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早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师从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西洋哲学、文学、美学，于叔本华、尼采之说钻研尤深。其后留学日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南通、苏州等地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旋至北京，致力于宋、元以来通俗文学之研究，于宋词、元曲用力最勤。1925年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晚年专攻甲骨文、金文及汉晋简牍考释，主张以出土文物参订古籍记载，对史学界影响深远。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位既被列入《清史稿》，又在近代学术史与文艺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历史人物。世称其为“史学大师”，实则其学术不限于史，举凡文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等，皆有精深造诣与卓越建树。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言，王氏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袁嘉谷在《卧雪堂文集》卷九《王静安国维别传》中曾感叹：“各传中叙静安事，独于在局日略焉。”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果真不重要吗？答案是否定的。然而，现有论著对此往往语焉不详。如《文史知识》丛书《中华人物志》所载任伊临《清末大学者王国维》一文仅写道：“回国后……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类似今天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后来又到京师图书馆和名词馆等文化学术机构工作，从此王国维抛弃了青年时代改革的政治热情，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既有如此重大的转变，便有必要对其在学部的工作作一番详细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编译图书局任职期间，袁嘉谷正是他的顶头上司，亦是他的良师益友。

袁嘉谷少年时随诸兄读书，深受功名志趣之熏陶，立志“要读尽天下有志书”。十二岁入学后好学不倦，置身书斋便觉其乐无穷；因“恒于勤苦”，应试屡夺冠军，声名渐起，后被选入省会经正书院，成为书院高材生。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亚元；癸卯（1903年）科取二甲第六十二名进士，同年又考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云南自元代设行省，六百余年间科第名魁天下者，唯袁嘉谷一人。随即授翰林院编修，次年（1904年）奉派赴日本考察政务与学务，并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回国后，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各使馆协修等职，负责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科教科书。这段成长经历使他格外爱惜人才，重视培养有志青年。

1907年春，罗振玉调入学部学制调研局，王国维随其进京。罗振玉先在调研局集议处任行走，后任参事，素好荐拔人才。同年十月，罗振玉荐王国维入学部，袁嘉谷遂聘其为编译局职员，负责编译哲学类教科书。

初入编译局时，王国维尚无学术地位，不过一普通青年，并未引起袁嘉谷的特别注意。一次，袁嘉谷到办公室，见一个年轻人正埋头专心看书；见局长进来，年轻人显得十分紧张，急忙将书藏到办公桌下。袁嘉谷走过去拿起书翻了翻，竟是一本德文版的康德哲学著作——一个不通外文之人，却能读懂如此高深的外国名家专著，令他大为惊讶。询问其对本书的理解及个人情况后，袁嘉谷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学问而又踏实本分的年轻人。得此下属，他很是高兴，便鼓励道：“你不必把书藏起来，每天只要把该办的事做完就可以看书。”

有了局长这番话，身为小职员的王国维更加发奋读书。他每天早早到局抓紧办公，一有空便看书做学问，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著作。

王国维在编译局留给袁嘉谷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而富于感情的智者。他在局里三年多，不曾说过一百句话；从进局那天起选定一个座位，此后便总坐在那里。别人找机会与袁嘉谷亲近、高谈雄辩，王国维却不肯介入，更不屑于对上司阿谀奉承，只是一心做自己的学问。这种在上司面前的沉默寡言，是旁人难以做到的。袁嘉谷认为他真如庄子所说的“木鸡”一般，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而他正喜欢这样性格的人，认为其办事踏实可信。

因而在编译哲学之外，袁嘉谷还让王国维参与编年谱、修订魏译《亚洲地志》这部巨著，并与他合译了《诗经古谱》。

王国维到编译局时，正值局中编纂音乐教科书。但所采用的乐曲多为外国翻译之作，同仁们深感泱泱中国没有自己的乐谱实属可耻，都希望编出中国人自己的歌。袁嘉谷常与王国维唱和诗稿，由此了解到他词学功底深厚，便将编写歌词的任务交给他。一天，袁嘉谷对他说：“这些歌中各体已备，惟尚阙一首暑假歌，烦你作一首。”王国维领命后很快作成，后来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歌中唱道：

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圆。朝朝挟策学堂还，如今又半年。

此外，他还让王国维作了其他几首歌词。当时中国以北洋练海军时所创、名为《亿万斯年》之歌作为国歌，曲调取自天津一带流传的旧调，歌词极为简单，编译局同仁认为以此充国歌颇为勉强。恰逢一邻国派人来索要中国国歌，外交部将此事转至学部，学部尚书张之洞命众人拟作，王国维亦参与其中。袁嘉谷见他所作歌词太长，便将另一人所作呈送张之洞，惜未被采用。

