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曾(1912.12～1997.3)，河北省高阳人。在他读小学时，发生了“五卅”惨案，王绍曾和同学到集市上宣传募捐。1925年秋他在本县小学毕业后，到北京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读书。在这期间发生济南“五三”惨案，他参加捐款建立国耻纪念碑的活动。1929年他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理学院预科，1931年升入物理系学习。暑假结束的第二天，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深深地激励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与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抵抗日本侵略。
1935年夏，王绍曾在北京中法大学毕业后，由社会集资送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怀着“科学救国，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思想，在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虽然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但日夜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1936年他在里昂加入抗日教国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里昂小分队，1937年国内抗日战争开始后在里昂以“民先”为核心，建立了里昂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教国会。他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救国会副会长。他们积极组织在法国的留学生及华侨募捐救国经费，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他在里昂，每当看到法国飞机在空中翱翔，金属的机身闪着白光，在高空形成一个白点，就想起1935年春末北平城受日机低飞恫吓的欺辱。当时飞临北平上空的日本飞机比法国飞机落后得多，日机机翼下挂着几个像棒槌大小的炸弹就扬言要炸平北平。如果中国有像法国这样的飞机，日本还敢欺辱中国吗?于是萌发了改学航空工程的思想。抗战开始后，这个问题经常在他的脑海中回荡。1938年在获硕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了攻读理学博士学位的机会，改行学习航空工程。他的诗句“他日应得偿宏愿，冲天铁翼啸东京”，很好地表达了他当时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1941年，由法国国立高等航空工程学院毕业，获得航空工程师学位后，为了学到实用技术知识，在实践中巩固理论基础，他便进入法国席格玛航空发动机厂任工程师，从事发动机设计和实验，在“双流式”喷气发动机的研究中获专利权。在法国工作，工资收入高，生活比较富裕，但他不是为了贪图享乐留在法国，而是想着打好基础，为国效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举国欢腾；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不少留学生，认识到国家饱经战争灾难，急需更多的建设人才，特别需要工农业生产的人才，大家都纷纷准备回国投入建设。王绍曾同大家一样辞去了工作，在日本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同几十名学子从巴黎乘美军飞机返回祖国。飞机飞往重庆途中在昆明停留，熊庆来校长闻讯后特地在巫家坝机场欢迎并宴请。在宴会上熊庆来代表学校表示欢迎留学归来的学者到云大从教，并表示云大随时都可以接受大家的到来。王绍曾到达重庆后到主管留学生分配的部门报到，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不加入国民党的留学生，政府不安排工作。接待他的官员问：“是不是国民党的党员?”，王非常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不参加国民党。”因此未被安排工作。王绍曾报国无门，为不能继续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工作而非常愤怒，此时想起了熊校长的邀请，于是折回昆明到了云大。
抗战开始后，云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许多著名大学内迁，使云南的教育呈现出繁荣局面，云大也凭借着这些有利条件进入了发展旺盛时期。1944年 ，奉重庆教育部令在云大设置航空工程学系，培养中国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但办好这个专业要投入相当大的资金，这对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云大就在缺设备、缺人才的条件下，开始了筹建工作。由于没有专门学习航空专业的人员，航空系暂由校办秘书长柳灿坤负责。1945年9月，王绍曾到云大航空系后，先被聘为教授，随即任命为系主任。他一面教学，一面谋划系的发展，订出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还多方联系延聘教师，并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充实图书设备，使航空系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发展。
