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原名东陆大学，由原云南军政人物唐继尧于1922年在被废除的云南贡院旧址上创办，是云南第一所近代大学，建校迄今已近百年。云南贡院是我国明、清两代举行乡试、选拔人才的殿堂，每三年开考一次。清末经济特科第一名（俗称“状元”）袁嘉谷便出身于此。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自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五百余年间，云南籍士子考取进士者近千人，其中明代255人、清代695人。这片土地由此成为推动云南从闭塞落后逐步走向开化昌明的人文胜地，既为历代朝廷选贤纳士，亦为社会所敬重。

1909年，家父章斐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教官。他仰慕旧贡院厚重的历史人文风貌，遂择居其大门对面，希冀面对这钟毓灵秀之地，感受儒家文化风采，在古朴典雅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家庭文化品位，督促家人勤勉读书，以“读书改变人生”为志。此后家中生育四子女，均在旧贡院及后来的云大环境熏陶下健康成长。如今，我怀着感恩之心，记述父母及其子女（婿、媳）、孙辈（媳）及重孙辈（媳）四代十七人，前赴后继与云南大学结下的这段跨世纪学苑情怀。

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科举制度废除，云南贡院旧址一度由云南甲种农业学校使用。1922年，云南省政府拨用旧贡院开办大学，校名由首任校长董泽及名誉校长王九龄等据唐继尧别号“东大陆主人”而定。唐继尧指定在此创办东陆大学，意在凭借旧贡院悠久的历史文化、区位优势与社会影响，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培养兴滇人才，治学强省，重振云南人文雄风。东陆大学创立之际，正值唐继尧重掌云南军政大权、声势如日中天之时。

家父早年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少将教官，因公务与唐继尧结怨，遂毅然随滇军赴广州，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事业，常年驻防广州、南昌，后转至南京中央陆军大学担任中将教官。二姐与我相继出生于南昌、南京；留在昆明的大哥、大姐则由叔婶照看，在无父母监护的家境中成长。因家宅与东陆大学相邻，二人常年沐浴于优美的校园环境，耳濡目染浓郁学风，自觉勤勉向学。1933年，两人同时考入东陆大学文法学院新设的法律系，且同班就读。此事在当时极为光荣，亦属难能可贵，全家为之欢欣鼓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民同仇敌忾。此时大哥、大姐已由更名为云南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当即投身地方抗战事业。大哥李学铨积极参加滇缅铁路兴建工程，路基修至滇西弥渡时，因滇西战事吃紧而停工。大哥与一位弥渡姑娘喜结良缘，婚后携新婚妻子转战昆明，日夜投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呈贡机场的建设。

与此同时，常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执教的父亲，也于1937年11月携母亲及幼年的我和二姐，逃离遭日机狂轰滥炸的南京城，侥幸提前避开了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途中辗转长沙，1938年初历尽艰难回到昆明。父亲旋即随中央陆军大学疏散至重庆，继续为培养高级抗日军事指挥人才效力。幼年时，我曾随母亲到呈贡机场看望大哥大嫂，目睹这位刚从云大毕业不久的学子与万千军民日夜奋战于机场工地的壮观景象，至今难忘。

抗战时期，云大校门口设有持枪警卫，禁止闲人入内。我家作为校门口老邻居，与警卫熟识后，校园便成了我们随时可出入游憩之地。

随着日寇侵华步步紧逼，云南这一抗战大后方也逐渐成为其觊觎之地。1939年9月28日，昆明首次遭受日军从越南河内起飞的飞机轰炸。会泽院地下室及校园北面城墙脚（城墙外为荒野）横亘开挖的防空洞，成了我家的临时避难所。校园至会泽院九十五级台阶道路两侧的山坡上，分别修有三条登山便道和一条小汽车通道；北城墙（今钟楼前喷水池处）也被挖开缺口，直通城外郊野，便于师生紧急奔往山野躲避空袭（俗称“跑警报”）。

