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一二·一”到“七一五”：我在云大门口的民主启蒙
（一）舅舅归来与家中的“休闲俱乐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舅舅黄同成回到云大外语系复学。课余或假日，他常带同学鲍秉铨（1944级）、杨邦顺（1945级）、赵惠英（1944级）及吴成栋（医学系1944级）等到我家休闲娱乐，教我们唱歌跳舞。我家因此逐渐热闹起来，成了他们的“休闲俱乐部”。（后来吴成栋毕业回乡杭州继承家业；杨邦顺与赵惠英留校执教并结为夫妇。赵惠英于20世纪末病逝，杨邦顺至今仍住在昆明的一家养老院。）学会交际舞的母亲和姐姐，常被他们带到北门街唐公馆（唐继尧故居，改革开放后拆除，今为圆通山动物园孔雀园一带）参加周末舞会，我则在一旁看热闹。
同年秋冬，国民党当局加紧内战部署，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以一切方式制止内战。深受熊庆来校长支持的云大进步学生，与西南联大学生联合昆明各大中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群起响应，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会场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围堵、鸣枪恫吓，暴徒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以及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全市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与大中学生首次在云大校园集会（今老校区钟楼至喷水池一带），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祸首、抚恤伤亡，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璋的职务。我们耳闻目睹了全过程，受到了生动的民主革命思想启蒙。
（二）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与我散发的第一份《学生报》
1946年，随着西南联大即将北返，受到“一二·一”运动震慑的国民党当局，把迫害目标转向爱国民主人士。7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特务杀害。次日清晨，我跑到云大医院太平间，瞻仰了李公朴带血的遗容。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大教授、“民主斗士”闻一多在云大至公堂参加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时拍案而起，痛斥国民党独裁罪行，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会后返家途中，他在翠湖北路西仓坡联大宿舍外被特务枪杀，身旁的儿子也身受重伤。我又赶到太平间，瞻仰了闻一多躺在担架上的血染遗容，心中燃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恶。昆明一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云大学生向市民发行《学生报》。我主动跑到会泽院大厅两侧楼梯脚下的小屋领取报纸，到街头散发，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宣传民主、正义与自由，呼吁民众反对内战、反对迫害、争取民主。昆明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进入相持阶段，云南大学逐渐成为昆明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
（三）“反美扶日”与“七一五”事件亲历记
1948年，因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并扶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昆明各大中学校掀起“反美扶日”爱国民主运动高潮。6月17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各校突破军警围堵，汇集于云大广场（今东陆校区钟楼一带）举行集会，通过《反美扶日宣言》，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国民党军警大肆逮捕学生，激起更大公愤；当局又勒令各校提前放假、迫使学生离校，妄图瓦解学生斗志。进步学生随即集中进驻云大和南菁中学校园（今一二一大街原云南民族大学校区），使运动更加高涨。
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遂于1948年7月15日凌晨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向两校学生发起抓捕，制造了震惊世人的“七一五”事件。我们全家再次耳闻目睹了全过程：深夜，反动军警兵分两路进攻南菁中学和云大。南菁中学迅速被攻占；云大方面，军警闯进校园解除门卫武装后，将住在东、西宿舍的男生及映秋院的女生全部集中看管，随即封锁会泽院，妄图围捕楼内熟睡的学生。守夜学生及时发现，群起抵抗，呐喊声与敲打脸盆的助威声响彻夜空，直至天明，惊动全城。我们全家一夜未眠，为被困学生的安危担忧。
