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光(1899.1～1960.3)，字勋仲，云南大理人；幼年思想敏捷，勤奋努力，刻苦好学，但家境贫寒，靠当小职员的舅父的微薄资助才幸免辍学。他在大理中学毕业后，于1914年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7年以官费考人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

陈复光在哈佛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史，他的指导教师是当时东欧史和国际政治权威学者劳德(Lord)和柯烈治(Colidge)教授。柯烈治曾语重心长地对陈复光说，研究国际关系宜从近邻开始。以美国学子之立场，应侧重研究美国与加拿大及南美洲之关系。以中国学子之立场，应以苏俄与日本为研究对象。尤其中国与苏俄，接壤九千公里，中俄邦交建立最早，关系密切，与远东局势息息相关，中俄邦交史的研究实为必要。于是，陈复光集中精力搜集中俄关系史的书籍、资料进行研究，同时学好俄语。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他撰写了《一六八九年以来之中俄关系》这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并立下毕生专攻中俄外交史的志向，后来取得显著成绩。

哈佛大学毕业前，陈复光打算绕道欧洲收集外交史资料后回国，为了挣一点钱作旅费，特地安排了一些时间，到餐馆洗盘子。在取得哈佛大学外交史及国际法博士后，陈复光绕道经英、法、德、苏等国，不顾忍饥挨饿，追寻资料。在柏林某图书资料室，他查到一份不能外借的珍贵资料，经苦苦恳求工作人员，在付出高价后，才用打字机为他打印了一份。回到香港时，身上的钱只够买客货混杂的统舱船票去上海。上船后他西装革履地往底舱走去，乘务员说：“先生，你走错了!”把他领到上等客舱，弄得他很尴尬。回国后，陈复光又发表了《中俄外交秘史一幕》一文。

陈复光回国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所属法权讨论会秘书，1928年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930年回到云南，任东陆大学教授，主讲各国政治制度、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这时龙云主持滇政，以省主席兼38军军长，乃任命陈复光为陆军38军政治部主任，38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逐渐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陈复光曾加入宋庆龄、沈钧儒领导的“全国救国会”，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发生后，龙云曾派陈复光为代表，到成都作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工作，使川、滇行动一致，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行动。

1935年，杨杰将军主持陆军大学(杨杰也是云南大理人，与陈复光同乡)时，聘请陈复光为陆军大学教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杨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陈复光任大使馆等秘书。在驻苏期间，他协助杨杰大使做好工作，争取苏联对华的抗日援助，同时尽力搜集与中俄、中苏有关的外交关系史料，包括第一手的俄文资料，如《帝国主义时代之国际档案》等珍贵资料；还注意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陈复光在苏联两年后归国，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陈复光在苏联时，有感于“斯塔汉诺夫运动”(斯塔汉诺夫为工人，在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故苏联政府提倡推行“斯塔汉诺夫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回国后即向蒋介石上书，建议开展类似的运动。为此，蒋电令陈复光到重庆会见，表示支持在中国试行。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工作竞赛委员会”，委派李宗黄为主任委员，但搞了一段时间，却没有明显的成效，此事乃不了了之。

1942年5月，日寇入侵我滇西地区，形势危急。当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请缨赴滇西保山前线，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复光等人陪同。待形势缓和后，李根源、陈复光等返回大理，与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商议成立军事干部学校。宋希濂非常高兴，报经国民党中央军委批准后，遂在大理成立了“滇西战地干部训练团”，简称“滇西干训团”，由蒋介石名义上兼任团长，龙云、李根源任副团长，宋希濂为教育长，而以陈复光为教务主任，实际主持教务工作。1943年5月，在昆明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简称“驻滇干训团”)后，滇西干训团遂改名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陈复光在滇西干训团亲自讲课，又邀请西南联大的费孝通、曾昭抡、潘光旦、张文渊等十位著名教授到大理为干训团讲课。

1944年，由龙云推荐，陈复光一度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云南处处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复光再度受聘为云南大学教授。除教学外，即集中精力研究和整理其代表作《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该书的整理得到了李济五、张凤歧的协助。

