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珊同志是云南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人。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虎穴，长期潜伏在敌人阵营，完成了党交给的一项又一项光荣的任务，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我党一位传奇式的地下工作者。

郭佩珊是河北保定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他在天津北洋大学求学期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疏散到冀东地区工作，与党失去了联系。1937年9月在武汉大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武大党支部组织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农委组织委员。1938年根据长江局领导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1939年12月，为加强云南省地下党工作，南方局派郭佩珊到云南，任中国云南省工委青委会组织委员，分工负责云大党支部和一些零星党员的组织关系，1940年改由联系在澄江的中山大学和在路南的云大附中党支部。1940年夏他担任工委秘书，协助工委书记马子卿同志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顽固分子掀起了反共高潮。在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情况下，郭佩珊遵照省工委的，利用他在国民党空军的关系进入昆明国民党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

空军第十修理厂是国民党空军的要害部门，这个厂集中了国民党空军的大部分技术力量。为了严格地控制该厂，国民党安插了不少的特务。1946年7月11日枪杀李公朴的凶手就是隐藏在该厂的一个特务。因此郭佩珊稍有麻痹大意就可能暴露身份遭到暗害。斗争的形势为郭佩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他毫无畏惧，在认真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的同时，积极贯彻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和技术水平在空军十厂大胆地开展技术工作，使自己成为技术权威，得到了十厂群众的信任，十厂的机械士曾以全厂人员的名义赠送他一个银盾，上面刻着“严明公正”四个大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派第十四航空队和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来华参战，十厂也成为美军的三〇一基地。美军当年使用的B—25D飞机可在机翼两侧各挂一个500公斤重的炸弹，飞机上装有12挺机关枪，机身中部有上下两个枪塔，比较笨重。用这种飞机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很有效，但杀伤暴露在地面的敌人效果就不如多枚小炸弹。当这批飞机送到十厂检修时，任修选课白铁股股长的郭佩珊向美军提出改进飞机的设计方案并被采纳。按照他的方案可把装两枚重磅炸弹的弹仓改为可装25枚小炸弹的弹仓，这样使用同样总重量的炸弹而杀伤力却比过去大得多。然后又取掉一个枪塔上简易活动机枪架，不仅减轻了飞机的总重量，而且使机枪手操作更为方便。用他的设计方案改装后的飞机，有力地打击了入侵云南的日军地面部队，取得了辉煌战果。他得到美军称赞，国民党空军特准他晋阶连升三级，发给大额奖金，还任命他为十厂修造课课长（相当于生产总工程师），负责与美军联系。从此他在十厂站住了脚，特务也不敢轻易地对他怀疑、监视，这为他更好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瓦解敌人、联系上层人士、破坏国民党空军的武器装备带来了有利条件。

日本投降后，美军撤离回国，在云南境内留下250多架破损飞机。国民党空军以废料价格全部买下，送到十厂检修处理。郭佩珊检查这些破损飞机后，发现大部分飞机的发动机、仪表、电器、机械等基本完好，可以修复上百架。但他不仅一架也不修，而且采用破坏、肢解、变卖的方法使这批飞机不能投入内战。

按照省工委的指示，郭佩珊在十厂从事地下活动是实行单线联系，不与在十厂的任何党员发生组织关系。但当十厂共产党员、进步同事遇到危险，他总是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工作地位和与上层人物的关系，帮助厂内党员和进步同事紧急疏散，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

1948年8月，十厂奉命迁回杭州，郭佩珊根据党组织指示，一方面想方设法拖延迁厂，一方面请云大校长熊庆来致函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商聘他为云大航空系教授。（在这以前郭佩珊一直兼任云大航空系副教授。）又请云大机械系马光辰教授疏通，终于获准长假，离开十厂。在离开空军前，他给云大航空系弄到一台飞机发动机和一些航空器材，还到南京活动为云大航空系批拨了两架报废的直升飞机，使云大航空系的教学设备处于国内高校领先地位。1948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统战小组组长，负责联系军政、新闻、财经各界上层人物。

