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家(1904～1992),云南禄丰县人，出生于殷实大户之家。1919年李德家15岁时，由其父力主入读于昆明承德中学。他勤学苦读，以优异成绩毕业，旋即转入北京大学补习学校继续学习。时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定，在京驻足未及一年，因国内求学难成，便决定出国深造。
1924年李德家远涉重洋，踏赴美国自费留学。异国他乡求学之艰辛，他深有体会：从当时最封建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中，一步跨到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社会和教育中，学习、生活方面的困难接踵而至。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是他初到美国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尤其是语言障碍，逼迫他不得不先去学习英语，于是进入华盛顿州浦尔门中学补习。从1926年起，李德家初在格林尼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肄业，后于芝加哥路易斯大学毕业。1930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写有论文《‘十年来的裁军’问题》,获硕士学位。接着续读该院哲学博士，写论文《巴力斯坦委任管理制度》,获博士学位。1934年在美国卡内基金会研究部任研究员，这是一所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机构，他曾被派赴欧洲专题研究犹太人问题，并就此写过专题报告。他在美国专攻“国际关系”及“西方各国政府制度”,对此深有研究。
李德家在美国完成了学业之后，伴随着深切的思乡之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之途，1935年终于回到了朝夕盼望的祖国。经过一段时间求职奔走，他在四川成都找到了教职，应聘到四川大学政治系任教授，同时兼任成都军官分校政治教授，成都金陵大学政经系特约教授。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外交史”、“世界外交史”、“欧洲近代史”、“国际公法”等。除了教书授课之外，他还于1936年在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导师兼总秘书，1938年又投入社会活动中，参加了以张澜为会长的宪政促进会，督促国民党实行宪政。
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社会交往日趋广泛之际，其父与长兄相继去世。李德家自幼受老父教养之恩，无以为报，听此噩耗痛不欲生，又念及长兄之薰陶，心情极为沉重。他无法在川大继续执教了，辞去教职，于1941年回到了昆明。他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来，整顿家务，并为振兴家业，筹办昆明长江银行分行。银行开业后李德家任经理，由于其家境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及广泛的交际圈，银行生意倒也过得去，然好景不长，因与董事会分歧较大，银行歇业。
1942年，李德家第一次在云大政治系任教。当时因该系四年级的“国际公法”及“外交史”两门必修课无人担任，学生要求开设，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找他去商量，聘为特级教授，答应上了一个学年课。
1943年，通过中共华南局特派到中国民主同盟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的周新民和民盟青年部长潘大逵两人的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我省最早的盟员之一。从那时起，李德家一直同组织有联系，对民盟及其所接受的中共的领导，始终忠贞不二。曾担任过民盟主办的《民主周刊》编辑委员，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与迫害。当时，他因国民党的日趋腐败而增加了厌恶，“多肯于闲时与进步人士接近，得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头一次手摸着、眼看着中共代表性的著作，其论调充满了大中国的气度，”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相比较，深感“其不可同日而语。”而八路军的艰苦抗日，渐渐地使他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在昆明，耳闻目睹了“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血的事实，对军统特务深恶痛绝。他进进出出打听消息，曾数次被军统特务跟踪窥视。他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这白色恐怖当中，处处提防，时时谨慎。
1948年5月，海南大学约聘他任文理学院院长。期间，因开除学生问题与董事会发生争执，同时因天太热，便借故重返昆明，任职仅短短三个月，辞去了海大职务。
1948年9月经熊庆来介绍，李德家再度入云大，任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开始了在云大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进云大后他一面授课，讲授“西方各国政府制度”、“国际关系”等课程，一面整顿政治系教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煞费苦心，政治系初见规模。他秉性耿直，曾为一些教师的待遇不平而据理力争，为维护教职员工的利益而得罪了一些人，但其身后却有广大的师生员工支持他。
1949年“九九整肃”,云大一片慌乱，教职员工人心惶惶。此时，由卢汉提名推荐李德家为云大文法学院院长一职，整顿院务。他提出了整理院务的几条意见：一是建立院务工作制度，二是各系聘请教师须经院务会议作最后决定，三是各系经费由院务会议作决定分配。这些措施打破了混乱的局面，文法学院趋于稳定。他还通过朋友关系，介绍美国领事馆一领事的妻子到云大为政治学系学生作报告，讲述一些美国政治名著,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受到师生好评。
解放前夕云南和平起义，蒋介石命国民党第8军、第26军向昆明进犯，“保卫昆明”是当时一场极其严肃的斗争。李德家在会泽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慷慨陈词，痛斥蒋介石派军队攻打昆明，还劝慰与会教职工，凡可以教书的都留下来继续教书。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留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有的朋友劝说他带家眷出去躲躲，按他的条件，可以去美国，或者去台湾，均被他一一谢绝，他相信党会正确对待自己的。后来，他看到在党的领导下祖国建设的成就，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那种艰苦耐劳的精神，使他“感觉惊奇、佩服，感觉到同是中国人，旧新相较，何如是之不同!”朋友曾问他对党的领导人的看法与观感，他连说几个“好”字!