次日清晨，军警动用警棍、投掷催泪弹强攻会泽院，学生则以预存的石块砖块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退守屋顶。我曾在家院中看到军警攻入二楼后，将两名退避于东南角阳台的学生暴打拖走的情景。军警占领会泽院屋顶的阴谋未能得逞，又增调消防队，用三根并联水管从翠湖抽水，以高压水枪冲击屋顶，仍受阻挠，被困学生反而趁机接水解渴。事态延续至第二夜，被困学生缺粮断水、体力下降，抗议之声渐弱，激起全市民众与社会舆论极大愤慨。第三天上午，在原云南省主席卢汉到校斡旋、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学生才撤离会泽院。随后，国民党军警以办“夏令营”为名，将数百名进步学生转移至南菁中学集中甄别迫害。
事后母亲派我进校探寻舅舅情况。只见人去楼空的会泽院内外污水横流，遍地是破烂桌椅、棍棒石块。军警趁机洗劫学生财物，舅舅及其同学的物品也未能幸免。此后云大被军警特务严密监视，校园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中。
被列入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开始撤离昆明，许多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开展武装斗争，舅舅也随之投身民族解放战争。云大广场则成为昆明进步学生举行爱国民主集会和革命文艺演出篝火晚会的基地，得到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我们家从未缺席。晚会在热烈活跃的氛围中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幕：教唱革命歌曲，散发红色传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在民众中传阅；《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边区文艺节目吸引众人目光；《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声此起彼伏。篝火映红人影，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国民党特务不敢贸然进校破坏，只能在校北公路上以“发生匪情”为借口胡乱开枪，《中央日报》则造谣污蔑；敌特还组织黄色剧团，指使原云南大戏院坐台演员、军统特务于素秋一伙在至公堂演出淫秽剧目，企图抗衡分化篝火晚会，结果遭到抵制，场地冷冷清清，只得草草收场。因篝火晚会深得民心，效果显著，逐渐被师生和市民亲切地称为“云大民主广场”，名垂校史。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把云大革命师生不断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归罪于校长熊庆来，使其被迫离开辛勤治校十二年的云南大学，远走法国。当局随即解散云大教学行政管理机构，成立所谓“整理委员会”实行控制。全校师生员工分别成立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工警联谊会（合称“五联会”），在此基础上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推举秦瓒教授主持校务，继续发扬云大民主革命精神，团结战斗，开展民主自卫，不断掀起停教停工、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高潮。
军警围攻会泽 云大义勇自卫队持枪在云大正大门左边防卫阵地前
（四）卢汉起义与保卫昆明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起义，解放云南的曙光终于到来。但昆明随即遭受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盘踞沾益、蒙自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联合突袭昆明，攻至城郊，迫击炮弹曾飞落云大门外青云街民房爆炸。在保卫昆明的日子里，我看到武装起来的师生义勇自卫队日夜守卫着昆明和云南大学。
七、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大：扩建、院系调整与我的大学梦
（一）校园扩建与邻里新貌
1950年2月，随着国民党在云南残余兵力被歼灭，人们久盼的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云大教职工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清理整顿，教学日趋正常。由于在校学生激增，学校在北城墙外校园中迅速新建起四合院教室、大礼堂、师生宿舍、篮排球场、学生食堂、沐浴室等设施，但教职工住房仍然不足。时值云南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学校及时收购了一批因减租退押而急需变卖的、坐落于校门外青云街、翠湖北路、文林街一带的旧宅院作为教职工宿舍，其中包括东陆大学创建人之一王九龄、云南唯一的清末经济特科第一名袁嘉谷的住宅。唯独东陆大学首任校长董泽在青云街竹安巷的欧式花园住宅未卖给云大，而是卖给了昆华工业学校，以致后来在城市建设改造中被拆毁，使云大和昆明五华区失去一处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建校历史人文故居与翠湖人文景观，令人感慨。
在云大购入的这批旧房中，以原校大门对面并与我家相邻的院落群为最大。仅沿街面的二层砖构铺面就有十多间职工宿舍，其间还设有云大米店，后面连接两大院落，分配给老教师和学校领导居住。李广田、寸树声等都曾居住于此，不久大多与我们熟识了。记得在一个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的深夜，我家院中祖父生前栽种的一株高二三十米、直径一米多、重达数千斤的桉树被狂风连根拔起，沉重的树干上部倒靠在相邻的李广田校长居住的二层楼墙面上，压坏部分墙面和屋顶；悬空的树干下方正是我家住房，幸而只是部分屋面受损而未倒塌，否则家人安危不堪设想。事后我家清除了大树、修缮了住房，云大也未找我家索赔，其气度令人感佩。
