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西文(1866.12~ 1940.12)原名柏励,广东人。其父法国人，母为广东人。父亲曾在上海法领署及海关供职。双亲都是天主教徒。1874年,其父送他到英国读书。在英8年，他所学的是英、德、拉丁文及历史、地理、数学等。他曾打算学医,认为医学不仅可以医生理上的疾病，也可以医治心理上的病态，但他这一理想终未实现。16岁时，他因患肺病回国,治疗康复后,在上海、香港商行工作。30岁以后,他不愿继续从商，认为赚钱非人生高尚之目的。从此他专心攻读，所读范围广泛,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文别则涉及中、英、德、拉丁文,除读书外，他曾多次到日本和越南游历考察。

1900年,八国联军蹂躏北方，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幸未发生事端。英舰队司令西摩想入侵长江，柏氏闻讯大骇,他一方面为《泰晤士报》写稿,评述长江流域各省严令保护外侨，西摩若必欲进入，势必引起公愤而滋生事端，请报社用舆论制止;另一方面，他迳函西摩，力言此举无益，措词得体，不卑不亢。西摩取消这一计划,其部分原因与柏氏有关。

柏氏在越南时，曾办《前程报》和“致和会”,撰文唤醒被压迫被宰割的饱受亡国卑屈痛苦之越南人，致使越总督不满，被迫将报馆转让他人。辛亥以前，柏氏和中国革命发生联系，他在南宁办锑矿获利甚丰,利润用来资助革命。他在广西时，正值蔡罚办陆军小学,聘他教外文，他不限于教学，对学校行政建设，学生思想启发,都作出贡献。

1913年，他在越南因受总督的巨大压力而来到云南。他选择云南作为他后半生努力奋斗的场所,原意是想开发丰富资源；但后来他发觉云南教育落后，人才缺乏,乃决心培养人才。他最初是在甲种工业学校教英语，每天正课讲完后，主动提出义务教学两小时，后来各中学相继聘他任教，所以他每日授课达五六小时以上。1914年，社会上不少青年希望列柏氏门墙，他于是在南门租得一间教室开办夜间补习班,这个补习班日愈发展,教室已容纳不下。1915年，征得财政司同意借房，乃创办“英语学会”并附设夜校,该校最多时有十七八班，学生近千人。柏氏是有抱负的教育家,他教英文有两个原则:一是要学得通,二是把学外文当做达到某种目的必经之通道,而非最终目的。“英语学会”的课程编制,教材选择，师资训练，经费筹措，皆柏氏一人独力负担。他在“学会”也担任三四小时的课，于是他每日的工作量竟达到八九小时。他如此辛劳，非为名利，而是要造就一些有现代学术知识,有领导才能，有改造社会决心的人才,来建设新云南。“英语学会”也考送学生入香港大学,经费由柏氏请求外商和香港政府资助。以后由香港大学毕业后回滇的人不少,为云南培植了很多人才。“英语学会”直办到1927年因会址无法解决才停办。

护国之役,对外文件，蔡锷请柏氏代办，他拟英法文稿件向国际宣传，称袁世凯为"人民公敌”。在此之前不久，法国觊觎滇、桂、粤三省资源，向袁世凯取得钦渝铁路筑路权。柏氏为打击这一阴谋,乃建议政府，此系袁世凯非法行为，不予承认。那时法国请美国借予筑路贷款，美公使派人到滇调查,并访问柏氏咨询意见，他缕述法人阴谋，呼吁美维持正义，不予借贷,并为美使拟报告报回国务院,美政府据以批驳贷款案,事遂寝。

从1919年起，唐继尧发起创办“东陆大学”，柏氏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这是实现他在云南提倡现代化高等教育之一件重大工作。1922年7月8日，他被聘为东陆大学筹备员;1923年4月2日,被聘为大学预科英文教员。在大学任教时,他因材施教,性近科学或哲学的学生，便鼓励他们学科学或对他们讲哲学。他有很深的学术修养，所以在教学上能左右逢源。他讲课不只注意课堂上的讲授，还重视课堂外的复习辅导,因此他总是每天花二、三小时进行指导。他知识渊博,又善口才，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对学生讲文学。从希腊和罗马的古文学到文艺复兴以至后来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从荷马讲到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至现代的肖伯纳、高尔基等各国各时代的不朽之作；从老子道德经讲到杜甫的诗歌，总是滔滔不绝，诲人不倦。他还利用电影来作介绍文化的工具,担任昆明电影院的选片、译片、租片、取片等工作。从“仲夏夜之梦”、“金银岛”、“复活”、“静静的顿河”等名片,直到“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影片,都由他克服重重困难搬到云南。影院赚了钱,他只得到微薄的报酬，但他说:“我要利用电影来教育民众,提高一般人欣赏艺术的水准,增加知识面。我服务的对象是云南大众，而不是大众里面的少数人。”

1929年,他又创设“达文英语学校”，任教的都是他的学生,那时他已年逾花甲,除仍在“东陆大学”讲课外，其他学校兼课早已辞掉。大家不忍让他过劳，每天请他任一小时课，可他坚持每日四小时。每天课毕就编辑教材,缮写讲义,深夜始归，天天如是,暑寒无间,星期天也不休息，还邀集教员研究教学和文选精读工作。他就这样连续十二年,不辞辛苦办“达文学校”。

1933年，柏氏辞卸了“东陆大学”的教职，那时他已处于高龄，但仍然读书不辍，学不厌、教不倦。1940年5月，他患了重病，稍恢复又去上课，到12月,病转重，他还对学生分析形势说:“德国基础薄弱，不能持久，日本经济枯竭,崩溃就在目前。”后来愈沉重，抢救无效,于12月28日在“达文学校”逝世。

他空手来云南，没有一间校舍没有半文经费,凭他二十余年对教育的愿望与忠诚，牺牲和信念，在云南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云南省政府咨教育部的褒扬文中写道:“柏西文自民国元年来滇,创办’英语学会’,尽瘁教育,扶掖青年,生活斗室蜗居,仅蔽风雨;教学则废寝忘食,无间寒暑，凡二十八年,始终如一日。以其薪金收入，扶助贫苦学生，资之膏火,赠以书籍;自奉则蔬食一瓢,犹以为奢，赠书则解千金,尚惜其少。以故四方之士，负笈来游。……二十八年以来,所培植之学生,殆以万计。...皆受其人格之感召,其服务社会之精神,对于建国之宏基，实有无形之赞助。”

(李生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