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充(1905.4～1979.1),字占熊，湖北黄梅县人。他生长在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家庭，其父石山俨在清朝末年参加了湖北省上层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组织的维新改革活动，担任过1909年成立的湖北省咨议局秘书长。1911年，爆发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石山俨参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
石山俨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竭力向子女灌输维新改革和民主革命思想。石充通过读私塾，奠定了文史基础后，其父将他转入新式学校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先后就读武昌文学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及上海南洋中学。
1919年，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给石充很大影响，1925年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后，他自费到美国学习。美国的繁荣强盛，使他认识到要拯救贫弱的祖国，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湖北大冶地区煤、铁、铜等矿藏资源丰富而闻名全国。1914年，当地的官绅投资建立富源、富华两大煤矿。石山俨是富源煤矿的主要股东，投入大量资金，但矿山缺乏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不善，年年亏损，这促成了石充在美国选学矿冶专业。他先后在美国矿冶名校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与进修，历时7年有余，获得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冶金工程师和哥伦比亚大学采矿工程师学位。1930年成为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的中国籍会员，1930年及1931年两次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纽约分会主席及中国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副主席，并任中国旅南北美洲华侨抗日大同盟执行委员。
在美国学习期间，石充为了学到更多知识，不仅主攻涵盖矿冶各科的有关课程，如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金属开采、煤矿开采、选矿学与金相学等等，还选学地质学、矿床学、地质钻探技术等课程。这些知识为他后来回国从事探矿、采矿、选矿、冶金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多次利用假期，参观考察美国矿冶企业，开阔了视野，1930年将考察美国西部铜锌铅矿厂的体会写成题为《铜铅锌实业浅说及西美铜铅锌矿厂考察后简述》的考察报告，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
1932年8月，已在美国学有所成的石充毅然回到祖国。1933年他被国家资源委员会聘为技正，负责湖北阳新铜矿地质勘探。他运用在外国学到的探矿技术对该矿区铜矿储量与矿石品位进行评估，写出建矿报告。还利用所学知识，多次为国内矿山解决矿石提炼中的技术难题，对当地的投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企业按他提出方案选矿，大幅度地提高了冶炼的质量，从而也提升了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成为当时著名的选矿专家。
云南大学矿冶系成立于1925年，是学校成立最早的工科学系，但限于人力、财力，延至1931年正式招生，但就读学生少，到1937年仅有5名毕业生。1937年8月，熊庆来接掌校务后，鉴于云南矿产蕴藏丰富，立志充实矿冶系。他认为：“学校成绩之良窟，过半由教师负责。”通过各种关系延揽名师到校任教，成为他办校的重要任务。1939年熊庆来写信请求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介绍精通有色金属的采冶专家到校任教，充实矿冶系教学力量。鉴于当时云南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央政府急需发展云南工业，特别是矿业的发展，故此，翁文灏竭力推荐得力下属石充到云南大学。石充久慕熊庆来学识与人品，欣然应聘，于1939年到达昆明。
石充受聘云南大学之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之际。从1938年9月28日昆明遭受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后，日本飞机迭次对昆明狂轰滥炸，为避免突袭，矿冶系1939年迁到滇西广通县舍资镇，后又迁往滇东会泽县。随着美国飞虎队对日寇的成功打击，日本飞机不敢再贸然袭扰昆明，1942年秋，矿冶系遂迁回昆明。在这动荡的岁月里，石充一直随系四处迁移，过着极不安宁的困难生活，甚至付出了很大代价。在会泽，他的幼女被水淹死。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一边教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开出“浮选”、“非铁冶金”、“选厂设计”、“矿床学”等多门课程与相关实验。抗战时期，云南是各种金属矿生产中心，但缺少研究机构对矿砂含量及金属成分的测试分析，造成资源浪费，产量低，政府的生产计划落空。为了改变这一技术滞后状态，政府和研究人员想了很多办法，石充针对会泽铜矿中的“马尾丝矿”进行了实验研究。
