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舅舅黄同成回到云大外语系复学，课余或假日常带同学鲍秉铨（1944级）、杨邦顺（1945级）、赵惠英（1944级）及吴成栋（医学系1944级）等到我家休闲娱乐，教我们唱歌、跳舞，我家因而逐渐热闹起来并成为他们的休闲俱乐部（后来吴成栋大学毕业回家乡杭州继承家业，杨邦顺与赵惠英大学毕业留校执教、结婚生儿育女，退休后，赵惠英于20世纪末病逝，杨邦顺至今住进昆明一家养老院）。学会国际舞的妈妈、姐姐就常被他们带到北门街唐公馆（云大创办人唐继尧故居，改革开放后已拆除，现为圆通动物园的孔雀园地）客厅参加周末舞会，我在其中看热闹。同年11月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发动内战，动用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全国人民用一切方式制止内战的号召，深受熊庆来校长支持的云大进步学生与西南联大学生联合组织昆明各大中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群起响应，并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围堵或鸣枪恫吓破坏，抛掷手榴弹杀死南箐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人，炮制了闻名全国的昆明“一二·一”大惨案。全市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与大中学生首次在云大校园集会（今云大老校区钟楼至喷水池一带），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犯罪祸首，抚恤伤亡人员，迫使国民党撤销了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璋的职务。我们耳闻目睹了全过程，受到了生动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
1946年随着昆明学生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西南联大即将返回北京之际，受到“一二·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震慑而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当局，趁机把迫害学生民主革命运动的目标转移到爱国民主人士方面。1946年7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听到噩耗，次日清晨我就跑到云大医院（即现在的校医院）太平间瞻仰了李公朴那带血的遗容。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大知名教授、“民主斗士”闻一多到云大至公堂参加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时，当场拍案而起，揭露并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反民主的专横独裁罪行，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从云大演讲后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翠湖北路西仓坡联大宿舍外，其身边的儿子也受重伤，我又及时赶到云大医院太平间，瞻仰了闻一多躺在担架上的血染遗容，从而激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恶感，昆明一度笼罩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中。云大学生就向市民发行“学生报”，我曾主动跑到会泽院大厅左右楼梯脚之间的小屋领取“学生报”到街头散发，声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行径，宣传民主、正义和自由，呼吁广大民众为反对内战、反对迫害、争取民主自由而觉醒，昆明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革命斗争进入相持阶段，云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昆明地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
1948年，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大力扶持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妄图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昆明各大中学学生，纷纷掀起“反美扶日”爱国民主运动高潮。6月17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开始罢课，各自突破国民党武装军警的围堵和破坏，纷纷汇集于云大广场（现在的云大东陆校区钟楼一带）举行“反美扶日”集会，通过了“反美扶日宣言”。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军警随即大肆逮捕集会游行的学生，激起昆明学生的更大公愤，国民党更进一步采用勒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并让学生离校回家的手段，妄图分散瓦解学生斗志，进步学生随即集中进驻云大和南箐中学校园（即现在一二一大街原云南民族大学内），促进爱国民主运动更趋活跃、高涨。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遂于1948年7月15日凌晨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向进驻于云大和南箐中学的学生群体发起抓捕行动，再次炮制震惊世人的“七一五”暴力事件，我们全家再次耳闻目睹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7月15日深夜，反动军警兵分两路分别攻击进驻南箐中学和云大的进步学生，南箐中学迅速被军警攻占；云大方面的军警闯进校园解除门卫武装后，随即将住在云大东、西宿舍的男生及映秋院宿舍女生全部集中收押看管，封锁会泽院， 妄图围捕进驻会泽院大楼睡梦中的学生，被守夜学生及时发现， 霎时间驻守学生群起抵抗，爆发出呐喊声及敲打脸盆的助威之声响彻夜空并持续到天明，惊动了广大市民，我们全家也因此而一夜难眠，并为被围困学生的安危而担忧。