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云南大学求学的师生，提起著名文学家、老校长李广田，总怀着崇敬之情，讲述一二则他的故事。

李广田（1906-1968），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著述甚丰，先后出版散文集、短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多部；194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引力》，引起国内外文艺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日本作家冈崎俊夫将其译成日文，再版达十一次之多；1962年发表的散文《花潮》，更使他名噪一时。1949年，李广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0年11月，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同年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56年升任校长。1959年，他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行政职务降为副校长；1962年甄别平反，恢复其云大党委常委职务。“文革”开始后，他成为云南大学首当其冲的斗争“靶子”。在遭受长达两年的非人折磨与侮辱迫害后，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含冤辞世。1978年，党和人民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广田

原昆明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柴希孝，是一位长期战斗在革命一线的老同志。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把培养工农干部作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在全国开办多所工农速成中学，云南大学工农速中即为其中之一。1954年，柴希孝由云南军区选送至云大工农速中学习。因在部队吃过没有文化的亏，他入学后学习格外勤奋，进步很快。进校不到一年，因工作需要，他被抽调到学校肃反甄别办公室负责审查定案。

这项工作不仅要求办事人员熟悉党的政策，还需撰写大量定案材料。柴希孝不怕跑路，四处找人谈话、翻阅档案、调查取证，唯独怕动笔写报告。当时办公室人少事杂，各有所司，写报告之事又无法假手他人，这使他十分为难。兼任学校肃反甄别组长的李广田校长得知后，对他说：“这有什么难的，不会我来教你，怎么样？”

能由校长亲自教自己写文章，柴希孝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校长公务繁忙，恐影响其工作，又不免迟疑。李广田说：“没关系，只要你肯学习，我每天挤出点时间教你总是有的。”于是，他从如何写好一篇立案报告入手，为柴希孝上了第一堂课：先讲写作的基本格式与要领，又推荐一份他人撰写的定案报告供其参考。柴希孝按要求很快写出初稿。李广田阅后一一指出不足，进而讲授如何组织材料以支撑报告所述问题。

离开校长办公室，柴希孝并未立即动笔修改，而是依照所讲要点去查找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材料齐备后，他回家挑灯夜战，反复修改数次，直至东方发白才放下笔。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稿件交予李广田。校长看过后面带笑容，肯定了他的进步，并借此稿对文章分段作了专门讲解。此后，柴希孝依此反复修改十余次——最后一次，李广田连标点符号都逐一处修改，边改边讲解用法。

在李广田的指导下，柴希孝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肃反甄别工作结束时，他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学会了撰写工作报告，文化基础也更为扎实。从此他养成了动笔的习惯，部分文章还见诸报端。走上物理所领导岗位后，他从不假手秘书代拟发言稿；别人夸他文章写得好时，他总是说：“我的写作功底得益于李校长，要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成绩。”

住在云大北院的朱念麟老师在搬家时，为一张书桌的去留踌躇不决。那是一张颇为陈旧的老式书桌，桌面比寻常书桌宽大，所涂土漆已开始脱落。从工艺与成色判断，它至少有六七十年历史。这样一张旧桌，朱老师为何舍不得舍弃？他说，这并非普通书桌，而是李广田校长当年用过的办公桌。

校长的办公桌何以到了他家？其中有一段往事。

1958年，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明轩分配到云南大学任教。按当时规定，新教师报到后，学校须为其安排住房，并配备床、书桌、椅子各一件；食宿安置妥当后，再由校长逐一谈话。王明轩自外地赶来，比旁人晚到几日，总务处为新教师准备的书桌已发放完毕，他未能领到。李广田找他谈话时问：“住宿怎么样？”他答：“住的房子不错，只是没领到书桌。”

李广田听后立即皱起眉头，唤来负责安置新教师的总务处职工询问缘由。这位职工一脸无奈：当年新教师多，学校能用的书桌已全部发完，只能等找到可用的再行补发。作为一校之长，李广田清楚这几年学校经费紧张，当年并未拨专款购置新办公桌，总务处的难处在情理之中。弄清情况后，他没有批评职工，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他向王明轩说明了学校的困难，随后说：“教师没有书桌不方便批改作业，先把我的办公桌抬去用吧。”

王明轩本有些委屈，听校长这么一说，怨气顿时消散。他连连摆手：“我可以用床当桌子改作业，校长办公室没有桌子怎么行？”坚持不肯接受。李广田却说：“我办公室没书桌，家里还有，可以把要写的东西带回家完成，你就没有这个条件啰。学校暂时有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过段时间会为我另配一张办公桌。”说罢，便让总务处职工将办公桌抬到了王明轩的宿舍。

王明轩十分珍惜这张书桌。1978年他调往西安工作，办理离校手续时，按规定须退还包括此桌在内的所有借用的学校物品。他舍不得还，又带不走，便问同系的朱念麟是否需要。朱老师弄清这张桌子的来龙去脉后，顿生“见到这张书桌，如同见到李校长”之感，当即从家里抬来一张书桌，换下了李广田的旧桌。此后二十多年间，朱老师多次搬家，这张书桌始终随行。此次搬迁因新房面积小于从前，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摆放，令他颇费踌躇。学校文物办闻讯后主动与他联系沟通，最终，朱老师决定将书桌无偿赠予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