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光宗生于昭通。年少时目睹故乡民生凋敝、交通闭塞，他痛感社会亟待变革，遂胸怀大志，刻苦攻读。1923年，他考入初建不久的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预科，成为学校第一批学生。

当时学校初办，仅设政治经济学系和土木工程学系，师生合计100余人。浦光宗考入土木工程学系，师从留学归国的段纬、李炽昌。他品学兼优，享誉校园；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又常聆听时任东陆大学国文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讲学，文章每每得到袁先生褒奖，被同学公认为袁氏得意门生。毕业之际，袁先生亲书对联相赠以示勉励——这幅对联至今仍悬挂在他的客厅之中。

大学毕业后，浦光宗即投身云南公路建设，并一度在浙江从事交通技术工作。段纬创办云南公路工程学校后，他受聘任教员，同时兼任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师。

1934年，由云南省教育厅、云南大学等发起，在云大校园内建立观测点，复测昆明经纬度。浦光宗负责天文观测点台基的建造及观测记录工作。这是我国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保存至今的实测昆明经纬度的原始地点，也是我国首次用新法测定昆明经纬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为纪念此项工作，云大校长何瑶题写“云南天文第一观测点”，镶刻于观测点台基之上。1991年，浦光宗重立台基之前，向校友讲述当年复测的往事。

浦光宗曾积极参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早期活动，与王德三、吴澄、李国柱等云南党组织早期领导人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反帝浪潮。昆明几所主要中学和东大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学联号召，声援上海的反帝运动。东大学生会推荐浦光宗等参加省学联工作。他们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抗英、抵制劣货，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7年4月，浦光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大学在校生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1928年，云南地下党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吴澄主持会议；浦光宗被指定出席并当选省委委员，负责学联工作，同时参加共青团省委及党在滇中地区的领导工作。

此后，他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3月重新入党。1949年之前，他以云南旧政府公路局负责人、工程技术专家的合法身份，冒险保护了不少地下党员，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浦光宗以满腔革命热情投入云南交通事业。解放初期，他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碧和公路公委委员兼工程处处长。正当他大展宏图、欲为云南交通建设贡献更多才智之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遭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蒙冤二十余年。即便如此，他仍为改变云南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勤奋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了省内多项路桥工程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从不怨天尤人，始终对云南交通事业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积极参加并指导公路交通史志的编撰工作，先后担任云南省公路史志编委会副主任、顾问等职，以余热挥笔写春秋，对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述和评价起到了验证引导、求实存真、严格把关的作用。

他一生勤俭朴素，一台十八英寸黑白电视机用了二十多年也不肯更换；编审经费的开支，他总是精打细算。八十一岁那年，他不顾年迈，赴石家庄参加交通部召开的全国编史工作会议。论年龄、职位，本可入住高档宾馆并由单位报销，他却坚持住在由狭小库房改造的小旅店里。同行的交通厅干部、校友黄恒蛟打趣道：“浦老，‘斯是陋室’啊！”他笑答：“何陋之有！比起以前修公路时歇帐篷、睡窝棚，这里好到哪里去了！”

然而，面对国家和人民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每次向灾区或希望工程捐款，他的数额常居全厅职工前列。《云南公路史》第一册出版后，他将所得稿费全部交了党费。

2003年3月20日，省交通厅为他举行百岁寿诞祝贺会。云南大学校友会和党史校史办派员参加并敬赠寿匾，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致以诚挚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