这一时期，王国维除翻译哲学、心理学著作外，还致力于文学研究：辑校唐五代两宋词，辑《词录》《曲录》，撰定《人间词话》《戏曲考源》等。《词录》所收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加考订，对考索宋、金、元词颇有参酌价值；《曲录》则是他从事戏曲研究的奠基之作。陈鸿祥在《王国维年谱》中称其此期：“在北京学部任事。由哲学转向文学，尤以戏曲史为研究重点。”这一转变，除自身刻苦用功外，与袁嘉谷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栽培也大有关系。正是袁嘉谷的爱才之心与宽广胸怀，为王国维搭起了一座向世人展现智慧与创造力的平台。

在此期间，王国维的译著成果斐然：所译《心理学概学》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哲学丛书》出版，至1935年再版十次，被学者誉为“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他亦因此被推尊为“中国现代心理学之父”（参见《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50页）；所译《辩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1959年由三联书店作为《逻辑丛书》之一重新排印。据《辞海》统计，王国维一生著译六十二种，其中大部分是在编译局任职期间或此后发表的。无疑，编译局是他迈向成功的重要阶梯。

1908年初，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潜入我国西北，窃取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千佛洞内大批卷轴文物，于八月初途经北京，住苏州胡同。袁嘉谷等人闻讯，即与罗振玉、董康、王仁俊、王国维等相约前往探看。伯希和出示部分所窃文物后，罗振玉将其影印，连同后来从法国寄来的敦煌写本胶卷，辑为《鸣沙石室佚书》，王国维协助校理。张维在《袁嘉谷传》中述及此事时写道：“王国维的考古研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深入的，后来王国维做学问渐入佳境，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

学部荣尚书、严侍郎也很器重王国维，任命他兼总务司行走。总务司日行公事、接触要人，可谓步入仕途的一条要路，编译图书局中许多人盼的就是这种机会。可王国维与众不同，才去了一天就回到编译局。他对袁嘉谷说：“别样不能，到部以来，得先生优待薪水百两，足敷应用。至于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只愿与先生编书，不愿再到总务司去。”袁嘉谷认为他不肯做官、只爱编书，实在难得，便允其留局，并将此事告知荣、严二公。

对这样一个不想做官而一心做学问的青年，袁嘉谷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不少照顾：每当王国维请假，不仅照准，而且照发薪水。有一次王国维请假回浙江老家，袁嘉谷顺便问起浙江学风如何，王国维答：“简默过甚。”1909年袁嘉谷奉调出京赴浙江前再问此事，王国维的回答仍是“简默”。编译图书局职员为其饯行并合影留念，王国维站在最后一排。

袁嘉谷回云南后到东陆大学任教，仍不忘王国维，曾与董泽校长商议延请他来云南讲学。但他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以为哈同对于静安一定很优待，况且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书籍易求，他如何肯来云南，这是人情之常。我们也不过是一种过分的希望，加之我只居于推荐的地位，不能完全主持。”最终未能如愿。他又说：“中国近代的学者，吾推崇的有三人，静安就是其中一人。静安的学术，可谓是由旧学中能得到新发明的，人人钦佩，故今日人人痛惜。”（此为袁嘉谷在东陆大学演讲所言）

关于王国维之死，通行的说法是他在自身与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中，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遂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其好友吴宓即持此见，在1927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

袁嘉谷则在给东大学生的演讲中痛心地说：“到死的时候，坐车的钱还是向人借的。因此我才有点懊悔，可惜我们不曾去请他。假使去请，修金足用，他未必就不肯来。”他认为王国维是因穷愁潦倒而自杀。这一说法值得研究王氏的学者进一步考证。

王国维在编译局三年多的时间里，袁嘉谷为他创造了宽松的学习研究环境。在他一生著译的六十二种书中，大部分是在编译局或此后发表的。其间二人结下深厚友情：袁嘉谷一直珍藏着王国维的书稿，以及离京赴浙江时的合影。王国维去世后，他特意为其作《王静安国维别传》收入《卧雪堂文集》，文中伤心地说：“静安死矣，静安不得其死矣，愚悲之。”

这样一段重要历史，为何后来介绍王国维生平、思想、学术的专著与文章很少谈及？袁嘉谷在东大演讲时曾指出：“去年王静安死于北京，……然述其生平者，多属静安晚年所遇之人，详于今而忽于昔，甚且有小误的。”王氏去世之初，除罗振玉所著传记外，仅有其门生赵万里编的《王静安先生年谱》，虽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本史实材料，但既编写于逝后不久，难免有认识上的偏见与史料上的局限；介绍他在编译图书局工作、生活、学习的文字很少，特别是未涉及他与袁嘉谷的交往，也就不足为奇了。袁嘉谷在演讲中提醒学界：“若欲搜罗他的遗墨，我想这种机会尚不可少。如到北京图书局去搜，一定有一小部分，此在好事者去做了。”

在纪念袁嘉谷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重提他与王国维在编译局的这段交往，既是怀念袁嘉谷爱惜人才、打破世俗成见、重用并大力培养后起之秀的品德，同时也为研究王国维的学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