抗战结束后，原驻昆美军奉调回国，遗下大批航空器材，在云南各机场的250架飞机要作报废处理。学校即与重庆航空委员会联系，经熊庆来、王绍曾等多方交涉，航空委员会同意其请求，要学校列出详细清单。王绍曾按其旨意，及时列出“云大航空工程系商请拨赠器材名目单”，这份名目单列有气冷发动机、活叶螺旋桨、机身等航空器件。学校的要求大部分都得到同意。王绍曾、张文渊代表学校到昆明第二航空器材总库等处领取并运回这批器材。
1946年，王绍曾从曾在贵州大定空军总司令部第一发动机厂任过职、后在航空系任教的郭景仁处得知，该厂要处理批飞机配件，即报学校。通过学校与该厂联系，得到该厂制造的新装赛克隆航空发动机一部及其拆卸工具33件。
抗战结束，清华大学返回北平。1946年9月，清华航空研究所的所长庄前鼎与王绍曾代表双方办理移交手续，将建在昆明北郊白龙谭的清华航空研究所的房屋、地基及不便运走的航空器械等移交给云大航空系使用，其中有5英尺风洞座，其风速每秒可达130英尺，这座设备对学生进行实习大有益处。
1947年6月14日，学校收到空军驻昆第十飞机修理厂函，称“现有游览机一架，奉令拨交贵校，请即派员前来洽领。”熊庆来命航空系派人持函前往领回。
1948年8月17日，王绍曾致文学校总务长蒋惠荪，告以昆明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欲迁往杭州，请其致函空军总司令部，将其不必迁移的旧飞机及零星器材拨给航空系。学校于8月19日，以校长名义致文空军总司令部，请其拨赠。所请获准。该部发训令，命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直升飞机001和002号两架，由该厂就近拨给云南大学作研究之用。”学校派王绍曾负责接收。这几架飞机用于学生进行飞机的拆装实习，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对学校航空系的教育、科研和实习，乃至对全校师生的观摩、扩大知识、开阔视野，都有意义。
学校有了这些大型飞机是件好事，但运这些飞机却令王绍曾头痛：无大型运输设备，如何将这几架飞机运到学校?飞机从巫家坝机场运到云大有好几公里路，要经过昆明的行人多的街面又窄，路况不好的主要街道，王绍曾只好带着航空系的师生，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运飞机。飞机由汽车拖着走，师生就帮着推的推，拉的拉。遇到坑洼地方还要绕着走；由于机身高，街道两旁的电线离地面低，遇到横穿过街的电线，前面的学生就用竹竿把电线挑起来，才能缓缓通过。
飞机运到学校后，不能整天放在露天，王绍曾建议学校盖一个停放飞机的大棚。1947年9月3日，开工建飞机棚，位置在校本部四合院以北，现在的化学馆处。12月20日完工，共建成了进深44英尺，间宽34.9英尺，三间共长104.7英尺，占47，78平方英尺的飞机棚，还有29.01英尺的外场。
1948年10月1日，学校航空系又从第十飞机修理厂领取了一批报废的器材，共10项，其中有飞机的机身、发动机的修理架等。为了扩充航空系的图书资料，王绍曾多次写信给在法国留学、后到云大任教的卫念祖，请其代购一批有关航空方面的最新书籍。1948年，卫念祖回国时带回来的书籍就有几十公斤重。1949年4月29日他又从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领回了航空图书、杂志695册。
他还四处联络航空专业人才，到1947年时，航空系有教师8人，其中有教授、副教授5人。到1951年进行全国航空系调整迁并时，云大航空系已是师资阵容整齐，教学设备较为先进的教学单位，已给国家培养了四届毕业生。曾在航空系创办之初任教的林云沛回忆说，航空系能很快发展是与王绍曾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同学、爱专业、爱劳动的“五爱”精神分不开的。
1952年10月，王绍曾调到北京航空学院参加组建工作，曾任发动机系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学院副教务长、教务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航学报编委会主任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院党委委员、纪检委委员。
王绍曾虽然离开云大，但他时刻关心云大的发展，在他80高龄时，他将当年在云大的一些历史事件撰写成文寄给云大档案馆等单位，有的还登在《东陆春秋》上。他还为云大编写校史党史的同志提供证明材料，为我校“211工程”建设出谋划策。
王绍曾因心血管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997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原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领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领导及师生400余人冒雨为王绍曾送灵。
附注(资料来源)：
1.王绍曾生前所写的简历。
2.卫念祖的回忆。
3.《云南大学志·后勤综合卷》资料，谭茂森编。
4.《王绍曾教授去世》，《中国教育报》，1997年4月3日第一版。
5.《我校创始人之一王绍曾教授逝世》，《北航报》，1997年4月15日第一版。
6.《云南大学志·总述》，丁宝珠撰稿，1993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兴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