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在中国的航空史乃至世界空战史，特别是战时空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云南兴办航空学校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航空业人才。

抗战全面爆发后，云南先是抗日的大后方，大量的军工厂、企业迁至昆明。我父亲所在的昆明第十飞机修理厂就是从杭州笕桥航校迁到昆明的，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飞机修理厂。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 年 3 月日本占领缅甸，接着大举进攻中国的云南省，云南成为抗战的主战场。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炸毁了怒江上的咽喉要道——惠通桥，放弃了美国援华的最后一条路上通道——滇缅公路。美国当时已对日宣战，为了利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罗斯福总统在 1942 年 4 月，下定决心：“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辟到中国的航线，直到战争结束。”于是，便开辟了驼峰航线。

驼峰空运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险恶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气候，落后的航行保障下持续了 3 年多。仅美国就投入了 2000 多架运输机，8.46 万参战人员，运送作战物资 73 万吨，牺牲空勤人员 1500 多，损失飞机 500 多架。如此悲壮、惨烈的战时空运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云南成为中国的军事航空中心，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急需大批航空方面的专业人才。

熊校长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心创办云大航空系，为国分忧。1944 年，熊校长的报告得到批准，云南大学正式创建了航空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是创办了，教学的人才成了关键，熊校长虽然是学者，但在用人上并不死板和老旧，他是有名的伯乐。

正是由于他的知人善用，云大的航空系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被称为云大航空系三杰之一的郭佩珊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郭佩珊，1912 年生于河北省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 1931 年考入北洋大学工程系，因为参加学运，被学校开除。1935年，父亲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是武汉大学第一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1938 年，大学毕业后，董必武找他谈话，让他打入国民党空军。父亲于1939 年进入国民党空军的昆明第十飞机修理厂，该厂也是美军的 301 基地，飞虎队和驼峰的飞机都在这里修理。

熊庆来（中） 与郭佩珊（右一） 等在会泽院合影

我父亲从 1939 年进入十厂到 1948 年离开，一共 9 年。他从课员做到总工程师，共维修美机 1300 多架次，无一差错。1942 年 5 月， 父亲改装的美国 B-25 轰炸机在滇西战役中获得巨大成功，获美国及蒋介石特级嘉奖连晋三级，成为中国与美军谈判的技术权威。正是因为看中了我父亲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航空基础知识，熊校长在 1946 年 3 月聘请我父亲担任云大航空工程系兼职副教授。从 1942 年 3 月到 1948 年 8 月，父亲一直是上课乘车而来，下课开车而去，很少在云大停留，实际上他把云大作为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的隐蔽所。这期间，父亲为云大弄到一台飞机发动机，一台当时美军认为最机密的瞄准仪，两架直升机，都是父亲去南京批来的。

1948 年，国民党空军决定，第十飞机修理厂迁往杭州，改为空军军官学校修理厂，让父亲去该厂主持工作，不去，就要逮捕法办。父亲找到航空系主任王绍曾一起去见熊校长，说明了情况。熊校长决定出公函聘请父亲到云大做专职教授。熊校长致空军司令部的公函是这样写的：“空军司令部周至柔司令：查本校航空系自动驾驶仪与高空瞄准仪等课无人讲授，悉昆明第十修理厂近日结束，该厂修造课课长郭佩珊对此学课颇有研究，拟向贵部借聘该员一年。校长熊庆来。”

父亲带着这份公函到南京，又通过国民党员老吴稚晖在中间斡旋，国民党空军终于同意放人。

在收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公函的第二天，学校正式聘任父亲为专职副教授。1948 年 9 月，父亲正式搬到云大宿舍。

父亲自1946 年到云大任教后，年年提级，1949 年他编写的《飞机构造学》代替论文，经系里讨论同意改变职称为教授。

由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父亲被航空工程系和工学院选为教授代表，参加学校的教授会，又被选为教授代表，与学校的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工警会的代表组成云南大学五联会，并被选为主席。当时全国各地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此起彼伏，父亲参加领导了昆明市大专院校的“双反运动”，而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正是熊校长。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云大校长熊庆来是一位具有学者风范的老夫子，著名的数学家，也是著名的伯乐。他为人正直，在云大有很高的声望，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南师生进行迫害的障碍。1949 年某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派刘士英专员到云大，企图扑灭反饥饿、反迫害之火。在熊校长召集的一次会上，云大农学院教授秦仁昌当着刘士英和我的面，指控我是云大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领导人，受到我和与会代表杨朝梁的有力的反驳。熊庆来不同意采取高压手段，刘士英回重庆后不久， 教育部指派熊庆来赴法参加一个国际性的数学会议。他去巴黎后又告诉他不要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

至此，我父亲与熊校长分开了，他也很快离开了云大，去了解放区，后来领导了昆明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各自经历了坎坷，熊校长调到北京后， 我父亲常去看他，非常敬重他。

在纪念熊庆来校长诞辰 120 年之际，我们除了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外，更应该学习他在祖国处在危难时的爱国之心，在学术上的大胆创新精神，以及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厚德品质。

当前，我国的航空事业正处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萌动期，有着深厚积淀的云南，应该抓住这难得的机遇，乘势而上，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起飞，再创辉煌。

2013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