》、《新潮》、《新教育》等进步杂志传到昆明。他受到进步思想的鼓舞，深感云南教育相当落后，只有“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才能救中国。他决心摆脱云南的旧教育环境，在朋友的帮助下筹得路费，隐瞒母亲(父亲逝世)和同学们一道奔向北京，这是1920年的事。他到京后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拼命用功，但得不到家庭的接济。终于在第二年5月，考入公费待遇的北京师范学院本科二年级插班。1923年夏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他又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云南省教育厅对国立大学滇籍学生每月补发15元津贴，使他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能继续攻读。
1924年春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经1925年北师大中文系云南籍学生范士融及同级学生张郁光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中，北京学生被段祺瑞政府杀害42人，范士融为其中之一。这对杨春洲震动极大，使他更加看清反动政府的罪恶，遂毅然弃学奔赴广州参加革命。他曾经秘密回云南参加推翻云南军阀的活动，以纯洁、诚朴和热情的革命行动，获得了国民党总政治部副主任孙炳文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的信任。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中的团政治指导员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政治部科长，对革命作出贡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被迫从南方潜回北京恢复学籍，1929年由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向华北进军，北京危在旦夕。杨春洲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京各校教职，应开封师范之聘，1933～1935年在该校讲授化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美国出版的《今日化学》、《化学世界》两本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今日化学》一书畅销全国，再版11次。《化学世界》出版后，因纸型被日本飞机炸毁，未能再版。
1935年冬杨春洲以版税所得，携带家属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作研究生。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发动侵华战争致不能继续学习，他毅然于1937年2月回国。此时日本法西斯猖狂达到极点，目睹国难日益深重，他勇敢出任教学秩序极为混乱的上海暨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导主任。他引进一部分进步教师如杨一波等来校任教。这些进步教师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短期内恢复了教学秩序。“八一三”后，上海随即沦陷，杨春洲只好返回故乡云南。
杨春洲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见了面，熊校长欣然把云大附中交给他办理。1937年8月，云大附中由云大迁至小东门内原昆明县政府旧址。这时仅有高中男生一至三班，全校学生130人左右。学校初创设备极为简陋，除这三班学生用的教学课桌及寝室里的六七十张高低床外，仅有三张办公木桌、四把烂藤椅，没有一本图书、一件仪器。每月经费折合国币750元，不及上海一个普通小学的经费多。
杨春洲校长发动师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清除垃圾。老师们起带头作用，学生干劲更大。不久全校垃圾完全清除，还修建了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接着，熊庆来同意将钱直接交附中购买图书，仪器也由云大拨给一部分。在短短一年之后，学校从无到有，已购置到图书上万册以上。省内知名人士缪云台捐赠的高、初中使用的物理、化学仪器及药品，云大生物系拨给的放大500倍的显微镜20架，使附中的图书、仪器逐步充实。
杨春洲针对云南教育界的一些弊端，力争在云大附中形成朝气勃勃的教学风气。云南教育界的一些恶习，在云大附中是找不到的。学校一百多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到处宣扬“附中精神”。经过再三琢磨，学校一致同意教导主任杨一波、楚图南提出的下列原则：“附中精神是积极的、奋发的、民主的、自觉的、社会的、现实的。”在工作上，在对学生的要求以此为尺度。久而久之，附中精神不仅在校内为师生所熟知，校外的青年也在仰慕附中精神。杨春洲和师生们共同制定的附中精神的提出，是针对当时云南教育的萎靡不振，奴性十足，对学生一味高压，一切教学脱离实践，只知有己不知有社会而提出的。为纠正上述这些时弊，提出这一明确的方针，启发了学生们的青春活力、自立精神，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们认识到：读书不再是为读而读，亦不是为个人的升官发财而读书，而是有所作为而读书，要读实用之书，要为实践而读书。
