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诚(1917～2004),男，北京人，云南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无线电物理学家。
王光诚出生于北京一个资财颇丰的家庭。其父王毓霖同时任保商银行经理和兴宝煤矿公司经理。很富正义感，曾慷慨捐资助八路军抗战。抗战胜利后，又曾经营华陆石工厂。家庭经济一直富裕充沛。王光诚四岁丧母，与继母相处不好，由此养成独立自主生活习惯。在兄弟妹中排行第二，聪慧过人，深得其父亲器重。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当时浓厚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气氛的熏陶下，他立志要学习电机工程报效祖国。
王光诚八至十三岁时在家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930～1936年，在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接受现代教育。寒、暑假期间，父亲特请一位美国学校教师来教他练习英语口语。六年中学快结束时，又为他择名校同济大学，品牌专业电机系。父亲又支持他专攻德语一年，以待入学同济大学的德语考试能顺利通过。
正当王光诚在上海报考同济大学时，1937年夏“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上海不能留了。亲友劝说，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最棒，还是回北京去读清华大学吧?可是，上月刚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下为难，他只好暂回江苏老家淮安复习功课准备报考清华大学。
时局超出意料地迅速变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进犯我国东部沿海各地。故乡近邻连云港岌岌可危，平津失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已奉命南迁湖南长沙，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老家不能呆了，他收拾行装踏上尾随“清华电机工程”求学征途。
当他行到长沙时，听说日军已攻下南京，武汉告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向大西南迁去。再一打听说去向不定：可能是迁桂林，也可能是迁贵阳。据后来传说，还是云南大学教授秦瓒(时为清华经济学院教授，因其祖上曾在云南为官，了解云南)力争迁昆明。1939年4月26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先锋队抵达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青年王光诚从长沙一路追踪到贵阳，刚好接上长沙临大迁移尾部。他跟着扫尾队伍跋山涉水进入昆明，经会考后，他被录取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新生。
开始头两年学业，王光诚与一般逃难来昆求学的大学生一样，经济窘迫。当时他与北京家和江苏老家的信息断绝，加上继母记仇，造成经济来源断绝。所携带的财物即将耗尽。政府发给学生贷金每月7块，食堂收去6块，余下的显然不够王光诚开支，只好找事做，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料艰苦的生活使他染上肺病，被迫休学一年。再复学时，他决定转学院。他在电机系就读时，就对工学院的实验课不满。据他回忆说，清华大学在搬迁中实验仪器损失严重，以致该做的实验极少，甚至连起码的动手能力课都没有开出来(实验仪器仅供演示)。而他所学“无线电”课程技术性很强，却不得动手!而这时理学院物理系名师云集，如微波物理任之恭，无线电物理朱物华等。每人讲授两个星期，各显神通。聆听名师讲课真是人生乐事。绝无学生逃学旷课。于是他决定转系读物理。
为了维持物理系，还有四年学习时间，他必须调节三个关系：保证功课学习时间，照顾好病体调节营养，利用课余去挣钱。为应付生活困窘，他只好上午听教授的课；下午去昆华女中教英语，或去天祥中学教物理；晚上去南菁中学做英语家教；星期天去天鹅商店管进货记账。这样下来自然收入不菲，人却很累。在快毕业前一年不得不再次休学。1946年，复学完成西南联合大学六年制学业，毕业了。得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员马大猷(后为中科院院士，声学所所长)推荐，来云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云南大学助教薪水很低。王光诚白天做排定的实验室带学生实习，晚上去昆明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经友人介绍，他本想去工务科接触无线电机，可能因保密，只安排他播音。同时，又有友人介绍去美国环球影片公司代理驻昆代理人，分发美国产影片给各电影院的经理。这项工作轻松，还可兼收售电子器材大赚其钱。这时收入很高。为了节省时间，他还买了摩托。在挣钱、复习功课准备考庚款留学美国的同时，并开始资助有才华的贫困学生。如1948年，物理系师生发起要资助一位很有才华但生活困难的学生李××的活动，李××仅差一年就毕业了，却面临辍学。结果全系捐助还不足一半，王光诚奋起凑足了另一大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际环境(先是美、英、法，后是苏联)对我国实施经济科技封锁政策。从国外转购进口的科学仪器、工业设备，不是配件短少，就是丢失“说明书”。高价购进还不能立即投入使用。严重阻碍国家发展。如20世纪50年代初，医学院购进一台“自动血球计数仪”,运输中严重损坏，“线路图纸”丢失。王光诚凭着自己的基础知识功底，较快修复了损坏的设备，使其得以及时使用。又如“文革”后，我国进口四台大型轧辊磨床，分给昆钢一台。由于电路用了新型可控硅器件，故对自控电路图不理解。请了王先生去协助安装成功，已投入使用时，另三台却还在搁置中。
那时，王光诚带领的云南大学物理系“中级物理实验室”集体中，王光诚、余昌龙、缪熙和等为省内厂矿企业、科研院所修复各种仪器、仪表不计其数，有的因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络关系。
王光诚对年轻人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年轻人说，物理学理论是建立在物理学实验基础上的，要得到精确的物理数据，就要看做实验的人对电子测试仪器的理解程度和配置测量器件的技巧。稍不留心就会得到“超国际水平”的奇怪结论。同时，他对年轻人又十分关心，曾义务为系上几个年轻老师开英语口语课。为此，“文革”中还被批判为“与党争夺青年”。“文革”中，王光诚因莫须有的罪名饱受摧残，他却能坦然面对。在被迫进行各种繁重的惩罚性体力劳动中，因为他相对比较年轻，总是让他领队，他总是设法照顾比他更老的那些“牛鬼蛇神”。
“文革”结束后，他立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组织上安排给他的各项工作。职称改革启动后，他负责全校理科申报，高职教师的英语考核，他不辞辛苦，认真细致地完成了这一烦琐工作，使领导和群众都感到满意。“十年动乱”,建设停滞，人口激增，住房奇缺。“文革”结束，开始盖了些住房，但僧多粥少，分房成了全校职工眼球聚集的焦点，学校房管科已难孚众望。于是由教代会成立分房管理委员会。众望所归，又是由王光诚(时为校工会副主席)来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重任。他实地走访申请分房的教职工住处。当他看到某青年教师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又小又阴的旧危房内，就很愧疚地对这位教师说：“我们工作没做好。”他主动地放弃自己分房，把一套带卫生间的新房分给了这位老师。在他主持分房委员会期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几次住房分配，而没有大的矛盾。
王光诚，秉承西南联合大学教学风范，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关注电子器件潮流，与时俱进地编写讲义。新中国成立初他推出了物理系适用的《无线电基础讲义》,20世纪60年代他编成《常用电子仪器电路分析讲义》；70年代他推出《近代电子测试仪器原理讲义》。他常说，做教师的职责就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常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资助有上进心的贫困学生。在物理系教职工中，每年凡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都要送上一份“红包”以资鼓励。他一生总嫌自己奉献不够，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感到不安。他没有等到评高职周期到达就退休了。但是，学校还是给予他“退评”教授待遇。在他生命之火快要熄灭的前夕，我曾带去一束粉色玫瑰，对他说：“红玫瑰艳而不香，白玫瑰香而不艳；这粉玫瑰既有微香又有微艳。”他听到后感到欣慰。
资料来源：
1.云南大学组织部档案室王光诚生平档案。
2.云南大学档案馆王光诚科技业务档案。
(张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