郭佩珊在云大主动与广大师生交朋友，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支持师生进行反蒋、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得到师生的信任，被选为由教授会、职员会、工警会、学生系级常委会组成的“五联会”主席。

“五联会”在教职工中组织了读书会，发动教职工开展求生存、争生活待遇的斗争；与师院教职工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桂军入滇，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及要求政府迅速解决两校经费问题，参加并领导了昆明大专院校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1949年“九九”整肃中，国民党特务肆意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进步群众，一时昆明被白色恐怖所笼罩。9月9日国民党省政府宣布昆明戒严，接着宣布解散云大，由军警进驻学校，并在当晚派特务，按照“黑名单”在校内抓人。郭佩珊是黑名单上的第一人，但他在党组织及进步教授的帮助下，及时转移了放在家中的无线电发报机及重要文件，并安全离开昆明赴滇东北游击区。他在滇东北游击区担任地委统战部部长，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郭佩珊回到昆明，在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任宣传部部长。他利用《云南日报》、《正义报》及昆明广播电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

9月9日卢汉起义的当晚，在云南的国民党空军主管蒋绍禹迫于形势，表示愿意相应卢汉起义，当在第二天中午趁乱带着十多名空勤人员架机逃跑，造成起义空军人员人心惶惶，思想混乱，有的起义空军人员也准备叛逃。郭佩珊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刚成立的昆明空军飞机场司令部副司令，再度返回空军，协助起义将领张有谷做好起义人员工作。

郭佩珊依靠起义空军中的地下党员、民盟成员联系空军中的进步人士，在飞机场成立“空军工作人员联谊会”，由地下党员负责联谊会的具体工作，他担任联谊会监事，利用群众性团体开展工作。他到职后与张有谷共同签署通令，劝说在云南境内的国民党空军人员到司令部登记报到。该通令在《云南日报》上发布后的几天内，登记的总人数达到2023人。他还请求市委选派云大、师院中的党员、民青成员组成工作队进驻机场，协助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起义空军人员思想，团结了大多数起义空军人员。起义空军人员在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作战飞机的条件下，参加了昆明保卫战。他们用C-46运输机代替轰炸机轰炸仍被国民党部队占领的沾雨、蒙自、西昌飞机场，打破了企图利用这些机场进行空中支援包围昆明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的作战计划；为防止敌机对昆明内狂轰滥炸，昆明飞机司令部组成防空情报网，派出十八个手摇发报台，驰赴文山、开远、师宗等地观察敌机动态；派教练机代替侦察机追踪地面敌人的活动，及时报告昆明，以便发出防空警报，使城内市民有秩序地进行疏散，减少了伤亡和损失。卢汉在昆明保卫战胜利后，对昆明空军起义人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你们一千多人所起的作用比一个军的作用还大。”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进驻昆明，宣告昆明解放。3月4日昆明成立军管会，3月7日郭佩珊被任命为昆明机场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并兼任云南民航公司的军事代表，实施军事监督与办理一切接管事宜。随后郭佩珊率军事代表团及原起义空军中的党员、民盟成员等，对机场司令部进行军事接管。他们在起义空军中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治工作制度，保护空军机场、仓库等航空器材；从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中筛选150余名飞行员、机务员等到北京、重庆、成都等空军基地工作，支援了我国的空军建设。1950年8月1日，机场司令部整编为云南军区航空间，郭佩珊任站长。同年12月他调成都任西南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兼411厂厂长，从此离开了他战斗过10年的云南。1985年10月7日郭佩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3岁。

郭佩珊在云南坚持了10年党的地下工作，在异常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凭着他的机智和才华，长期埋伏在友军和敌营里坚持党的工作，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破坏敌机，阻止敌机参加内战；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昆明高校师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云南全境解放前夕，组织起义空军歼敌机改编昆明的国民党空军部队，发挥了特殊作用，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