1938年9月27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9月底附中疏散路南。在路南时的附中已有5班学生，总人数达200多人，加上教职员工及家眷，共计300多人。迁到路南不到三天，就在文庙里照常上课。杨春洲校长富于开拓精神，不仅培养男青年，也要培养女青年；不仅要办高中，也要使附中成为一所完全的中学。迁到路南的第二年，即开始招收女生。学校规模由五个高中男生班，扩充到有六个高中男生班(同一年级有两个班),三个高中女生班，六个男女混合的初中班。从1942年暑假开始，每年毕业五班招收五班(即毕业和招收两班男高中、一班女高中，两个男女合班的初中班)。学校经常保持15班，学生人数达到660人左右。后又代办两班大学先修班，在校学生人数达750多人。
抗战时期各方面都有困难，杨春洲校长尽一切努力去克服。师资问题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在数量及质量上都能满足教学上的需要。经费问题，1944年教育部发给学校国币200万元，用这笔钱在东郊龙头村盖了六幢教室。
云大附中的声望越来越好，人们的印象是附中学生身体好、功课好、品德好。每学期学生回家，都长得健健壮壮的。附中学生投考大学的升学率高。如1941年高五班学生毕业有31人，投考西南联大录取27人，占87博得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送子女考附中的也越来越多。每年暑假招收新学生200余人。
在昆明北郊龙头村一共住了五年。学校仍像在路南一样充满严肃、紧张、活泼、进步的气氛。最难得的是教师队伍中，很多人“教书育人”,把主要精力扑在教学上。楚图南老师、冯素陶老师在路南上课时，自己编讲义。楚图南不仅介绍许多苏联文学作品给学生，还写成了慷慨激昂、催人向上的歌词《山国的儿女们》。由王天祚谱曲成为云大附中“校歌”,师生们唱了半个世纪。它焕发了学生青年时代的理想，成为鼓舞同学们前进的力量!
杨一波、魏华灼、苏滋禄、沈传良、赵讽、程浩飞、黄平、董大成、董有松、张光年、刘北汜、周基坤、许之乔、阎昌麟、朱德祥、魏孟克、唐立寅、张学源、朱维藩、陈贫谷、谭元坤、李晓、李旭、徐守廉等均为教书能手、好的教务主任。老师们认真教学，循循善诱，深得同学们的爱戴。此外，附中的体育一向出色，这是和体育老师技术优良，服务热心分不开的。校长提出“过不了河的算不得附中学生”!体育老师魏徐年、张光汉等始终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教会大多数学生游泳。还举办每年一次的游泳比赛，热闹非凡，蔚然成风。使学生的身体素质逐渐得到提高!
这些老师都是杨春洲请来的。有的还亲自上门送聘书；他们到校前的一些困难，已经由学校帮助解决。老师教得好，常受学校表彰。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揭露反动政府的罪恶而遭追查，派人到校抓捕。杨校长千方百计疏通关系，保护教师的安全。
杨春洲作为校长，长时间里能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办学方面协调一致。师生中的一些进步活动，学校常常是采取支持的态度，使党和它的外围组织的活动，能较为顺利地开展。从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中，哪些老师、同学是共产党，杨校长不清楚。但对进步老师的一些做法，总是满腔热情支持、帮助，使他们能发挥积极作用。楚图南、冯素陶等教师，自己编讲义，介绍苏联的情况，将社会发展史的观点介绍给学生。在路南时，中共党支部十分强调课外活动，这对宣传抗击日寇、提高公众觉悟有利。杨春洲支持这些活动，如师生出的抗日壁报有好文章，先盖教务处的图章，支持公开登出。附中早在1937年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已在教师、学生中发展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6月建立第一个党支部。
随着党组织的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也在学生中建立和发展。按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过“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会”、“抗日先锋队”、“社会科学研究会”、“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等等。师生们继承和发挥“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在课内学习方面，这些进步组织的成员，团结师生，奋发向上刻苦学习，使云大附中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例如：到接近解放的1947～1948年这段时间，云大附中在校的15个班，约600名同学中，就有3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27人参加“民青”组织(两者约占同学总数的26%)。1948年“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中，云大附中被国民党逮捕、监禁在“夏令营”、“特刑监”的同学达87人(其中党员和“民青”成员共59人)。运动以后，又有大批师生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有的参加政权建设；有的组织工农群众开展斗争；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所属各支队，进行武装斗争，解放了大片土地。在这些斗争中，31名师生壮烈牺牲，被各级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附中学生的课外活动是活跃的，壁报、画报、营火会、话剧样样都搞得热火朝天，救亡工作更加顺利地展开了。高班次的学生还在龙头村办夜校、识字班，“红药水医生”到农村等活动。不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还秘密地发展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民青”、“农民翻身会”等。
