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1914—2008），云南省路南县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名史学家。1986 年 1 月 5 日，在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缓步进入悼念厅，终忍不住内心的哀切，哽咽中泪水夺眶而出，他悲切地目视父亲遗体深深三鞠躬，送别师兄西归。他就是我父亲一生知心的友人之一，我平日最敬重的李埏伯伯。
1938年，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结识了低他一届的历史系学生李埏伯伯。在联大读书期间李埏伯伯深得钱穆大师器重，与父亲同为钱穆师的拜门弟子，为他俩结下终生友谊打下了基础。1939年，父亲毕业，在校期间（为期仅一年）他与李埏伯伯交往不多。他俩的友谊主要建立在他们在云大历史系共事近40年期间，彼此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忘我奉献的基础之上。
1948 年，父亲遵钱穆师之命代师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父亲接恩师来信，嘱李埏伯伯办理父亲到云大任教的手续，并嘱咐李埏伯伯安排好父亲举家迁往云大的生活。7 月，父亲接到李埏伯伯寄来的云大熊庆来校长的聘书和车旅费，即千里迢迢举家从兰州大学迁往昆明。抵昆那天，父亲轻车熟路地找到武成路一家小旅社落脚。次日下午，李埏伯伯与伯母到旅社看望我们一家。在嘘寒问暖中，母亲得知李埏伯伯已将不久前学校分给他在校内晚翠园的一套房让给父亲安家之用。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最担心的是初来乍到举目无亲的生疏之地，能否定有所居。他再三向李埏伯伯和李伯母示以感谢。到昆第三天早上，父亲到街上叫来二位扁担（挑夫）将随身携带的行李挑到李伯伯、李伯母事先打理整洁的新安之家。推开家门，看到李伯伯事先代父亲向学校借来简易实用的家具，母亲不由喜从心来，高兴地连声道：“李伯伯太好了！太好了！”
父亲任教云大次年的 1949 年“九九整肃”中，父亲因支持学运，家中又是文史系选修班学运组织者秘密开会场所。只因拖家带口不能远离，当晚他只有到云瑞中学李埏伯伯家规避一夜， 第二天看家中无事才壮着胆子回家。若不是知己友人谁愿冒惹火烧身之险呢！
父亲在主持历史系系务三十余年中，李埏伯伯作为系务委员会委员、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尊重父亲，两人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融洽，共同为系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直至父亲过世前几十年的日记中，有许多他与李埏伯伯工作往来的记载。
1954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父亲任历史系主任，经院系调整，历史系人才济济，系上对古代史、民族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等 4 个教研组的教师和教研组组长进行调整。父亲提名李埏伯伯任古代史组组长。其余 3 个教研组长均由资深老教授担任。
1954 年，学校决定新增一批教研组。经历史系系务委员会研究新增中国史教研组。父亲记有：“晚上参加校务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师资培养计划，通过新增教研组及负责人员。中国史组由我和李埏分任正副主任。”（1）父亲因兼职较多，从有利于工作出发他请李埏伯伯具体管理教研组工作。这样一来，李埏伯伯担任了两个教研组的主任。
李埏伯伯多谋善虑，对系上工作若有所考虑经常找父亲交谈。父亲 1957 年日记中记有：“李埏来研究选修课问题，我主张由他准备唐宋史，我准备明清史，目前条件只能开出一年课程，他同意我的意见。留他午餐。”（2）
父亲看到李埏伯伯对中国封经史颇有研究，1962 年他在与李埏伯伯交谈中提议建立中国经史研究室，由李埏伯伯主持研究室工作，此设想正符合李埏伯伯心意。因当时条件还不够成熟，此事未提上议事日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又两度提到此事，得到李埏伯伯的大力支持。教研室成立后，李埏伯伯挑起了研究室科研与培养人才的重担。
1964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命父亲任云南大学副教务长（主持工作）要，离开系到教务处坐班。父亲向校党委请辞历史系主任， 并考虑到李埏伯伯在系上配合他工作十余年熟悉系情，工作责任心强又有主见，且他又是位教学与研究能力很强的老教师，特推荐李埏伯伯接任历史系主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高治国伯伯不同意父亲辞历史系主任，系上的重要工作需经他过问，并决定在历史系设一名副主任主持系上日常工作。校党委考虑到学校现任系主任均为资深老教授，从培养后备干部着眼系副主任一般从中青年教师中选拔，最终决定任历史系中年讲师方德召任系副主任。