（二）二姐入学与那个年代的大学时光
1951年，二姐通过云大招生考试，被录取为社会系学生。全家又为二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云大首批录取的新时代大学生而欢腾。那时国家极缺建设人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就业；同时实行免费教育体制，免除一切学杂费，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及每月约12.5元的伙食费（当时市场上一枚鸡蛋只值三五分钱）。早餐吃鸡蛋或火腿稀饭、咸菜或油炸花生米、大馒头或大包子，中晚餐四菜一汤、荤素搭配。二姐常说家中饭菜不如云大食堂“香”；生病学生可吃病号饭或申请退还伙食费自理，重大节假日饭菜更丰盛，期中期末考试期间食堂还会加强营养。教材可向学校借用，家庭经济困难者还可申请不同等级的人民助学金，以及棉被、冬衣、蚊帐、胶鞋、自来水笔等生活学习用品，从而无忧无虑地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鼓舞下，大学生们积极上进，遵守校纪，自觉勤奋。夜晚会泽院、四合院教室灯火通明，晚自习座无虚席，时刻准备学好本领为国家贡献力量。
学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课余经常组织群体性文娱演出和体育竞赛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那时的周末，云大开启了在大课堂（今庆来堂）前球场放映露天电影的传统（“文化大革命”后才停止），深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目光。加之会泽院日常的上下课铃声，以及周末大厅举办舞会的悠扬乐声，时常飘出校园、飘进我家，更加激发了我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入读云大的愿望。
教学上，云大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到校外开展教学实习和社会调查，密切了师生关系。如二姐社会系的老师周文煜、杨堃教授常到我家与父母热情访谈；与我们交往甚深的还有秦瓒、杨元坤等教授。在老师的关怀指导下，二姐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实践，不断提高专业技能。1953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二姐被学校抽调参加青云街道“五反工作队”，在校门外街道商业网点开展工作，提高了思想觉悟，锻炼了工作能力。
校门外与我家相邻的“源昌利茶室”（俗称云大小茶馆），新中国成立前曾是部分师生喝茶休闲的热点，流传着反蒋的“茶馆小调”和各类信息，人气兴旺，兼营烟酒和高利贷，生意兴隆。“五反”运动中，同行业者检举该茶馆有严重偷漏税和违法发放高利贷行为。茶馆老板拒不承认，反而诬告二姐陷害。二姐毫不留情地与其说理斗争。经工作队认真调查，核实了违法经营事实，责令老板补缴长期偷漏的税款和罚金，并分别向二姐和工作队写下道歉书与悔过书。从此，茶馆老板一家便与我家结下怨隙。
（三）考入云大工学院与院系调整之变
1954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场就设在云大新建的大课堂（即庆来堂），使用的桌椅正是前述会泽院教室里那种“火腿凳”式课椅。我有幸被云大工学院机械系录取，实现了幼年立下的一定要在云大学习工程技术的愿望。至此，我们一家兄妹四人先后全部就读于云大，亲友赞赏，家庭荣耀，父母欣慰。
我入学之时，云大工学院正从云大分离出来，在校园后面的荒野上独立组建为昆明工学院。这是云大遵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统一部署，整合院系和专业学科的重大举措。此前已有外语系被撤销，二姐就读的社会系并入本校历史系；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学系并入四川大学（后参与组建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铁道系并入北京铁道学院，法律系、政治系并入西南政法学院等。昆明工学院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云南组建的第一所工科新型大学，为提高育人质量，全面采用苏联模式教学。
由于初离母体，昆明工学院与母校一时还“藕断丝连”，一些教学实验室及实习工厂仍留在云大校园，因而我大学一年级的教学实习仍在云大进行。工学院尚无大礼堂，重大节假日的集体活动常与母校联合举办文娱联欢或体育竞赛，使学生不仅专注课堂知识，还能获得文艺体育方面的熏陶。因此我不仅努力读书，还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学习拉手风琴，踢足球成为工学院足球队员参加校际比赛，在云大大课堂表演苏联青年集体舞蹈，演唱京剧《春秋配》，参与话剧《同甘共苦》演出，还是大课堂前球场上的舞迷，进而成为昆明工学院舞会的主持人和舞曲伴奏者，并光荣加入共青团。同时，云大校园也是我在周末、假日回家必经之地，使我能随时关注母校的变化与发展。
我参加摩托车驾驶培训留影 我在云大运动场上参加1500米田径赛前留影 我在新建物理馆与化学馆之间的留影
