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我的祖父熊庆来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正式就任云南大学校长，至1949年9月离任，历时12年。

彼时祖国正处于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濒临崩溃，文化教育几近绝境，办学举步维艰。祖父到任时，云大已有15年建校历史，但作为省立大学，经费有限、师资薄弱、设备简陋，发展十分缓慢。为了发展云南高等教育、“报效桑梓”，他毅然放弃清华大学优越的教学与研究条件，来到昆明任职。

祖父到职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重视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他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植。

他主张全国高等教育应均衡发展，内地与边疆宜统筹兼顾，不宜畸轻畸重。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向来设于北方及京沪一带”，“殊失教育均衡发展之意”；主张将当时尚属省立的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否则仅靠本省财力很难有所作为。他曾说：“省大（指省立云南大学）经费，过去极为有限，较诸国立各大学仅三分之一强，而延聘教授人才，改善办学条件，颇感不易。”经他与龙云的共同努力，云南大学于1938年改为国立。

关于办学方向，他主张立足本省，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努力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发展地方经济，把云南建成抗战后方基地，为抗战服务、为建国服务。

在学术研究上，他提出：“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大学的价值在于培养出优秀的师生，在于他们对国家的奉献和对社会的影响。对学生，他要求“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毕业生之下，而为国家有用之才”。

随着抗日烽火蔓延，1938年后清华、北大、南开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及一批研究机构也相继迁入云南。昆明成为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人才荟萃。祖父抓住这一机遇，延揽大批名流学者来云大执教，其中有：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中共地下党员）、陈省身、华罗庚、霍秉权、范秉哲、费孝通、白寿彝、庄圻泰、华岗（中共地下党员）、罗庸、吴富恒、刘文典、秦仁昌、吴征镒、金善宝、尚钺（中共地下党员）、向达、彭桓武（“两弹一星”专家）等；刚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长子、我的父亲熊秉信，也被召回兼任矿冶系助教。

祖父聘请教师“本着重质不重量的主旨”。对不甚了解者，凡拟请来任教，他都亲自登门拜访、多次交谈，有所了解后方才聘用。他对职称与待遇的掌握也较严格——王士魁先生留法十年，第一年在云大也只给讲师职称。当时云南大学专任教授最多时达一百八十七人，兼任教授四十余人，人才之盛、质量之高，为云大历史上所仅有。

尽管办学艰难，祖父对办好云大始终抱有坚定信念与乐观态度，并亲自为云南大学校歌作词：

歌词倾注了他对云大的热爱与期望，也集中反映了他“求新”“求真”的办学思想。

从1937年7月回到昆明、8月正式出任校长，到1949年9月离任，这十二年正是祖父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岁月，也是人最容易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他将这段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云南高等教育创造了第一次辉煌。1946年，云南大学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十五所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李作新教授主编）序言中写道：“先生一生成就卓著……他所发现和培养的数学英才，如华罗庚、陈省身、杨乐、张广厚等早已成为蜚声国际的数学大师。先生爱国，三次返回祖国怀抱。先生爱乡，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报效桑梓……先生在1937年接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辞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职务出任云南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在此期间，云大有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省立改国立，从边疆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可以说熊庆来先生成就了云大的辉煌，云大也让一位教育家实现了他的许多梦想。”

祖父为祖国和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与祖母姜菊缘共育五子一女，我的父亲熊秉信为长子。父辈们在祖父“平实诚笃”家训的熏陶下，各自在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奉献才智：父亲熊秉信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著名地质矿床学家；二叔熊秉明是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姑姑熊秉慧是优秀的人民教师；五叔熊秉衡是物理学家、激光全息专家；小叔熊秉群曾任大唐电信总裁、中国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是熊庆来长子熊秉信的三女儿，一直随父母生活在云南老家。虽只曾随母亲赴京见过祖父一面，但对他的怀念与敬仰，始终激励着我、鼓舞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