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在中国航空史乃至世界空战史，特别是战时空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云南便兴办航空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航空人才。抗战全面爆发后，云南先是抗日大后方，大量军工厂与企业内迁昆明。我父亲所在的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即由杭州笕桥迁至昆明，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飞机修理厂。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随即大举进犯云南，云南由大后方变为抗战主战场。为阻敌深入，国民政府炸毁怒江咽喉要道惠通桥，滇缅公路这条美国援华的最后一条陆路通道被迫中断。美国既已对日宣战，为利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压力，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4月下定决心：“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辟到中国的航线，直到战争结束。”驼峰航线由此开辟。

驼峰空运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险恶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气候与落后的航行保障下进行的，前后持续三年多。仅美方即投入运输机两千余架、参战人员8.46万人，运送作战物资约73万吨；牺牲空勤人员1500余人，损失飞机500余架。如此悲壮惨烈的战时空运，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云南成为中国的军事航空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急需大批航空专业人才。

熊庆来校长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心创办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为国分忧。1944年，他的报告获准，云南大学正式创建航空工程系。

系办起来了，师资便成为关键。熊校长虽是学者，用人却不拘一格，是有名的伯乐。正因他知人善任，云大航空系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被誉为“云大航空系三杰”之一的郭佩珊，便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郭佩珊，1912年生于河北定县（今定州市）。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工程系，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35年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并担任武汉大学第一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1938年大学毕业后，董必武找他谈话，派他打入国民党空军。1939年，他进入国民党空军昆明第十飞机修理厂——该厂同时也是美军的301基地，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飞机都在此修理。

父亲从1939年进厂到1948年离开，历时九年，从课员做到总工程师，共维修美机1300余架次，无一差错。1942年5月，他参与改装的美制B-25轰炸机在滇西战役中取得重大战果，他因此获得美方及蒋介石的特级嘉奖，连升三级，成为中国方面与美军谈判的技术权威。

熊校长看中父亲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航空基础，于1946年3月聘请他担任云大航空工程系兼职副教授。从1942年3月到1948年8月，父亲上课乘车而来，下课开车而去，很少在云大停留——实际上，他是把云大当作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的隐蔽所。在此期间，他为云大争取到一台飞机发动机、一台当时美军视为高度机密的瞄准仪以及两架直升机，均由他赴南京申请获批。

1948年，国民党空军决定将第十飞机修理厂迁往杭州，改组为空军军官学校修理厂，命父亲主持该厂工作，并声称不去即予逮捕法办。父亲找到航空系主任王绍曾，一同去见熊校长说明情况。熊校长当即决定出公函，聘父亲为云大专职教授。致空军司令部的公函写道：

父亲携此公函赴南京，又经吴稚晖从中斡旋，国民党空军终于同意放人。接到空军司令部复函的次日，学校正式聘任父亲为专职副教授。1948年9月，他正式搬入云大宿舍。

父亲自1946年到云大任教后，年年晋级；1949年，他编写的《飞机构造学》经系里讨论同意代替论文，职称改为教授。

由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父亲被航空工程系和工学院选为教授代表参加学校教授会，进而被推举为教授代表，与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工警会的代表组成云南大学“五联会”，并当选为主席。当时全国各地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此起彼伏，父亲参与领导了昆明市大专院校的“双反运动”，而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正是熊校长。

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至此，父亲与熊校长分别。他很快离开云大前往解放区，后来参与了昆明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各自经历了坎坷。熊校长调往北京，父亲常去探望，始终对他十分敬重。

在纪念熊庆来校长之际，我们除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应学习他在祖国危难时的爱国之心、在学术上的大胆创新精神，以及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厚德品质。

当前，我国航空事业正处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增长点的关键时期。有着深厚积淀的云南，理应抓住这一难得机遇，乘势而上，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腾飞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