杨春洲深恶痛绝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掌校十年当中，由于他和党组织的抵制，没有一个学生加入国民党、加入三青团。
云大附中的进步性，从1946年以来特务就特别注意。云大熊庆来校长认为附中办得很好，为他增光，常以此向各方夸耀。但自1946年以来，云大数次接到南京教育部及国民党省党部的密件，都说附中校长是危险分子，附中是一个赤色根据地。熊校长迫于反动派的压力，对杨校长提出责备、警告。1947年暑假，杨春洲被迫辞去附中校长职务。熊校长即聘他到大学任理学院教授。云大派教授秦仁昌等组织附中校务维持会，并让思想反动的人担任附中校长。附中学生反对校长的风潮又起，一直闹到1948年“七一五”事件后学校解散为止。
考验的时代来到了。1948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昆明地区学生运动全面开展。云大附中的师生们站在斗争第一线，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此，云大附中被反动政府“明令解散”;杨春洲当时在云南大学担任教授，也被解聘了，他被迫逃到香港。在香港的时间里，协助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8月，杨春洲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来到北京。“十一”开国纪念日，他光荣地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盛典。11月1日中央教育部成立，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副司长。
1951年秋天，昆明师范学院聘请他为该院化学系教授兼副教务长，对师院教学工作多有建树。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来，他的才华难以发挥。1978年得到改正，被聘为昆明师范学院顾问，并被选为云南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及民革云南省副主任委员，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值得庆幸的是，杨春洲在云大附中10年辛勤劳动，开出鲜花结出硕果，云大附中70多年中培养学生约数千人，他们遍及全国，大多数为国家建设的栋梁。有的为新中国的建立英勇牺牲，成为烈士；有的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教授、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才；更多的是国家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的中上层干部。真是“桃李满天下”!同学们怀念附中，更对抚育他们的杨春洲老校长表示十分关怀和衷心敬仰。海内外师生，每到昆明总是登门看望、感激他，给老校长极大的欣慰。昆明的校友们还为老校长祝寿，满堂喝彩!老校长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他常念着“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九十不算老，一百不满意”,他这样逗乐大家，也是这样乐观、宽容地处人处事!
杨春洲平时无不良嗜好，唯独喜爱摄影艺术。他从事摄影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有较高的造诣和成就。他曾在香港、北京、昆明及全省各地、州举行过个人摄影艺术展览。又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多次以整版篇幅向国内外读者介绍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各方面的成就，收到了极好的效果。1987年，他被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云南摄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他从1938年进入石林拍摄，与石林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开拓石林摄影第一人”。他拍摄的石林风光及祖国各地风光，有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造诣，曾出版《杨春洲摄影作品选辑》、《石林摄影50年》两部影集。
杨春洲虽居耄耋高龄，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不服老，仍焕发出惊人的活动毅力。他关心我省的文化教育事业、祖国的统一、统战工作等等。而且更对附中的健康成长，情有独钟。每到附中校庆或有重大活动，他必定应邀带老伴丁素秋教师前来参加。老校长把他多年稿费的积累二万元，捐给附中建立“杨春洲奖学金”,鼓励学子们立志成材、报效祖国。
杨春洲老校长爱国爱乡、善良无私的品格时时教育着后代。他在97年的生涯中，新旧社会各占一半，他一直在关心教育事业。他不仅给附中捐款，还给石林一中、石屏一中、二中、宝秀中学、建水一中等中学捐款。他的名字和精神将长久活在我们记忆中，超越百年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