在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李德家从政治系调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教学，讲授“世界近代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等课程。同时，收集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准备作些研究工作。他具有很好的科研条件，专业精通，通晓英文，中译英、英译中均可，德文可以阅读政治书籍及杂志，且古文也好。不幸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便不想做学问了。忍痛把收集的资料烧了，从美国带回来的《美国史》、《欧洲史》等书，送给了本系教师马忠民，又把《清史稿》和《明史》送给了另一位教师徐文德。李德家没有留下什么学术著作，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了。1957年全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建议。他参加了一次民盟的会议，费孝通、杨维骏、江应等也到会，内容是讨论知识分子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义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便是后来所谓的“六君子事件”。接着，全国开展了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在反右的有关文章中，指出李德家是章(伯钧)、罗(隆基)在昆明的同伙，于是他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下放到宜良监督劳动。在遭遇如此重大的打击下，李德家始终相信党的领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主动干活，肩挑背驮，很卖力气。1959年调历史系资料室当管理员，责任心很强，一个人把数千册图书管理得井井有序，有条不紊，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学习、研究的好环境。由于他表现不错，1959年摘掉了右派帽子，1979年又得到了改正。
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李德家立即参加了云南省地震史料工作组，与其他四十余人一道，历时半年，普查了五百多部地方历史文献和档案、报刊、杂记、国内外地震报告、地震调查资料等，搜集资料四千余条，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和进一步考证的基础上，编辑了《云南地震资料汇编》,后于1988年由地震出版社出版。云南地震频繁，史料丰富，但比较分散，收集困难。这份资料的问世，为地震学和地震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德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以八十高龄表示要为实现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克尽绵薄。1982年他调法律系，参加了中国政治学会、担任过学会顾问，并参加了北京、昆明、济南三省市中国政治学会学术研讨会。1985年李德家82岁，他向学校申请退休，但退休后希望能发挥余热，为我校科研和指导研究生任务而继续工作。当年，他同其他几位教授领衔申报了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次年即招收了云大政治学专业第一批研究生。李德家负责指导研究生张丽华，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制度”,开设了“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宪法”、“世界史”、“国别史”等课程。开始时在教室上课，后因他糖尿病住过院，身体很差，便改在他家里上课，热情接待，像对待家人一样。实行诱导型教学方法，循循善诱，非常耐心，并介绍《世界史》、《英国史》、《德国史》、《美国史》等书籍，让学生自己阅读，广泛涉猎。张丽华的毕业论文《英国内阁如何解散议会》,近5万字，由他悉心指导，其中部分发表在《云南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精选》上。李德家已届耄耋之年，却不知老之已至，仍然精神矍铄，一面指导研究生，一面挤时间进行科研，对“中国职官制”问题写过手稿，有近十万字，对“西方文官制度”也写过手稿。只可惜岁月不饶人，终因年迈未能整理付梓。
他热心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在民盟组织内，先后担任民盟西南总支委员会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常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1983年转入农工民主党，成为云大第一个农工党成员(1988年云大农工党支部建立)。1985年10月在昆明举行农工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德家被选为农工党云南省副主委，1991年农工党省的二大，他又被选为名誉副主委。他还是省政协第一、四、五、六届委员。
1992年8月26日上午，李德家无疾而终，享年88岁。他虽有过坎坷的遭遇，但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长期在高校工作，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作风正派，襟怀坦荡，爱护青年，乐于助人。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