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坤(1910.3～1993.5),字健南，云南普洱人。他生在一个经济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和哥哥是主要劳动力。幼年进入村办小学读书，1924年考到普洱第四师范学校。1929年毕业时，因弟兄分家等家务纠纷，使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机会，返乡在村办小学教书。
杨元坤到村办小学教书不久，父母作主给他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村女为妻。他非常反感这门亲事，为跳出火炕，决心报考由省教育厅资助的学校去读书。1931年9月，他如愿以偿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专修体育。教育厅按每月15块大洋的奖学金汇给他做生活费，不敷支出部分由父母接济。体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书本知识，而且要在运动场训练。一个优秀的学生要付出相当多的辛劳，才能掌握各种技能。南京的夏天十分炎热，温度常在30度以上，很多人躲在荫蔽处纳凉，而他总是抓紧时间在运动场上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
1935年8月他获得教育学士学位，毕业回到云南后，由省教育厅介绍到省立云瑞中学任教员兼体育主任。在该校任教期间，他了解到由于体育教员奇缺，全省各类学校任体育课教员的绝大多数不是科班出身，学校体育课由其他课的老师兼任。为提高教学质量，省教育厅曾在1933年拟定筹办一所专门的体育学校。杨元坤主动请缨筹办体校，得到获准后，他邀请昆明市体育界前辈罗学渊、罗正华、张四维、姚继唐以及1935年从南京、北平、上海体专毕业的李立贤、王昌锡、毛昌华、魏丕栋等参与创办。1936年秋经教育厅批准，云南省昆华体育师范学校在昆明市拓东路盐行会馆挂牌成立。教育厅拨旧滇币3万元作为开办费，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以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为宗旨。教育厅委任罗学渊为首任校长，杨元坤任教务主任。杨元坤对委任不满，后又在经费、建筑设备等方面与教育厅主管发生矛盾，导致他和其他6名教师同时退出学校，使刚成立的体育师范遭受很大的打击。这惹恼了教育厅的主管，当即下文通令全省，宣布永不录用他。
云大1923年建校后，在课程安排上就设有体育课，体育课定为必修课但不算入学分。学校体育部，受校长直接领导。由于诸多因素，体育教师像走马灯一样前后换过几批，到1937年体育部名存实亡。这年7月，熊庆来应聘从北京回云南任云大校长。为促进云大的发展，他四处招揽贤才。杨元坤经时任云南省合作事业金库总经理、云大经济系兼任教授杨克成推荐，被熊庆来聘为云大专任体育教员兼任体育主任，由他负责全校各年级男、女生每周2小时的体育课、每天全校学生的早操以及学校各种球队的训练。1938年7月云大改省立为国立大学，学校的机构发生一些变化，训导处下设体育卫生组，设主任1人，任命杨元坤为该组主任。他任职后，坚持一至四年级(医学院五年级)每周有2学时的体育必修课，体育成绩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和毕业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疏散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许多著名的教授也随校到昆明，联大的一些教授被云大聘为专任教授或兼任教授。1939年，杨元坤推荐清华大学体育教授涂文担任云大体育专任教授兼体育主任，体卫组又聘请张汝汉、杜志高等，使学校的体育课得到加强。这年他晋升为体育专任讲师。1943年晋升为副教授，1948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成为“云南第一位体育教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第七十二卷《体育志》)。
1942年涂文应聘到贵州大学，体育卫生组主任职务由杨元坤接任，直到1950年止。在这九年中，他注重体育师资建设，通过熟人朋友先后介绍多名过去的同学、同事及刚从体院毕业的学生到校任教。1948年5月28日统计，体卫组教师已有9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4人、助教2人、助理员1人。他任职期间，学校体育课内容较为丰富，有田径运动中的短跑、中长跑、跳跃运动、投掷运动；球类运动以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垒球为主；另有障碍运动和游泳课。住校学生须坚持上早操，无故缺席2次者扣操行分，因病连续缺课10次也扣操行分。学校各运动队的队员除每周坚持上体育课外，还要训练2次。学生的体育课评分成绩采用百分制，每学期结束后评定成绩，将学习态度是否端正、勤奋努力与运动成绩结合起来，各占一半的分数。这些措施对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起了较好的作用。他不仅措施得力，而且态度坚决。当时有不少学生对体育课不重视，缺课较多，体育成绩不及格，他就按规定执行，决不通融，这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但他毫不手软，仍按规定办事。
为广泛开展田径运动，他受学校委托与市政府教育局协商，将原属市教育局管理的东陆运动场拨归云大管理使用。获得东陆运动场管理使用权后，他在体育场原有基础上增辟了沙地篮球、排球场，单双杠运动场。场地面积扩大到42000多平方米，成为当时设备较好的综合运动场。云大体育场除供全校师生使用，还向全市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开放。一些中小学的运动会也常在这里举行。1937年7月初，全省各单位派代表队在云大东陆运动场比赛，从中选拔云南省参加第七届全运会的队员，杨元坤是云大代表队的教练并兼这次比赛的裁判员。这次全运会因发生七七卢沟桥事件而未按时召开，直到1948年5月才在上海举行。杨元坤作为本届运动会的专门委员赴上海，而云南省因无经费不能派队员参加，他成为云南省在这次运动会中的唯一代表。杨元坤在体育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曾在任教的学校讲授过体育教育概论、运动生理、卫生学、体育史等。1938年发表《云南民众体育》,1943年发表《体育教育之研究》,1946年发表《战后中国大学体育之改进》,1964年发表《田径原理在田径教学中的应用》等论文。