随着日机空袭日趋频繁，甚至夜袭昆明，城内爆炸声不绝于耳，社会动荡，市民苦不堪言。云大师生开始疏散至城外乡间及专县坚持教学，我家也自行到城外乡间租房避难。1940年10月13日、1941年5月12日和8月14日，云大曾三次遭日机轰炸，校舍毁损严重。第二次轰炸时，会泽院中弹受损，至今其前石阶面上仍留有许多弹片破损的痕迹。我家因与云大相邻同时中弹，临街两间耳房被炸毁，正房堂屋受损。母亲无力收拾这片狼藉，急迫发电报召回远在重庆的父亲。这场“坏事”竟变作“好事”，离别多年的父亲终于与我们团圆。同时，家父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兵总署署长马崇六之聘，出任昆明国防工程处骡马运输大队长，夜以继日地沿云南茶马古道和古丝绸之路，为滇西抗日前线的中国远征军及地方部队驮运战略物资与给养；特别是在工兵紧急抢运炸药、炸毁怒江惠通桥、阻击日寇渡江进犯云南大后方的行动中，为滇西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末，昆明防空与云南抗战形势终于出现转机。12月18日，陈纳德率领美国援华志愿航空大队悄然进驻云南及昆明地区，协同地方军民抗击日寇。12月20日中午，毫无觉察的日机又按时从越南飞来轰炸昆明。飞虎队悄然升空截击，晴朗的天空随即展开激烈空战，枪炮声响彻云霄。我们目睹猝不及防的日机被迫胡乱抛掉炸弹，自南向北从云大上空落荒而逃，在追击下一举被击落日机十架（残骸曾分别运到云大实习工厂及昆明文庙展出）。飞虎队首战告捷，这是陈纳德送给云南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这场空战犹如晴空中的战斗演练。霎时间，避难市民纷纷兴奋地跃出掩体，激动地观赏这难能可贵的长空格斗。场景如电影般扣人心弦、大饱眼福，更似久旱逢甘霖，滋润了常年疲于“跑警报”的人心。市民欢呼雀跃，情洒蓝天，指手画脚地充当起这次空战的观察员和评论员，“老美顶好”之声四起！抗日激情在晴空中展现，大大鼓舞了昆明市民的斗志，坚定了全民必胜的信心与决心，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此后日机果然不敢再来空袭昆明，市民常年“跑警报”的日子终于结束，预示着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疏散在外的云大师生逐渐返校复课，我也有幸得以入学。

那时云大校园并不大，除会泽院及九十五级台阶外，其余设施都较老旧。学校大门由旧贡院的“起凤坊”改建而成，门楣上保留了“为国求贤”四个大字，门柱上悬挂“国立云南大学”校牌。校门面向青云街，街道至此向左转弯，沿校门一侧围墙外侧通行。我家院落就在校门左侧街道拐弯处的大水井旁，出了家门、跨过街道便能进入云大校园。

校门另一端还有一座牌坊，名曰“腾蛟坊”。两座牌坊之间的范围即为云大在青云街头的部分校园：道路中部右侧是通达会泽院的九十五级台阶，左侧校园延伸至翠湖北路校大门处。如今的校门处，原是云南贡院乡试张榜题名的大照壁；1952年关闭旧校门改道出行时，便将大照壁改建为现在的云大东陆校区正门。原第二座牌坊（腾蛟坊）已于20世纪末拆除，后又重建，仍屹立于原地附近的校园中。

当时会泽院是学校的中心，其后依次为旧云南贡院的至公堂和衡鉴堂，衡鉴堂后面即是老昆明的北城墙，校园至此为止。云大体育场设在城墙外的荒野中（即今云大东二院旁）。会泽院东侧的旧贡院部分房舍，1922年前为云南甲种农业学校办学点，后被南菁学校（今昆明第三十中学）占用。会泽院西侧至晚翠园（俗称枇杷园，现为南学楼一带，原系与旧贡院相邻的云南女子蚕桑职业学校校园，后并入东陆大学），园内建有云大医学院教学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少年时期的游憩之地。

我常在校园遛狗、林间打鸟、抬梯子掏鸟窝、采摘桑叶喂养蚕宝宝（如今校园已无桑树），也常在网球场上当球童、在体育场边挖“屎壳郎”，或去至公堂观看文娱表演。那时我常在校大门一侧的理发店理发，生病就到云大医院（即今校医院及文津楼一带）治疗，至今颈部还留着医生为我切除小疖子留下的疤痕。