1955年二姐从云大社会系毕业，她的男友李铭是云大法律系1947级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参加校园学生民主革命和解放云南的革命武装斗争，后回校复学，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遭受学校的隔离审查，问题查清后，学业拖延至1955年毕业，遂与二姐在毕业之年结婚，给我们的家庭又增加了云大因素。那时，经常穿梭于云大和工学院的我又目睹医学院和农学院从云大分离出去，分别独立组建成为昆明医学院及昆明农林学院（今分别为昆明医科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西南林业大学），由于新学院与母校相距较远，我们与其中相识的学友就难以常相见了。云大也因连续多年“产子”的阵痛而致身弱体虚、元气大伤，教学规模退缩，已从原有颇具规模的文、法、理、工、医、农学科，十八个教学系，专业门类较为齐全的教育部属国内知名大学，被不断压缩成为一所只剩文、理两个学科，八个专业教学系的地方大学。但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大力克服“产子”阵痛，自力更生加速学校的发展建设，加强专业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素质、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校学生激增。将横亘于校园中的北城墙及衡鉴堂、枇杷园及原云大医学院教学房舍等拆除后，在原地迅速屹立起时新的物理馆、生物馆、化学馆、大课堂、钟楼、银杏道、图书馆（怀周楼）等一系列现代教学设施；兴建了云大北院教师住宅区及位于其中的数学楼、西亚研究所及工农速成中学（现为云大附中）等，美化校园及周边环境，新开建的学校大门，气象万千。我在家中或翠湖又能听到母校云大高高屹立于校园的钟楼鸣响洪亮而催人奋进的上下课钟声，焕发出积极响应国家“超英赶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时代风范。因而1956年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与调整，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教学科研恢复与发展的最好时期，云大仍是名不虚传的云南高等学校旗手和排头兵。
五、重返云大讲坛：从工程师到教授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云大重新开启发展新历程；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统一招生考试，新生入校，云大钟声重新震响，鼓舞着新学子开创人生新篇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新风尚。我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臭老九”也获得解放，干劲倍增，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科研工作，多次获得昆明市科研成果奖，1980年成为昆明市首批晋升的工程师之一。
1982年，正当我积极申报晋升高级工程师之际，适逢云大重新组建的经济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极其缺乏。经过推荐，并经学校笔试、面试与严格政审（后云大又帮助我克服原所在单位的阻挠），我重回母校，进入经济系从事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教学工作。面对熟悉的校园万象更新，我犹如离家多年的游子回到母亲怀抱。许多老教授是我青少年时在校园徘徊常见到的师长，他们虽不认识我，却令我感到无限亲切愉快。当我初次踏入会泽院教室讲台执教时异常激动，心情澎湃，感慨万千，感恩回报之情油然而生，决心倍加努力执教，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与关怀，回报学校与社会。1987年我荣获“云南大学第二届教学优秀奖”，1994年获“云南省优秀教师”称号，还当选为经济系工会主席，1996年晋升教授职称并光荣退休。退休后先后被经济学院和商旅学院聘为教学督导，还积极参与九三学社及老教授协会的工作，坚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都是对云大学苑情怀的报答。
六、四代人的云大情缘
上述经历表明，我们一家与云南大学的跨世纪学苑情怀始于我的父亲。20世纪初云南辛亥革命胜利之际，他就迁居于青云街被废除的云南旧贡院旁。在贡院遗风启示和后继在旧贡院内办学的甲种农业学校学风熏陶下，我的大姐、大哥，以及我和二姐、二姐夫都被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培养成才。若非在抗日战争国破家亡之际为杀敌雪恨而积极支援滇西抗战，父亲也有可能接受熊庆来校长之聘，早已成为云大的教师。在2015年全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党和国家向我父亲追赠了纪念章。
至今，我们与云大的学苑情怀已延伸到儿孙辈，祖孙四代相继与云大结下深厚的百年情缘，人人事业有成。因而我们更当珍惜和保持这一来之不易的跨世纪情怀，“滴水之恩”应以“涌泉相报”。当前，云大母校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并正在为建设“双一流”大学而奋斗之际，我要更加鞭策自己，永做云大校园的“老园丁”，尽心尽力继续干好“老义工”工作，报答母校恩情。同时，还要不断教育子孙们不忘初心，认认真真地传习历史，兢兢业业地搞好工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回报国家和社会，为发扬“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而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更大贡献。
2018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