父亲生来性格内向，话语不多言行稳重。反之，李埏伯伯性格开朗外向，心直口快。只因是莫逆之交，两人相处无话不说， 彼此常相互交心、相互帮助。
1958 年的交心和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父亲首先做了检查， 并接受系上老师的批评帮助。运动后，李埏伯伯心理压力较大，不敢放手开展个人科研。两人在谈心中，父亲鼓励他不要灰心， 个人科研成果反映了系和学校的研究水平。科研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不能放弃。提议他暂时把手中的研究放松点，多一些精力放到教研室上。他两人相互帮助均有一定效果。1961 年，父亲记有：“下午系务委员会讨论系教学方案，教师安排。会后李埏约谈近期思想情况，因女孩已批准入团，封建土地制文章已在新华半月刊转载，对党的距离大大缩短一步，决定加强改造，认真工作， 感谢我对他的鼓励和帮助。”（3）
李埏伯伯看到父亲有为难之处也及时给予帮助，如父亲在上任初期面对院系调整后的一个大系，汇集的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众多，从全局考虑怎么样协调好各教研组和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工作安排，他过于文雅总想面面俱到，结果工作难免有所被动。李埏伯伯即及时与父亲谈心，父亲在日记中记道：“李埏来向我提意见：‘一、处理事情心细沉着，说话有分寸，可惜过于慎重， 过于求全，过于虑心。二、对民主集中体会不足，遇事都征求群众意见，希望集体同意，结果考虑反而多了，系务工作就不免陷于被动。’意见很正确。基本原因是立场不稳，政治认识不透， 只有战胜个人主义我才可能坚强起来。”（4）
1986 年，父亲去世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决定在《云南画报》人物专栏中报道父亲，以此宣传他为云南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只因李埏伯伯与父亲深交，云南画报社社长任方先生特请李埏伯伯写回忆父亲之文，李埏伯伯怀着对已故友人的深切思念作《忆张德光》一文刊于《云南画报》1986 年第 4 期。该文对父亲一生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的无私奉献作了全面评价。字里行间表达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深厚友谊。
父亲过世后，李埏伯伯一直关心我母亲和家人，我们两家仍保持亲密往来。与父亲一样，李伯伯晚年患肺心病住院治疗，我去探望时，李伯伯带着对父亲的深切思念道：“有京侄，你父亲很有学问，可惜他死早了，生前身体差，兼职多，工作过忙没时间著书立说传给后人，我为此感到遗憾。我在云大认识的同事很多，但相知的朋友只有你父亲一人，你父亲对我很关心，50 年代我到北京学习，你父亲帮我到学校申请了 100 元生活补助交给你李伯母；在过去的运动中你父亲帮了我的忙。”李埏伯伯所言我有所知。李埏伯伯的夫人李伯母早年曾是李伯伯手下的高才生。两人婚后养育三男一女，且长子天生脑瘫卧床。为支持李伯伯全身心教书做学问，本就体弱的李伯母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担起了相夫教子重担。一家 6 口人全靠李伯伯的工资收入，生活不算宽余，学校有多子女困难家庭补助规定，但李伯伯从不伸手向学校申请。他到北京学习必然会加重家庭负担。为此，父亲主动向学校提出给李伯伯外出学习补助。李埏伯伯为人耿直磊落，胸怀坦荡，心中藏不住话，敢于提意见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某次运动开始，他提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父亲即及时找他谈心以防他“犯错”。由于父亲的帮助终使他过了关。
父亲与李埏伯伯均好吸烟。父亲过世后，李埏伯伯曾对我道：“有京侄，你父亲住院时（1983 年）我到医院探望他，并向张医生（父亲的主治医生）了解你父亲的病情。张医生说：‘李先生，若你还不断烟，张先生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自此，我下决心戒了烟，我比你父亲多活了 20 年。”这 20 年对李埏伯伯而言太有价值，太难得了。他不但抓紧晚年光阴著书立说，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其中仅博士生就有 10 余名。
（1）《张德光日记》，1954 年 12月 25 日。
（2）《张德光日记》，1957 年2月 24 日。
（3）《张德光日记》，1961 年 12月7 日。
（4）《张德光日记》，1954 年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