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崇龄(1916～1996)，云南华宁县人。他8岁入私塾，五年间打下了较好的旧学基础；13岁转入华宁县公立小学四年级，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其间，父亲去世，赵崇龄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艰辛。母亲的坚强与豁达给赵崇龄极大影响，日后他对事业的执着与待人的宽厚无不深受母亲性格的影响。

1932年赵崇龄从公立小学毕业，他考入云南省立昆华中学。在昆华中学期间，他的学业一直是最优秀的。读高中时，该校设奖学金制度，赵崇龄历年获奖学金。193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即受聘为华宁县盘溪乡师范学校英语教员。

一年后，赵崇龄考入中央政治大学攻读会计专业，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1942年他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1943年就职于中国侨民银行，任储蓄部主任，同时兼任云南省财政人员训练所高级会计专修班教授。1947年调任该行广州分行经理。

尽管每日工作繁忙，远离书本，赵崇龄仍无法忘怀对经济学研究的追求。1948年他毅然离职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研究生院国际贸易专业。三年寒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了国际经济知识。在美读书期间，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如何学成后报效祖国，“孤舟一系故国心”。1951年初，他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冲破美国政府的种种阻挠，拒绝台湾的种种诱感回到了相国。

赵崇岭从国外抵达重庆时，即由西南高校部分配到云南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开始了他40余年的教学生涯。从副教授到教授，赵崇龄一直孜孜以求，做好本职工作，40年来，共开设外国经济学说史国际贸易、会计学、政治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欧洲经济史、东南亚经济史等十余门课程。1983年开始为研究生讲授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课程。

赵崇龄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学生都被他那扎实的理论功底，严密的逻辑推理，规范的语言表述，渊博的系统知识，认真求实和平易近人的学者风度所折服。由于他显著的教学效果和成就，曾多次被评为云南大学优秀教师，获教学优秀奖。1985年被评为云南省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教师，在全省大会上受到表彰，被授予云南高等学校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赵崇龄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只有专心研究学问，能在其研究领域有独到的观点与见解，并将其传授给学生，才能称之为好老师。

赵崇龄的研究领域主要在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独特见解，不为世俗与流行观点所左右。熟知他的人都知道，除了独立思考和独特见解外，严谨的学风是又一鲜明的特点。他要求学生勤思考、多读书，研究的成果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发表的东西必须对社会负责，对真理负责；他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自己也是把严谨的学风贯彻终身的。从他的遗著和论文来看，体现出一种学者风范和智者的严谨。

在西方经济学、人口理论、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赵崇龄都有所建树。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名目繁多的学派、流派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分析，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演变、形成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作了系统分析：自80年代后，发表文章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对农业发展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尤其值得推崇的是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新评价。“文革”期间，西方经济学被打入冷宫，不加分析地进行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禁锢被冲破，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就成为摆在经济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赵崇龄本着这种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对其合理因素给子肯定，充分反映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科学精神。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粮食与人口的比例关系上、在防止人口过度增长而采取的“预防抑制”上、在以“教育”作为减少相对人口过剩、以及在人口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关系分析上都有其合理性，值得研究与借鉴。赵崇龄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受到普遍好评。在1980年我国出版的权威性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中，赵崇龄成为有关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辞条的主要撰稿人。

199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长达50万字的巨著《外国经济思想通史》。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认为该书：“矫正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值得怀疑的传统写法"；对“今日通用教材不足之处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对人物和学说所作的新解释与新评价“不同于其他通用的经济思想史。陈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不为人们所注意面长期存在的问题”，“论点是富有启发性的"。学术界普遍认为，《通史》是我国建国以后体系最为完整内容量为丰富、有很多新论点且论证严密的一部著作。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经济专业的学生、研生必读的著作。

赵崇龄是位长期工作在大学校园里的学者，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他的生活基调。但他又不主张就学问而学问，一直强调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致用之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他始终关注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问题，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分析。在他的晚年，尽管已经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笔耕不止，在一些报刊上仍可读到他关于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世界经济形势等方面内容的精炼短文。

最使同事和学生难忘的是赵崇龄做人的品格。他为人处世十分认真，淡泊名利。虽然他历任云南大学学术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云南省高校系统和社科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和该会西南地区理事组组长、云南经济学会顾问、云南省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兼职副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他从来就很少提及，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勉地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

赵崇龄长期执教，学生遍布海内外。但由于研究生制度恢复较晚，加上年事已高，他培养的研究生只是六人。当问及他的学生对导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的学生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导师的严格要求，其要求不仅在做学问上，更在于做人上。他常说“做学问要先做人，一个没有高尚品格的人，很难做出有品质的学问来”。他的学生无不从导师身上感悟到做人的真谛。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六个硕士研究生不仅在求学期间成绩显著，而且在工作岗位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在追忆老师的时候，他们对导师表现了不尽的敬意和无限的缅怀。

附注(著述目录)：

1、《外国经济思想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2、《宏观经济学》(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杨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