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1914—2008），云南路南（今石林）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

1986年1月5日，在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缓步走进悼念厅。他终难抑内心的哀痛，哽咽中泪水夺眶而出，悲切地凝视着父亲的遗体，深深三鞠躬，送别师兄西归。他就是我父亲一生的知心友人之一，也是我平日最敬重的李埏伯伯。

1938年，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结识了低他一届的历史系学生李埏。在联大期间，李埏深得钱穆先生器重，与父亲同为钱先生的拜门弟子，这为他们终生的友谊奠定了基础。1939年父亲毕业时，因在校时间仅一年，两人交往尚不多；他们深厚的情谊，主要建立在后来共事云南大学历史系近四十年的岁月里——彼此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忘我奉献。

1948年，父亲遵钱穆先生之命，代师赴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恩师来信嘱咐李埏代办父亲到云大的任职手续，并妥善安排我们一家迁居昆明的生活。7月，父亲接到李埏寄来的熊庆来校长聘书和车旅费，随即千里迢迢举家从兰州大学迁往昆明。

抵昆那天，父亲轻车熟路地在武成路找了一家小旅社落脚。次日下午，李埏伯伯与伯母到旅社看望我们。嘘寒问暖间，母亲得知李埏伯伯已将学校不久前分给他在校内晚翠园的住房，让给我们安家之用。作为家庭主妇，母亲最担心的正是初来乍到、举目无亲，能否有个安身之所。她再三向李伯伯、李伯母道谢。到昆第三天清晨，父亲上街叫来两位“扁担”（挑夫），把随身行李挑到李伯伯、李伯母事先打理整洁的新家。推开家门，看到李伯伯已代父亲向学校借来简易实用的家具，母亲不由喜上眉梢，连声道：“李伯伯太好了！太好了！”

父亲任教云大的次年，即1949年“九九整肃”中，因他支持学生运动，家中又是文史系选修班学运组织者秘密开会的场所，他拖家带口无法远走，当晚只得躲到云瑞中学李埏伯伯家避了一夜，第二天见家中无事才壮着胆子回去。若非知己，谁愿冒这惹火烧身之险呢？

父亲主持历史系系务三十余年间，李埏伯伯作为系务委员会委员、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始终尊重父亲，两人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融洽，为系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父亲去世前几十年的日记中，仍留存着许多他与李埏伯伯工作往来的记载。

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父亲为历史系主任。经院系调整，历史系人才济济，系里对古代史、民族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四个教研组的教师及组长作了调整，父亲提名李埏任古代史组组长，其余三个教研组长均由资深老教授担任。

同年，学校决定新增一批教研组。经历史系系务委员会研究，增设中国史教研组。父亲日记记道：“晚上参加校务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师资培养计划，通过新增教研组及负责人员。中国史组由我和李埏分任正副主任。”（1）父亲因兼职较多，为便于工作，请李埏具体管理该组事务，李埏由此一身兼任两个教研组主任。

李埏伯伯多谋善虑，对系里工作若有所考虑，常找父亲交谈。父亲1957年日记记：“李埏来研究选修课问题，我主张由他准备唐宋史，我准备明清史，目前条件只能开出一年课程，他同意我的意见。留他午餐。”（2）

父亲见李埏对中国古代经济史颇有研究，1962年与他交谈时提议建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由李埏主持。此设想正合李埏心意，但因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又两度提起此事，得到李埏的大力支持。研究室成立后，李埏挑起了科研与培养人才的双重重担。

196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命父亲为云南大学副教务长，需离开系里到教务处坐班主持工作。父亲向校党委请辞历史系主任，并考虑到李埏配合自己工作十余年、熟悉系情、责任心强且有主见，教学与研究能力俱佳，特推荐他接任系主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高治国不同意父亲辞去系主任，要求系上重要工作仍须经父亲过问，同时决定在历史系设一名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校党委考虑到学校现任系主任均为资深老教授，从培养后备干部着眼，系副主任一般从中青年教师中选拔，最终决定由历史系中年讲师方德召任系副主任。

父亲生性内向，话语不多，言行稳重；李埏伯伯则性格开朗外向，心直口快。正因是莫逆之交，两人相处无话不谈，常常相互交心、相互帮助。

1958年在交心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父亲首先作了检查，并接受系上老师的批评帮助。运动后，李埏心理压力较大，不敢放手开展个人科研。谈心中，父亲鼓励他不要灰心：个人科研成果反映着系和学校的学术水平，科研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不可放弃；同时建议他暂时把手头的研究放缓些，把更多精力放到教研室工作上。两人相互帮助，均见成效。1961年，父亲记道：“下午系务委员会讨论系教学方案、教师安排。会后李埏约谈近期思想情况，因女孩已批准入团，封建土地制文章已在《新华半月刊》转载，对党的距离大大缩短一步，决定加强改造，认真工作，感谢我对他的鼓励和帮助。”（3）

李埏见父亲有为难之处，也及时给予帮助。父亲上任初期面对院系调整后的大系，汇集的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众多，如何从全局协调各教研组和教师的工作安排，他过于文雅，总想面面俱到，工作难免被动。李埏便及时与父亲谈心。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李埏来向我提意见：‘一、处理事情心细沉着，说话有分寸，可惜过于慎重，过于求全，过于虑心。二、对民主集中体会不足，遇事都征求群众意见，希望集体同意，结果考虑反而多了，系务工作就不免陷于被动。’意见很正确。基本原因是立场不稳，政治认识不透，只有战胜个人主义我才可能坚强起来。”（4）

1986年父亲去世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决定在《云南画报》人物专栏报道父亲，以宣传他为云南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因李埏与父亲交谊最深，《云南画报》社长任方先生特请李埏撰写回忆文章。李埏怀着对故友的深切思念写下《忆张德光》，刊于《云南画报》1986年第4期。该文对父亲一生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以及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作了全面评价，字里行间流淌着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父亲过世后，李埏一直关心我母亲和家人，两家仍保持亲密往来。与李埏一样，父亲晚年也患肺心病住院。我去探望时，李伯伯带着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对我说：“有京侄，你父亲很有学问，可惜他走早了。生前身体差，兼职多，工作过忙，没时间著书立说传给后人，我为此感到遗憾。我在云大认识的同事很多，但相知的朋友只有你父亲一人。你父亲对我很关心——50年代我到北京学习，你父亲帮我到学校申请了100元生活补助交给你李伯母；在过去的运动中，你父亲帮了我的忙。”

李埏所言，我也有所知。李伯母早年曾是李伯伯的高足，两人婚后养育三男一女，长子天生脑瘫卧床。为支持李伯伯全身心教书治学，本就体弱的李伯母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担起相夫教子的重担。一家六口全靠李伯伯的工资，生活并不宽裕。学校虽有多子女困难家庭补助的规定，但李伯伯从不向学校伸手。他去北京学习必然加重家庭负担，父亲便主动向学校提出给李伯伯发放外出学习补助。

李埏为人耿直磊落，胸怀坦荡，心中藏不住话，敢于提意见、发表见解。某次运动开始时，他提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父亲及时找他谈心，以防他“犯错”。正因父亲的帮助，他最终安然过关。

父亲与李埏都好吸烟。父亲去世后，李埏曾对我说：“有京侄，你父亲住院时（1983年）我到医院探望他，并向张医生（父亲的主治医生）了解病情。张医生说：‘李先生，若你还不断烟，张先生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自此，我下决心戒了烟，我比你父亲多活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对李埏而言太有价值、太难得了。他不但抓紧晚年光阴著书立说，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其中仅博士生就有十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