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庚款助云大跨越发展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胁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第四条规定赔偿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国白银4.5亿两，从1902年起分39年付清，年息4厘（4%），本利折算计9.82亿两，这是一笔偿还不清的国债，史称“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参加协约国阵营，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1918年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宣告世界大战结束。除日本外，诸国表示退还或放弃庚款余款。英国政府1922年12月宣称：“以后中国应付逐期庚款预备悉数退回”，“作为两国互有利益之用”。这就是“中英庚款，即英国应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其中大部分投资于交通电讯事业，小部分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支配总额仅国币1800万元，很难缓解全国高校办学资金匮乏的困境，申请和争取中英庚款就成为一些大学的当务之急。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
1931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于南京成立，设董事15人，其中中国籍10人，英国籍5人，任期3年。下设总干事1人，副总干事2人，具体保管和开支中英庚款。1934年9月，私立东陆大学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校长何瑶积极争取中英庚款补助。1935年，以扩展校舍、添置设备为由，详列购物清单，申请第一笔庚款，经多方努力，于6月初接到中英庚款理事会通知，补助银洋1万元（约合旧滇币10万元），用以购置理化设备。此外，学校还根据董事会领受协款的规则，争取到为期一年的协款补助。1936年，学校为添置采矿冶金设备，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8万元，经上层人士鼎力相助，获得购置冶金设备补助8万元，还争取到设置讲座五席款项，每席补助1万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聘请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借助中英庚款实现云南大学的跨越发展。
一、高瞻远瞩设讲座
熊庆来在就任云南大学校长之初，就以战略眼光，审视地处边陲的云南的重要地位和云南大学促进文化发展的艰巨任务，他意识到中英庚款是缓解资金困难的重要来源，于是迫不及待地在1937年7月5日致函中英庚款保管委员会兼职委员李书华，请求在云南大学设置讲座，函中开头就说：“云南幅员广阔，地势特殊，气候寒热温兼备，矿产丰富，生物繁多，水力之利所在多有，人种之复杂尤为他处所鲜见，其能提供于学术上之问题甚多，而足为富国之资源至大，且地界英法两大势力之间，国防上亦是重地。云南省政府有鉴于此，急谋整顿省立大学，以冀促进文化、开发利源，而固我边圉，迭电招来回滇主持，来以桑梓义务，固辞不获，已允回滇帮同滇中贤者筹划。然滇本贫瘠，筹款不易，云大经费不过国币十余万元，院系范围又复甚广，以此维持，几为无米之炊。”拟此函时，民国二十六年（1937）业已过半，申请提前支付庚款谈何容易！函中还透露：“弟晤杭立武先生（1929年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曾说明此意，渠甚表同情，且谓讲座事本须自二十七年度起方可实行。唯云南大学于二十六年度既有特别困难情形，可提前办理云云。”为疏通庚款管理上层，又是面晤，又是致函，足见熊庆来校长为设讲座用心良苦，同时，对急切设置的专业讲座及主讲人选亦是胸有成竹：冶金讲座拟聘蒋导江，采矿工程讲座拟聘王宠佑或张正平，土木工程讲座拟聘黄育贤，植物讲座拟聘严楚江，医学讲座拟聘秦教中。
1937年8月6日，熊庆来又亲笔拟就了一份详尽的《省立云南大学请求设置讲座书》，拟请准设边政、采矿工程、冶金、工业化学、土木工程、热带病学、医学内外科、植物学、高科经济等9个讲座，并阐述了设置讲座的理由：“云南接壤英法、国防界务等边疆问题不胜缕举，自应预储专才，调查文化、社会、民族、经济之真实状况，确立经营之政策与设计。此请设置边政讲座之理由。”“云南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著于全国，煤铁尤俯拾即是，只以向用土法采冶，获利无多，货弃于地，殊为可惜，自应速储专才，力某开发······此请设置采矿工程及冶金讲座之理由也。”“云南工业原料甚为丰富，只以工业幼稚，遂致衣食住行之所需大都仰给外来，每年漏卮为数甚巨。近以厉行禁烟，人民经济尤感压迫，自应经济提倡工化学，以期物尽其用。此请设置工业化学讲座之理由也。”“云南交通阻滞，亟待发展，滇黔铁路政府已决定修筑，拨款勘测，全省公路网亦积极进行，加以市政、水利、建筑等项工程需才甚多，自应迅予培养，俾资应用。此设置土木工程讲座之理由也。”“云南边疆富饶之地，往往即蛮烟瘴雨之乡，急疫流行，人难久住，故欲恳拓边地，开发富源，则对瘴疠之研究驱除、卫生行政之组织进行与夫医药设备之普遍、国民健康之增进，均为其先决条件。······本校一方面亟谋医学院之设置充实，一方面应请于热带病学及医学内外科积有研究经验者各聘讲座一人，用资领导。此请设置热带病学及医学内外科讲座之理由也。”“云南具有寒温热三带，植物种类甚多，故本省植物之研究调查在学术上关系甚大；政府注意国民经济建设，农林之讲求亦属急务。