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振寰(1912.10～1999.1)，笔名全荃，昆明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她于1946年8月即进入云南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是云大为数不多教龄近半个世纪的女教授之一。

应该说，全振寰和云大的关系远不止此。她在发表于1944年的散文《忆“会泽院”》中写道：“云大这块土地，自我出生的时候起，就和它结下不解缘。”由于家住前清贡院(后来即是云大校址)旁边，“我被抱在母亲手里的时候，就几乎每天若干次的穿过贡院到街上去”；贡院里的大石坡和桑树林是她童年玩耍的乐园。她亲眼看着会泽院由开工到建成并“涂上’东陆大学’四个字”。值得一提的是，东陆大学开学典礼那天，当时正读女师附小二年级的她，被选中担任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角色：在会泽院启用的仪式上，把放在一个金色托盘里的会泽院大铁门钥匙亲手呈送给东陆大学的创办人唐继尧。1928年，在省立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她曾到东陆大学的预科就读。只是半年后，有封建思想残余的母亲以“那是男女同学”为由，仍命她转回省立女中高中部。

1931年秋，全振寰考取“官费”到当时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院长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读书期间，她住在云南会馆。那时，聂耳由上海到北平学小提琴，也寄住云南会馆。他们不仅是原在昆明就熟识的老乡，也是思想、情趣一致的好朋友。几年的大学生活，据她回忆，过得勤奋而又充实。

1935年大学毕业后，她到北平《华北日报》任编辑。履职之余她开始以“全荃”为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散文。今天翻读她那时写的文章如《一种人》、《月》等，仍有清新之感。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强占华北，她不愿当亡国奴，逃出北平，辗转由天津坐海船，取道香港，经越南海防，回到“大后方”的昆明。从1938年到1941年初，先后在昆华女中和粤秀中学任国文教员，由此开始了她延续大半生的教学经历。

1941年夏，因家庭原因旅居重庆，先后担任重庆第十四中学、钟南中学教员；由于生活窘迫，又在重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任兼职讲师。其中在钟南中学的四年间，由于学校地处城郊一个名叫“山洞”的小镇，使她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的各类人物，对处于内忧外惠煎熬下普通百姓的痛苦和希冀，有深切的体会。在教书之余，受当时也在重庆的大学时代业师、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的鼓励，于1942年至1946年仍以全荃为笔名，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了近20篇散文和小说。有的作品如《偶然的慰劳》、《羊痫疯》、《罪犯》、《小舞弊大贪污》、《悼亡友泽泰》等，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造成的国统区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的作品如《忆昆明》《忆“会泽院"》、《滇池上的船家女》等，则以抒情的笔调，写出了对故乡的深情眷恋和对底层人民的热情讴歌。这些作品朴素而有深度，抒情与白描的手法运用纯熟。

1946年抗日故争胜利后，全振寰携家回到昆明，受聘于熊庆来任校长的云南大学在中文系执教。从此直到去世，由担任讲师到担任教授，她再也没有离开这座与她有“不解缘”的学府。当时昆明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民主运动，进行垂死挣扎的“黎明前的黑暗”。她一贯追求进步 ，疾恶如仇恶如仇，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更加看清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她同情并支持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运动，期盼着光明的来临。

解放以后，全振寰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极大热情投入学校交给她的教学任务中去；同时结合教学，尽最大努力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她所担任的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必修课程。40多年来，围绕这一主讲题目，她先后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中国现代戏剧选讲”、“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二、三十年代中国主要文学社团评介”等课题。这些课题，她不仅对本校(包括中文、历史、外语等系)学生讲授，而且接受邀请或受中文系派遣，曾先后到省中等教师进修学校、下关师专、云南教育学院、昆明军区文化大学和云南人民广播电视台讲授。在教学中，她极其刻苦、勤奋，有高度的责任感。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至退休前，她对不同届的学生已经讲了不下二十遍，“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也讲了不下十遍，讲义全由自己编写，印出讲义供学生使用。但她绝不满足于讲义的一成不变，照本宣科，而是孜孜不倦地反复修订；第二年的讲义总是在上一年讲义的基础上，资料有量的补充，观点有质的提炼。她为教学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见一斑。对自己多年心血结晶的讲稿，她从不保守，只要对全系教学、科研有利，她总是热情提供给年轻教师参考。8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导师，她诲人不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为中国文学新一代研究人才的成长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学术研究上，全振寰也不遗余力，潜心追求。她治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 凭着多年来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对资料占有的优势，她着重对鲁迅、郭沫若和闻一多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不断撰写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先后发表了《鲁迅后期杂文艺术技巧的创新》、《个性解放的狂暴呼声——郭沫若〔天狗〕的思想艺术特色》、《郭沫若的历史剧对我国悲剧文学的重大发展》、《民主战土的壮烈心声——闻一多的散文》等十多篇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981年参与国内十四院校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全振寰执笔写朱自清、冰心、闻一多三位作家作品的评述。该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获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会西南区“优秀教育图书奖”。在学术研究上，她坚持真理，敢于直言。1971年“文革”中，郭沫若出版了一本《李白与杜甫》，书中极力贬杜扬李，明显迎合当时的极“左”思潮，带有那个特定时代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当时发行这本书，就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她极不赞成这本书的许多论述，虽然作者是她素所崇敬的郭老，她也不愿苟同。她决定写一篇辩驳的文章。有同志好心从政治利害上劝她别自找麻烦，但她仍然不顾后果，发表了论文《杜甫、李白诗评中的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胆识令人钦佩。

1958年，全振寰曾参加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西双版纳文学调查队，任队长。通过深入生活，与傣族民间歌手(“赞哈")的接触，她对傣族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术研究又增加了新的课题。回来后，她陆续发表了《谈赞哈的产生和发展》、《赞哈的贡献》、《〔松帕敏和嘎西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及其产生的时代、地点》等多篇论文。

半个世纪以来全振寰扎根教坛，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祖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云南大学的进步与繁荣，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心血浇灌处，桃李遍神州。她生前的同事和学生对她在教学上的鞠躬尽瘁、在学本的不懈追求，在人品上的正直谦和，众口一辞，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她墓碑上的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耕耘半世桃李灼灼永铸师魂”。

附注(主要著述)：

1.《杜甫、李白诗评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云南大学学报》1973年第2期。

2.《<松帕敏和嘎西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及其产生的时代、地点》，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及修订后再版的《松帕敏和嘎西娜》。

3.《民主战士的壮烈心声——闻一多的散文》，三联书店《闻一多纪念文集》，1981年北京。

4.《谈赞哈的产生和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山茶》民族文学季刊1980年第3期，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贝叶文化论》1990年。

5.《赞哈的贡献》，《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

6.《鲁迅后期杂文艺术技巧的创新》，《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一辑《鲁迅研究论文集》1981年10月，成都。

7.《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昆明(全振寰写朱自清、冰心、闻一多的评述)。

8.《个性解放的狂暴呼声郭沫若〔天狗〕的思想艺术特色》，《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第一辑，1982年，成都。

9.《为真理正义斗争到尽头的屈原郭沫若历史剧人物谈之一》，《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第二辑，1983年成都。

10.《郭沫若的抗日历史剧对我国悲剧文学的重大发展》，《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昆明。

11.《会泽院的开启典礼》，《春城晚报》1991年5月23日，此文曾获“云南风俗雄宝杯”征文二等奖。

(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