为排除干扰，完成《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陈复光举家迁到昆明西郊小团山乡间居住潜心写作。当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乡下供电不正常，很多时候是在烛光、油灯下写作，在浓茶、卷烟的陪伴下完成这部著作的。陈复光的工资收入，除维持家庭生活外，全部用于购买中外书籍和订报刊，家藏之书达万册以上，既有古籍线装书，也有英、法、德、俄文书籍。他经常到近日公园附近外文书店看书、购书，一呆就是半天一天。由于常去和书店店员也混熟了，获得特许可到楼上书库看书。一次书店下班关门，店员忘记了在书库看书的陈复光，把他锁在里边。过了好一阵，陈复光才发现被锁在里而了，只好打开楼上窗子，请过路人帮忙找店员来开门，这一天到半夜才回到家中。

到1947年8月，《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终于列人“西南丛书”乙类之第一种得以出版，由云南崇文印书馆印制。杨杰、姜亮夫写了“序”和“跋”。随后他又发表了《中苏轴心与世界和平》、《世界形势与新战争》等若干篇学术论文。

在解放战争时期，陈复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与杨杰等有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从事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政策的民主运动。他还与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民盟成员张天放、杨春洲等往来密切，参与了“星五聚餐会”的活动，在军政界知名人士中鼓吹反蒋。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杨杰曾派陈复光为代表面见李宗仁，协商今后的工作。李宗仁通过陈复光的好友、时任外交部长的甘介候，挽留其在国民政府任职，他不为所动，毅然返滇。云南起义前夕，他两次赴港，与龙云密商，并代表龙云去四川联络刘文辉等，鼓动滇川共同起义。这些活动为国民党特务侦知，而被列入准备杀害的黑名单之中。

陈复光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谭平山、朱蕴山、陈铭枢、王昆仑等有深交，并于1948年加入民革。全国解放之初，陈复光受周恩来电邀赴京，适逢民革中常务会议召开，遂邀陈复光列席，商讨筹建民革云南地方组织问题，任命其为民革云南省筹备会委员，与张天放、杨春洲共同负责组建工作，随即成为民革云南省委首届常委，主管宣传教育工作。

在此期间，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曾任政治系主任、历史系教授，当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又任云南省政协第一届常委。

1950年，陈复光应邀去北京时，曾将《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送给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1951年，陈复光赴京开会，周恩来总理接见与会代表，见到陈复光后，边点头边握手说：“大作已读，很好，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很有研究价值，你要继续研究下去。"陈复光受到鼓舞，又废寝忘食，继续搜集资料，准备进一步修订该书。1955年，周总理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途中经过昆明时，接见有关人员，陈复光亦在其中。周总理握手时又对他说：“我们的中俄关系史专家，你对申俄外交史研究又进一步了吧?”陈复光甚为激动。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过程中，他却无端地被划为“右派”，因为他与罗隆基、潘光旦是留美的同学，遂被诬蔑为“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之一，横遭批斗，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即使在这样身心受到摧残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研究，撰写了大量手稿，临终前还对家人说：“这些资料和手稿要保存好，对国家会有用处。”1960年初，陈复光在农场劳动过程中，因患胃穿孔不治，含冤去世，享年61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复光的冤案得以平反，恢复名誉。

陈复光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他的代表作《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该书40万字，是作者研究国际政治、外交关系20多年的重要学术成果。这是我国研究中俄关系史最重要、最权威的拓荒性著作，它奠定了我国中俄关系史的基础，被称为是“近代奇书”。这部奇书之奇，就在于前人没有完成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的事，他完成了；一个人难以承担的事，他承担了；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他基本上说清了。这本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材料充实、丰富。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网罗事实，凡有关各国的外交档册、官书、当局者之行传、奏议、回忆录、日记、谈话及有关之外交史名著及译述，观览所及，成有甄采。"如《俄罗斯、中国》一书不仅印刷早(1902年印)，而且印刷数量极少(仅印、二百册)，又是俄文，陈复光也搜集到了。

第二，观点稳妥比较客观，能经受时代之检验。在本世纪40年代，陈复光已是一-位从事民主运动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他凭着学者的严肃态度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以艰苦的努力，提出了自己对中俄关系200多年接触历史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和认识，直到今天还是比较客观、稳妥的，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第三，全书结构合理，为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体系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建立的研究结构、研究体系及其侧重叙述的问题，对研究中俄关系历史的后来者，有相当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几种中俄关系史著作，事实上都是以陈复光的著作为蓝本，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陈复光教授应该看作是我国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先行者，其《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书，是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谢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