······本校决于本年度于理学院添设植物学系，并拟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及本省教育厅合办一农林植物研究所，不能不有赖于专家之主持与领导。此请设置植物讲座之理由也。”“云南接近西藏、缅、越及南洋群岛，对外贸易关系綦重，商业人才不可不加培育。又本省会计统计各项人才亦甚缺乏，尤待养成。此请设置商科经济讲座之理由也。”由此可见，熊庆来具有现代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云南地处边疆，处于特殊的战略地位，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然而工业落后，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梗阻和人才匮乏，边民生活贫困又受疫病困扰。从全国各地物色领军人物，设置专业讲座，实为培养专业人才之捷径，不仅关乎云南大学发展大计，而且关乎富民兴滇大计。申请书高屋建瓴，对当今云南桥头堡建设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37年8月，省立云南大学发出《申请边政讲座理由书》，书中首先强调滇边之重要：“窃云南一省僻在西南一隅，与越南、缅甸接壤，长至三千余里，其西北方面复与康藏高原相连，故滇省之地位在国防上特别重要。历代以来，我中华民国无日不加以重视，以图民族之发展与乎国防之稳固。惟中国政府历来对边陲之政策，只尚剿抚不重经营，一切发展听其自然，只求边远民族之就范，不务彻底之解决，因此，数千年来，中国边区之民时判时服，而朝廷之政时剿时抚，推其原因，均由我国政府对边区内情十分隔膜，只重军事之胜利，不重文化、政治、经济、交通及社会之经营。在昔海道未通，我东亚神州尚可随国内之分合应付边地之问题，惟近百年来，中国国户洞开，藩属尽失，曾几何时，而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已直接与中国云南接壤矣。唇亡齿寒，而滇边之问题日愈繁多，举其大者，如滇边之国防、滇边之界务、滇边英法之侵略以及滇边土人之同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透辟分析基础上，提出云南大学的重大责任：找出滇边之种种严重问题，搜集有关滇边之文献以供一般之研究与参考，调查滇边文化社会政治民族文化之真实状况，研究经营滇边之政策与设计，培养经营滇边之人才。为此，制订了研究滇边的计划，包括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最后，预测了此项研究将来之贡献：“如此继续下去，则将来对于民族学与语言学上必将获得光荣之学术贡献，又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与乎中华民族发达及开拓史上亦可以有新的发见与贡献，至于国防上，经济上及边政经营上之贡献则无论矣。”重视滇边研究和设置边政讲座，为后来组织边疆考察团深入调查研究边区问题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开设讲座所得庚款补助并不多，拿边政讲座来说，二十六年度（1937年）的经费预算：讲座一人，月薪500元，全年6000元；助教一人，月薪80元，全年960元；书记一人，月薪40元，全年480元；调查费全年1200元；图书费全年1000元；印刷费全年30元。共计9040元，尚不足1万元。但庚款补助却迟迟不能兑现。1937年8月21日，熊庆来又致函杭立武反映：“云大请设讲座事，请求书内原列九席，就中所拟边政讲座林济同、采矿工程张正平、工业化学讲座张洪沅、植物学讲座严楚江诸先生。月来已分别接洽，承允专侯贵会决定，即可来滇。”原定9席已减为4席。但是，讲座的设置体现了熊庆来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起到了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随后，云南大学讲座越办越多，不单纯依赖中英庚款补助，或靠银行筹款，或靠社会赞助。如“龙氏讲座”当年仅申请8席，费用由兴文、劝业银行资助；西南文化讲座亦靠银行资助，“南园讲座”由私人主动捐款。诸多讲座效果显著，对提高云南大学整体学术水平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协助科研聚英才
1938年4月25日，《云南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中英庚款董事会为非常时期协助科学事业及工作人员，决定拨专款十五万元救济，计自然科学十万元，人文科学三万元。”这对急需引进人才而又经济拮据的云南大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1938年7月20日，云南大学致函管理中英庚款理事会，回复可容纳工作人员人数：算学组2人，物理组2人，化学组2人，地质组1人，植物学组1人，社会科学组2人，文史组2人，工程组1人，大地测量组1人，医学组2人，共15人。1938年落实工作人员有李衍、单粹民、丁道衡、江应樑、费孝通、岑家梧、张维华、白寿彝、宓贤章等9人，协款数额80至200元不等。后单粹民改派重庆大学，丁道衡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停发协款补助。