晚翠园内建有几套教师宿舍，是时任校长熊庆来为引进高素质师资特别安置的住房，一般教职工在校内并无住处。园内枇杷成熟时，我常以找同学——知名教授刘文典之子刘平章为借口在园中晃悠，却常被看守者不客气地赶走。记忆犹新的是其中一位爱管闲事的外国妇人特别泼辣；后来我入读工学院时，方知她是我的老师胡宗朴在德国留学时娶回的夫人。有时我也在至公堂东侧男生东宿舍（即旧贡院考棚）我舅舅黄同成（云大英语系1941级学生）住房附近溜达。不久舅舅为支援抗战休学，赴飞虎队担任翻译，便难以常相见了。

亭亭玉立于至公堂西侧庭院中的女生宿舍映秋院环境优雅。因女生较少、空余宿舍较多，校外前来访问的知名学者有的也曾安排在此住宿。由于内部走道曲折、光线阴暗，又是女生宿舍，我不敢随便进去走动，却敢闯映秋院西侧的男生西宿舍（今文津楼B幢侧面外的绿化园地）。那是一栋数十人共住的大开间，每人又各自分割出许多杂乱的小空间，环境不佳。

有时游荡至会泽院，二楼除中央几间相连的房间（分别为校长室、教务长室、训导长室和会客室）外，其余全是宽敞的教室。有课时听课学生不多，显得空荡；无人上课时，为数不多的“火腿凳”（学生专用座椅，一侧附小桌面供书写之用）散乱其间，我便趁机拿几支粉笔出去玩。会泽院屋顶当时空旷无物（现在的顶层是后来加建的），能极目远眺五百里滇池：船帆远影、蟹屿螺洲、天苇沙洲奔来眼底；亦可观“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昆明四围风光如诗如画，尽展眼前，堪称当时城内的极佳观景胜地。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每年云南大学对市民的“开放日”。昔日，云南省政府为纪念唐继尧主导云南辛亥革命成功、护国战争胜利、创办东陆大学等功绩，将每年12月25日（护国之役滇军出征纪念日）定为云南省的纪念日。届时，省政府军政要员除了在圆通山唐继尧墓前举行公祭仪式，还指定云大校园及教学设施向社会开放三天，供民众自由参观，游人如织。我常驻足于航空系展馆观赏飞机，幼小的心灵由此萌生了将来要入读云大航空系的愿望。只是医学院的人体解剖陈列台和泡尸池阴森恐怖，我不敢久留。

抗战时期云大学生日趋增多，宿舍拥挤，一些学生便在校外租房。到我家租房的第一位是文法学院1942级牟定籍学生袁宗辉，不久病死于租住房屋中。此事曾惊动街邻，遗体移到家院内被日机炸毁的废墟上，经租房介绍人、云大有关部门及警察局联合勘验，证实死因后方才了结。

此后，工学院航空系1944级学生向竞先来租住此房，有时带领我和二姐、妈妈在校园拍照。

那时父母与云大师生的交往日增。常年驻守云大运动场的体育教授杨元坤是我家常客，经常邀约同事来家中打麻将。母亲与熊庆来校长的夫人也逐渐熟识，曾带我去位于会泽院东侧的熊校长家看望，我因而与熊校长的小儿子熊秉群相识。熊校长仰慕家父曾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担任中将教官、文功武略兼备，征询他能否到云大执教文史；但因父亲已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国防工程处担任骡马运输大队长，全力沿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为支援滇西抗战日夜运输战略物资与给养操劳，故婉谢了熊校长的关怀。

熊校长居住的二层小楼，楼上为生活起居室，楼下为其办公室。寓所对面路边曾建有汽车房，内停一辆黑色英国奥斯汀牌小轿车（与现今微型轿车相似），专供校长外出办事使用。抗战时期昆明汽油匮乏，汽车稀少，小轿车更属稀有舶来之物，云大仅有此一辆。这幢校长居室建于1938年，实为校长办公与居家之处。此后，熊校长也以实际行动回馈学校，迅速推动云南大学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先进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