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的留法预备班就读期间，父亲在教堂里完成了法语基础训练。随后，他们登上一艘烟囱林立的蒸汽轮船，告别当时多灾多难的祖国，一路向西。

当年赴法留学的两千余人中，除少数富家子弟外，大多囊中羞涩，生活窘迫是常态。赴法勤工俭学的经费，除少数庚款等官费资助外，主要依靠华法教育会及国内各界筹募——毛泽东等人即在湖南组织青年赴法。这批人中，后来有张若名、李富春、蔡畅、朱德、周恩来、陈毅、何长工、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等，大多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人物。父亲与邓小平均生于1904年，抵法时都不足十六岁。

初抵法国时，父亲在诺曼底一所小学就读，期间急性阑尾炎发作（若在海南，当年尚无此外科手术条件，恐怕性命难保），遂在当地入院切除。虽然手术得以施行，刀口却有一尺多长，术后昏迷数日。房东老太太在圣母像前为这个东方孩子祈祷不已，父亲终于康复。此后数年，他辗转于里昂、巴黎、马赛等地半工半读，曾在厂里为争工位与南斯拉夫工人大打出手，挣扎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赴法的这批留学生，对现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巨大推力。在自然科学方面，我父亲的博士论文《论银河系散光现象》，即以数学模型阐述天体力学规律，至今仍有科学价值；在社会科学方面，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

当年我们曾问父亲：“留学法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答道：“过红海时气温高达四十五摄氏度，有人忍受不住，跳海自杀了。”

2015年盛夏，我流连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每当端详一幅名画时，总觉得有个巨大的黑影笼罩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鲨鱼”沙奎尔·奥尼尔。我们一同看完了整座皇宫与庭院，步出大门。更巧的是，几日后在机场候机时，我们又坐在了一起。法国人似乎对篮球并不热衷，没人找他签名，他便静静坐在椅子上，身旁是一位拉美女子。由于此前在凡尔赛已同行多时，此时再坐一处并不生疏，我便与他攀谈起来。

我问他：“沙奎尔，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我又问：“去年巴西的足球世界杯，你去看了吗？”他说：“我跟足球无缘，纳什和艾弗森才是好手。”我说：“艾弗森打的是美式足球吧？”他说：“哦，是的。”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中国广东。他说去过广东江门，我说我正好住在江门。我们聊了聊江门，然后合影。

想起前几天游罢凡尔赛，奥尼尔偕女友当即离去，而我却在宫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一杯咖啡，随即陷入沉思。时光仿佛倒流回八十多年前的法国——受1929年经济大萧条波及，那里哀鸿遍野，在法的中国留学生也陷入深深困境。当年留学生中流传着两个抵挡饥饿的招数：其一，有钱时不要一次花完，一边看书，一边把几个法郎当书签夹在书页里；其二，每次买回法棍面包，用刀把面包头切下装进纸袋，等风干后码在书架上。

然而到了1930年，父亲依旧囊空如洗，单靠一本《红与黑》和一本《黎曼几何》已坐不住了。他起身打电话给凡尔赛的一位富家子弟同学借钱，对方爽快答应。父亲赶紧重翻书籍，终于找到最后一张法郎，便坐上电车直奔凡尔赛小镇。

等他赶到时，房东却告诉他：“你的同学搞学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父亲顿觉天旋地转——他没有回程的票钱了。于是，他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走回巴黎。

凡尔赛距巴黎约十八公里，如今乘车只需半小时，饿着肚子走却要花四五个小时。好在沿途有免费凉水供应，走一段，喝一点，天擦黑时，他终于回到了塞纳河边。

上天有好生之德，绝境之中希望之光又现。父亲步履蹒跚走到河边，竟遇见知心朋友刘景芳（出身有钱人家）。哥俩随即步入餐厅。

可偶尔的饱食解决不了长期的困境。正当父亲踌躇不前时，一位校工出现了。他对父亲说：“Wangskye同学，我看你走来走去没了头绪。我知道你们外国学生的困难，现在继续上学不现实了，学业得暂停。你跟我来，我帮助你。”

父亲跟着这位可敬的、走路微跛的师傅回到他家，一进屋不禁大吃一惊：家里有七个孩子，晚上睡觉像沙丁鱼一样排躺在地板上。师傅亲切地对他说：“Skye，不用担心，你在这儿住两天。我有个兄弟在阿尔及利亚，我让他帮你找份工作。”

后来父亲去了阿尔及利亚。那里作为殖民地，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他在勘查队干活，学到的数学知识正好派上用场。从法国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每月有四千法郎收入。度过最困难的时段后，父亲回到法国攻读博士。由于勤俭已成习惯，在阿尔及利亚也无处花钱，他攒下一大笔法郎寄回海南老家，这才知道当年一法郎可兑换一枚“袁大头”——而那时海南的公务员每月工资才四枚“袁大头”，买一头牛也只要三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