当时东川归属会泽管辖，东川铜矿闻名于世。东川具有丰富的马尾丝铜矿，蕴藏量大，但含铜低，一般的含铜量不过百分之二三。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马尾丝铜矿开采的经济价值争论不休，遂使东川的马尾丝矿数百年来无人利用，亦无人注意。东川落雪地区附近经开采而弃置无用的低级马尾丝矿砂已“盈坑满谷”。石充随矿冶系迁到会泽后，与同仁对马尾丝矿开发利用产生浓厚兴趣，1941年，石充利用矿冶系设备对马尾丝铜矿进行浮选试验。经过34次试验，得到了圆满结果。试验结果表明“马尾丝矿含铜3%，低级铜矿可在合乎经济原则下，用浮油选矿方法提选至含铜40%之富集品，选矿收获率可达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结论，不仅使马尾丝矿变废为宝，而且给东川铜矿注入了新生。因使用浮选方法选矿，长期困扰滇北矿务局发展的问题迎刃而解。
1941年，石充接替张正平工作，担任矿冶系主任。在主持系务期间，他按照熊庆来提出的“慎选师资”要求，竭力向学校推荐优秀教师到系任教，不断充实教师队伍。他接任系主任时矿冶系缺少地质与土木测量教师。他邀请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研发工作的孟宪民、许杰、王度等到云南大学矿冶系任教。孟宪民长期从事矿床地质研究，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床的矿物组成以及成矿理论有过深入研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开发和东川铜矿的地质结构颇有建树。1947年孟宪民还兼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杰是中国笔石地层学研究的奠基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他在矿冶系任教期间，对东川会泽的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先后发表《云南会泽一带之地质矿产》、《云南东川区域地质矿产》等论文。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学专业的王度，回国后担任过浙江省铁路局工程师，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正工程师兼设计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武汉长江大桥顾问等职。这些教师当时就在国内享有盛誉，是国内著名专家。这样一批大师级教师到矿冶系任教，提升了云南大学矿冶系的教学质量和在国内的知名度。
矿冶系承担着为云南乃至全国培养矿冶人才的重任，历来为社会各界重视和支持。1941年5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拨给矿冶系14万元专项补助费，石充用这笔经费添置仪器设备，在会泽县城黑神庙建起选矿、金相、火试金及湿试金四个实验室，其设备均是最新式的，“为全国各学校所无，可与欧美实验室相媲美”。金相室有显微镜照相机及磨片机全套设备，可做金相实验，并兼供透明不透明矿物的研究，这也是当时我国各学术机关所稀有的；火试金、湿试金实验室不仅设备完善，而且拥有全国最准确的试金天平称。石充在给熊校长的信中自信地说道：“鄙系遂在物质条件困难之下，毅然完成此项设施，想必为各矿冶机关所赞许也。”
熊庆来也十分重视矿冶系的实验室建设，1942年3月他获知矿冶系金相显微镜等仪器设备被滞留在缅甸，立即派校长办公室的白世俊去仰光交涉，使这些设备顺利运回云南大学。
当时，毕业生就业难困扰着许多专业的发展，矿冶系的毕业生则是“抢手货”。他们不愁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故与政府对矿业的重视，生产技术急需人才有关，也与矿冶系教师竭力推荐有一定关系。石充曾是资源委员会创办时期的技术人员，与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各工矿主管人员熟悉，这为毕业生的就业提供了方便。由于矿冶系毕业生有出路，不愁就业，矿冶系成了香馍馍，每年报考学生最多。报考学生多，矿冶系选择学生余地大，能进入矿冶系的大多是优秀的高中生。他们进校学习特别用功，不少学生毕业后成为企业技术骨干。1942年毕业于矿冶系的殷之文、徐祖耀在20世纪90年代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1943年，石充奉命到重庆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到重庆后他给熊庆来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信中写道：“本年矿系回校，一切困难均可根本解除，充亦得机辞退，私衷快慰，莫可言宣。现充业在资(源委员)会供职，眷属月内亦可来渝，惟远离矩训，以后尚恳时赐南针，藉资遵循。临池神驰，依依不尽。”抗战胜利后，石充离开资源委员会，返回家乡湖北。1946年被武汉大学聘为矿冶系教授，在1952年的全国各大学的院系调整中，他调到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选矿系教授。1979年1月3日逝世。中南矿冶学院为石充逝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原云南大学矿冶系毕业生叶长溶研究员参加了追悼会，原云南大学矿冶系同仁、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张文奇、东北工学院副院长马龙翔、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祖耀院士等致以唁电并托人献花圈。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许杰在唁电中写道：“昔年在云南大学矿冶系任教时，与石充教授时相过从，自会泽别后，转瞬之间，不觉已逾数十年，回想石充教授关照之情，时常思念”,“石充教授毕生从事矿冶教育，培养人才，殊多贡献，深为景仰”。
资料来源：
1.云南大学矿冶工程学会：《矿冶通讯》,1943年4月20日。
2.中南矿业学院石充教授追悼会筹备办公室：《石充教授悼词》,1979年3月14日。
3.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科学技术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4.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5.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大学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6.采访石充之子石承增先生。
(刘兴育)