次日早晨，反动军警动用警棍和抛掷催泪弹方式，再次攻打会泽院，学生则用预存的废石、砖块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反动军警逼退到屋顶坚守抗争，不断传出军警冲击会泽院的吆喝声。我曾在家院中看到反动军警攻入会泽院二楼后，对退避于二楼东南边阳台上的两个学生暴打、拖走的情景。次日清晨，由于反动军警占领会泽院屋顶，抓捕进驻学生的阴谋未能得逞，又增调消防队前来助阵，用三根并排消防水管从校门外翠湖中抽水直达会泽院，军警使用高压水枪进击会泽院屋顶仍受阻，被困学生反而趁机接水解渴；事态延续至第二天夜晚，被围困学生因缺粮断水，体力下降，抗议、呐喊之声渐弱，引起全市民众及社会舆论极大愤慨。在全市各阶层及知名人士声援下，第三天上午，原云南省主席卢汉不得不莅临校园斡旋，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学生才撤离会泽院。随后国民党军警以成立“夏令营”之名，把进驻会泽院的数百名进步学生全部转移至南箐中学集中甄别和迫害。事后，我妈妈派我进校探寻舅舅情况，看到人去楼空的会泽院内外污水横流，遍地是破烂桌椅、棍棒、石块的狼藉景象。军警趁机洗劫学生财物，舅舅及其同学财物也遭殃。此后，云大被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密切监视，校园被笼罩于血腥恐怖的环境中。
被敌特记入黑名单而准备逮捕迫害的进步学生开始撤离昆明，许多学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即“边纵”）开展武装解放斗争，舅舅也跟随投身民族解放战争大业。云大校园广场相应成为昆明进步学生进行爱国民主运动、开展革命文艺演出的篝火晚会基地，获得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我们全家就是其中之一从未缺场。篝火晚会在新颖、热烈、活跃的革命文娱演出氛围中，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幕。晚会教唱民主革命歌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散发红色革命传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刊物不断在民众中传扬；《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边区革命小品，吸引人们的眼球；《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有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等革命歌曲集群传唱，篝火映红人们身影，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民主革命激情在夜空传扬，社会民众不断感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促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却令国民党敌特分子气急败坏，虽不敢贸然进入校园捣乱和破坏，只能不断在校园北面公路上以“发生匪情”为借口胡乱打枪，国民党《中央日报》进行造谣破坏；同时敌特还组织黄色剧团，令原云南大戏院坐台京剧演员、军统特务于素秋等一伙坏分子， 时常歇斯底里地在学校至公堂进行淫秽剧目演出活动，企图以此抗衡、分化和瓦解云大广场学生爱国民主篝火晚会，受到进步学生及市民的抵制，演出场地冷冷清清，令敌特大失所望而草草收场。由于云大广场革命篝火晚会与民众心连心，效果显著，广受群众好评，逐渐被学生和民众亲切地称为云大民主广场而名垂校史。于是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地把云大革命师生不断开展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归罪于校长熊庆来，使其被迫离开自己辛勤治校达十二年的云南大学而流亡法国。国民党当局相继解散云大教学行政管理机构，成立所谓的整理委员会，对学校施行法西斯清理和控制；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被迫分别成立五联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及工警联谊会，在五联会基础上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推举秦瓒教授主持校务工作。继续发扬云大民革命精神，团结战斗，开展民主自卫，不断掀起停教、停工、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高潮。
军警围攻会泽 云大义勇自卫队持枪在云大正大门左边防卫阵地前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起义，解放云南的曙光终于到来。但是，昆明立即遭受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 接着盘踞在沾益和蒙自的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联合突袭昆明而攻至城郊，迫击炮弹曾飞落云大大门外青云街民房中爆炸，在保卫昆明的战斗岁月里，我看到持枪武装起来的师生义勇自卫队在日夜守卫着昆明和云南大学。
四
1950年2月，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在云南残余兵力的被歼灭， 人们久盼的解放军终于进入昆明，云大教职工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清理与整顿，教学日趋正常。由于在校学生激增，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北城墙外校园中迅速新建起四合院教室、大礼堂、师生宿舍、篮排球场、学生食堂、沐浴室等许多教学设施，但教职工住房仍不足。时值云南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学校及时收购了一批因减租退押而急需变卖的，坐落于校大门外青云街、翠湖北路、文林街一带的官僚士绅院落作为教职工宿舍。其中包括东陆大学创建人王九龄、云南唯一清末状元袁嘉谷住宅等，唯有东陆大学创建人、首任校长董泽在青云街竹安巷的欧式花园住宅没卖给云大，却卖给了昆华工业学校，以致后来在改革开放时代到来的城市建设改造中被拆毁，从而使云大和昆明五华区失却一处具有重大历史保护价值的云大建校历史人文故居和翠湖重要的人文景观，令人感慨。在云大购买的这批旧房中，以原校大门对面、并与我家相邻的院落群为最大。仅沿街面的二层砖构铺面就有十多间职工宿舍，其间还设有云大米店，后面还连接有两大院落分配给老教师和学校领导居住。如李广田、寸树声等都曾居住于此，不久大多都与我们熟悉了。记得在一个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的深夜，我家院中爷爷生前种植的一颗高二三十米，直径1米多、重达数千斤的桉树被暴风雨连根吹倒，沉重的树干上部倒靠在与我家相邻的云大校长李广田居住的二层楼墙面上，压坏了部分墙面和屋顶，担空的树干下是我家的住房，有幸只是部分屋面受损而未倒塌， 否则居住其中的家人安危将不堪设想，事后我家清除了大树，修缮了自家住房，云大也没找我家赔偿损失，气度感人。