他在我省体育运动普及、推广工作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1942年西南联大体育教授马约翰在昆明成立“中华体育协会云南分会”,并担任会长。抗战胜利后，马约翰等外省籍体育教师随校离开云南。离昆前，马约翰通过他人将一些体协的文件和一部电话机交给杨元坤，并示意他以云大为基础把体协的工作负责起来。杨元坤征求了一些在昆体育界同行的意见后，组成了昆明体育学会，他任理事长。开展了以体育活动形式进行各种名目的募捐活动，如给妇女会筹集儿童基金。1947年3月为促进昆明青年身心健康，养成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良好习惯，组成青年体育委员会，聘请杨元坤为主任委员。1950年10月2～9日，在拓东体育场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昆明市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这次大会进行了篮球、排球、足球、垒球、拔河、田径等项竞赛。杨元坤参加了这次体育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拔河竞赛评判长。“文革”前，他曾多次在省运动会上担任田径赛裁判长。1952年西南大区在重庆举行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他作为裁判员参加这次运动会。他在排球运动方面有娴熟的技能和较高的威信，文革前一直担任省排球协会主席。
他一生爱好网球运动，曾任中国网球协会会员、云南省网球协会咨询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省长郭影秋派车将他接到太和街潘朔端市长住处，与来昆视察工作的贺龙、李井泉一起打网球。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央领导人打球，开始非常紧张，但贺龙元帅的一句话使他消除了紧张情绪。贺龙说：“我早就认识你，1952年你在西南区运动会上做过裁判工作，大家是老朋友了。”贺龙的和蔼可亲的态度，让他能放开思想，边打球边与国家领导人进行交流。1957年，国家体委将在上海举行全国13城市网球比赛。为挑选优秀选手参加比赛，省体委在昆明举办选拔赛，杨元坤因球艺高超获得参赛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中国体育史学会委员、云南省体育文史委员、云南省体育科学学会委员、昆明市体委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老年体育协会委员等职。
政治上杨元坤也有许多曲折经历。1940年他参加中国国民党，同年任国民党云大区党部第一届候补执行委员，后又任云大区党部执行委员，曾一度代理过区党部书记职务。1940年11月时为学校训导长、国民党云大区党部书记、经济系教授的伍纯武与杨元坤收集熊庆来的所谓“问题”后，由他多次秘密地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投递举报信，举报的实质是“倒熊拥伍”。结果是伍纯武被逐出云大，杨元坤也险遭解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杨元坤逐步看清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人民群众的残酷迫害，1947年他趁撤销云大区党部，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的机会，拒绝向省党部递交登记表，脱离了与国民党的组织关系。1947年“七一五”运动爆发后，他曾保护了进步学生马丽、杨守笃、李德钰等。1953年经龙泽汇、曾恕怀介绍加入云南省民革，任民革云大支委、副主委、民革云南省委委员。杨元坤向来说话直爽。曾针对“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胆提出不同看法。1960年在民革省委学习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讲过这么一段：“我认为教育不可能多快好省，如其一定要这样做那就形成赶任务，影响毕业生的质量，难以适应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革”开始后，这个历次运动都受到审查的“老运动员”首当其冲，遭受过捆绑吊打、游街示众、挂黑牌、戴高帽、关“牛棚”、轮番批斗，人格遭侮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云大党委否定了“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使他精神焕发。80年代初，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但还是顶烈日、冒严寒地在体育场上为学生上课，参加教研室的科研活动。每次上课仍然是提前到位做好各项准备，看到有些体育教师在上课中出现的不规范动作、有违师德的行为，敢于不顾情面当面指出。1980年，他为云南广播电台及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撰写了《体育健儿喜相聚，两地同胞骨肉情》的广播稿和《云南省体育史》的编撰工作。1985年被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师，1986年评为云南大学“教书育人”的先进个人。同年退休后依旧天天坚持打网球，参加社会活动，为云南体育事业继续发挥余热。1987年受到省人民政府的表彰。1993年2月，一向身体强壮、很少进医院的杨元坤被查出患肺癌，同年5月15日去世。
2.云南体育文史合订本第1-15期，云南省体委文史编辑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