云南大学对协助开学工作人员给予较好的安排照顾，指定专人进行辅导，商定了研究范围，对资历较浅的还确定了吴文藻、顾颉刚、闻在宥等指导教授，使他们各得其所，确保研究工作顺利进展，协款补助成为他们成就事业的桥梁，其中出类拔萃的如：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著名史学家。1937年出版专著《中国交通史》，七七事变中断了他参加的西北考察团的考察，接受中英庚款每月80元的最低资助，辗转到昆明工作，后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先后任专职讲师、教授。1947年8月离开云大到苏州大学协助顾颉刚主持交通书局编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历史学科中成绩突出，在海外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1938年回国，接受庚款补助到云南大学工作，后任教于云大社会学系，聘为副教授。教授，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组织一批青年学者深入农村调查，完成调查报告《禄村农田》，和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王村农业和商业》合为《云南三村》一书，先后在美国和国内出版，誉为调查研究的典范。后来他参加中国民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被迫离开云南。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成为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被尊称为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江应樑（1909.2—1988.12），人类学、民族史、社会学家。1937年作为中山大学“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深入到德宏的芒市、遮放、勐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7个土司区进行了5个月考察。1938年获得中英庚款每月80元补助，并被资送到云南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完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为更深入开展研究，他任过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主任，担任过车里县长，跑遍了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大勐笼、小勐养、南糯山，以及邻县的勐海、勐遮等地，收集积累了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傣族的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腾龙沿边开发方案》和《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两个小册子。1947年2月江应樑回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珠海大学。1948年江应樑接受云南大学聘请，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社会系主任，讲授文化人类学，还写成了《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江应樑继续留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当然，中英庚款协助的科学工作人员还有巴黎大学科学博士李衍、里昂大学理科硕士单粹民、德国留学博士丁道衡、燕京大学政治学硕士宓贤章等，每名工作人员在学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或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8年中英庚款董事会为奖助青年科学人才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特在国内公、私立各大学、独立学院及研究机关设立125名科学研究助理。11月21日，中英庚款董事会函请云南大学选送六名毕业生为科学研究助理，规定将保送书、志愿书、成绩单、研究成绩及学历、品性证明书，一并送董事会以凭遴选，并在志愿书中写明是否愿意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保送人中二选一录取，云南大学从1937年的毕业生中推荐了政经系的李天骙、黄光陆，法律系林毓枝、田雨农，教育系的刘文明，土木系的陈元龄六名，中英庚款董事会最终确定了黄光陆、陈元龄、田雨农3人为科学研究助理。其中政经系的黄光陆、法律系的田雨农留校工作，土木工程系的陈元龄到西南联大工作。后来教育系的刘文明替补到云大工作，法律系的林毓枝选为川康科学考察团团员。非本校保送的科学研究助理还有谢毓寿、杨发权2人。科学研究助理由中英庚款按月发给生活费40元，此款于1941底停发，成绩优异者可提升协助科学工作人员。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大学的发展更需要经济的支撑，据熊庆来来往函件透露，当时云大的经费十分拮据，省立时省拨款经费不过10万余元，1938年后，国家拨款经费也不过几十万元，这时中英庚款就不失为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它在云大聘任更多知名教授、协助科学人员开展研究、提升学校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云南大学获得跨越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版.
2、《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人物传(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