1951年我二姐通过云大招生考试录取为社会系学生，全家又为二姐成为新中国建立后云大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新时代大学生而欢腾。那时国家极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对大学毕业生开始实行包分配、包就业政策；同时对大学教育实行免费教育体制，对在校大学生免除一切学杂费，免费提供一日三餐、每月12.5元人民币的丰厚伙食费（那时市场上一个鸡蛋只值3、5分钱）， 其中早餐吃的是鸡蛋或火腿稀饭、咸菜或油炸花生米、大馒头或大包子，中、晚餐是四菜一汤，荤素搭配，二姐常说家中饭菜不如云大食堂“香”；生病学生可吃病号伙食或申请退伙食费自理，重大节假日食堂饭菜更丰盛，期中和期末考试期间，食堂还增强膳食的营养效能，充实学生应试精力；课程教材则向学校借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申请不同等级人民助学金、棉被、冬衣、蚊帐、胶鞋、自来水笔等生活学习必需用品，从而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鼓舞下，大学生们积极上进，遵守校纪，幸福、愉快地自觉学习、努力学习，夜晚会泽院、四合院教室灯光绽放，自觉前来晚自习的学生满座，时刻准备学好本领， 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学校为培养和锻炼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课余经常组织开展群体性文娱演出和体育竞赛活动，促进学生身心舒畅，健康成长。那时的周末，云大开启了在大课堂（今庆来堂）前球场上放映内容丰富的露天电影的传统（“文化大革命”后才停止放映），充分吸引我和妈妈的眼球，加之会泽院日常教学的课铃声和周末会泽院大厅举办国际舞会的悠扬舞曲时刻荡漾在校园和夜空，也持续飘逸到我家，因而更加激发我要像姐姐、哥哥那样入读云大。
教学上，云大坚持发扬教学与实践紧密联系、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优良传统，鼓励教师积极带领学生到校外开展教学实习和社会调查、多出成果、提质增效，密切了师生关系。如二姐入读社会系的老师周文煜、杨堃教授常到我家与父母热情访谈，与我们交往甚深的还有秦瓒、杨元坤等教授；在老师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二姐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实践，不断提高实践技能。1953年国家在全国各级党、政、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基层经济实体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二姐被学校抽调参加青云街道“五反工作队”，在学校大门外的街道商业网点开展“五反”运动，提高思想觉悟，锻炼工作技能。校门外与我家相邻的“源昌利茶室”（俗称云大小茶馆），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云大校园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时期一些师生喝茶休闲的热点，常流传出反蒋的“茶馆小调”及民主信息，人气兴旺，又附带经营烟酒和高利贷而生意兴隆。在“五反”运动中，同行业者检举揭发该茶馆有严重偷税、漏税和违法发放高利贷行径，茶馆老板抵赖而死不认可，反而向工作队诬告我二姐对其陷害，二姐毫不留情地与茶馆老板进行说服教育和斗争，经工作队认真调查，核实了茶馆违法经营事实，责令茶馆老板向国家补交了长期偷漏的税款和罚金，并分别向我二姐和“五反工作队”写下道歉书和悔过认罪书。从此茶馆老板及其家人就与我家结怨。
1954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就在云大新建大课堂（即庆来堂）内进行，考试用的桌椅就是前述会泽院教室中曾使用的“火腿凳”式学生课椅，有幸被云大工学院机械系录取，从而实现了幼年时立下一定要入读云大学习工程技术的愿望。至此我们一家兄妹四人有幸先后全部就读云大，亲友赞赏，家庭荣耀，父母欣慰。当我入学时，云大工学院开始从云大分离出来，并在云大校园后面的荒野上独立组建成为昆明工学院，这是云大遵循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在国家计划统一部署与安排下，整合学校院系和专业学科的又一重大动作，此前已有外语系被撤销，我二姐就读的社会系被并入本校历史系，云大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学系并入四川大学（航空系后参与组建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铁道系并入北京铁道学院，法律系、政治系并入西南政法学院等等。因而昆明工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云南组建的第一所工科时新大学，为提高育人素质，全部采用苏联模式教学。由于初次从云大分离出来的昆明工学院与母校一时还“藕断丝连”地难以割舍，一些教学实验室及实习工厂还留在云大校园，因而我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教学实习仍在云大进行。工学院尚无大礼堂，重大节假日师生集体活动，常到云大与母校联合开展文娱联欢或体育竞赛活动，促进学生不仅专注吸吮课堂知识，还能获得文艺体育方面的熏陶， 提高学生素养。因而我不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还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如学习拉手风琴，踢足球而成为工学院足球队员参加大学校际足球比赛，在云大大课堂进行苏联青年集体舞蹈表演，演唱京剧《春秋配》，参与话剧《同干共苦》的演出，还是大课堂前球场上的国际舞迷，进而成为昆明工学院开展国际舞会的主持人和舞曲伴奏者，光荣地加入共青团。同时，云大校园也是我在周末、假日回家必经之地，能随时关注云大母校的变化与发展。
我参加摩托车驾驶培训留影 我在云大运动场上参加 1500 米田径赛前留影 我在新建物理馆与化学馆之间的留影
1955年二姐从云大社会系毕业，她的男友李铭是云大法律系1947级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参加校园学生民主革命和解放云南的革命武装斗争，后回校复学，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遭受学校的隔离审查，问题查清后，学业拖延至1955年毕业，遂与二姐在毕业之年结婚，给我们的家庭又增加了云大因素。那时，经常穿梭于云大和工学院的我又目睹医学院和农学院从云大分离出去，分别独立组建成为昆明医学院及昆明农林学院（今分别为昆明医科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西南林业大学），由于新学院与母校相距较远，我们与其中相识的学友就难以常相见了。云大也因连续多年“产子”的阵痛而致身弱体虚、元气大伤，教学规模退缩，已从原有颇具规模的文、法、理、工、医、农学科，十八个教学系，专业门类较为齐全的教育部属国内知名大学，被不断压缩成为一所只剩文、理两个学科，八个专业教学系的地方大学。但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大力克服“产子”阵痛，自力更生加速学校的发展建设，加强专业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素质、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校学生激增。将横亘于校园中的北城墙及衡鉴堂、枇杷园及原云大医学院教学房舍等拆除后，在原地迅速屹立起时新的物理馆、生物馆、化学馆、大课堂、钟楼、银杏道、图书馆（怀周楼）等一系列现代教学设施；兴建了云大北院教师住宅区及位于其中的数学楼、西亚研究所及工农速成中学（现为云大附中）等，美化校园及周边环境，新开建的学校大门，气象万千。我在家中或翠湖又能听到母校云大高高屹立于校园的钟楼鸣响洪亮而催人奋进的上下课钟声，焕发出积极响应国家“超英赶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时代风范。因而1956年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与调整，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教学科研恢复与发展的最好时期，云大仍是名不虚传的云南高等学校旗手和排头兵。
五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云大重新开始了发展新历程；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新生进入学校，云大钟声重新震响，鼓舞着新学子努力学习去开创人生新篇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党的工作重心已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新风尚。我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臭老九”也获得解放，干劲倍增，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科研工作中，多次获得昆明市科研成果奖，1980年成为昆明市首批被晋升的工程师之一；1982年正当我积极申报晋升高级工程师之际，时逢云大重新组建的经济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极其缺乏，经过推荐，并经学校笔试、面试与严格的政治审查（后云大又帮助我克服原所在单位的阻挠），重回云大母校， 进入经济系从事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教学工作。面对熟悉的校园， 万象更新，眼花缭乱，犹如离家多年的游子刚回到母亲怀抱，许多老教授是我青少年时在校园徘徊而常见到的学子，他（她）们虽不认识我，但心有灵犀一点通，亦感到无限愉快。当我初次踏入会泽院教室讲台执教时异常激动，心情澎湃，感慨万千，感恩回报意识油然而生，决心倍加努力执教，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期望与关怀，回报学校、回报社会，于1987年荣获“云南大学第二届教学优秀奖”、1994年获“云南省优秀教师”称号，还当选为经济系工会主席，于1996年晋升教授职称并光荣退休。退休后先后被经济学院和商旅学院聘为教学督导，还积极参与九三学社及老教授协会的工作，坚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励志行径，这都是对云大学苑情怀的报答。
六
上述经历显示，我们一家与云南大学跨世纪的学苑情怀始于我的父亲，他于20世纪初云南辛亥革命胜利之际就迁居于青云街被废除的云南旧贡院旁，在贡院遗风启示和后继在旧贡院内办学的甲种农业学校学风熏陶下，我的大姐和大哥，以及我、二姐及二姐夫都被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培养成才，若非在抗日战争国破家亡之际为杀敌雪恨而积极支援滇西抗战，我父亲也有可能会接受熊庆来校长之聘而早已成为云大的教师。在2015年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党和国家向我父亲追赠了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章。至今，我们与云大的学苑情怀已延伸到我的儿孙，至今我家祖孙四代15人相继与云大结下深厚的百年学苑情怀，人人事业有成，因而我们要更加珍惜和保持与云大这一来之不易的跨世纪学苑情怀，“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当前，云大母校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并正在为建设“双一流”大学而跃进之际，我要更加鞭策自己，永做云大校园的“老园丁”，尽心尽力地继续干好云大“老义工”工作，报答云大母校恩情。同时，还要不断教育我的子孙们不忘初心，认认真真地传习历史，兢兢业业地搞好工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回报国家和社会， 为发扬“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更大奉献。
2018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